怎样死去是个问题
2009-04-02

2009-04-02 02:10:00 来源: 华商网-新文化报(陕西西安)

  对于癌症晚期患者来说,活着还是死去,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更有尊严地死去,没有更多痛苦地死去。

  清明节将近,记者历时一周,深入宁养院。随同医护人员,走进城乡7户贫困癌症患者的家庭。

  这些贫病交加的患者,除肉体上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痛,还苦于无力获得适当的镇痛药物和有效的镇痛指导。2008年10月23日,李嘉诚基金会和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共同创办宁养院,提供免费的镇痛治疗和心理辅导,随着大学生和社会义工的加入,让患者们感受到了社会的一丝关爱。

  生命。

  临走时,李亚军大夫俯身嘱咐老太太:“大娘,药吧——你就吃,你别舍不得,到点儿就吃,没了就给你拿来,噢——药能供上你,噢——”

  长春市二道区一处老棚户区内,几户人家共居一个院落。其中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被隔成内外两间,里间的小炕上,81岁的李老太盖着被,已经起不来炕一个多月了。炕洞里没有火,室温很低。外间生着炉子,炉火微弱。为了省煤,烧的树枝杂柴都是她83岁的老伴儿四处捡来的。

  铸铁炉子和西墙上实木外壳的上海产“三五”牌挂钟,都已有40多年的历史,记录着这个家庭的历史和沧桑。

  李老太一生拉扯大5个儿女,早年在街道工厂打过短工。老伴儿身体尚好,有千余元退休金。

  老两口的5个儿女都下岗了,大儿子已经59岁,在等着到60周岁领退休金。53岁的老儿子半个月前回到老人身边,晚上睡在外屋的旧沙发上。他目前靠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岗位——站岗,每月有几百元的收入。

  3月26日下午,宁养院的李亚军大夫和社工心理师薛志坤来了,蜷缩在炕上的李老太哽咽着说:“不想活了……这咋整啊,太遭罪了!”

  薛志坤坐到炕上拉住老人的手:“哭一哭能好受点,啊——”

  “嗯哪——”

  “那哭一会儿就行了,噢,别哭时间长喽——哭时间长了就该累了,给你吃点儿药,就不疼了。”

  “那敢情好了。”老人低声抽咽着。

  老人的手很凉,李亚军告诉老人的儿子添炉火。接着详细询问老人的病情,再对老人进行全身体格检查。

  宁养院大夫的主要工作是询问患者的病史和用药情况,确定患者疼痛的部位、程度和特征,是否打嗝、呕吐、腹胀以及便溺情况。其中,确定疼痛的程度最重要。他们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三级阶梯镇痛疗法,对疼痛进行严格的评分,据此为患者开出不同种类、剂量的药物。

  13年来,李老太陆续患上多种疾病。2007年4月,李老太的脊柱和胸椎剧痛,去年确诊患了多发性骨转移癌。一个多月前,剧痛把老人彻底击倒。

  根据李老太的主诉,最后她被评估为重度疼痛,李亚军大夫为她制定了止痛方案,在纸条上写好了每种药的服法和时间。

  临走时,李亚军大夫俯身嘱咐老太太:“大娘,药吧——你就吃,你别舍不得,到点儿就吃,没了就给你拿来,噢——药能供上你,噢——”

  3月30日下午,李老太用上药后,疼痛有所缓解,但还是打嗝,难以进食。医生的上门服务让老人非常激动,她开始惦记着什么时候能够站起来。

  “你看政府多好啊,大夫上门来了,就是有钱人,大夫也不一定上家来啊!”张女士安抚着炕上面色蜡黄、眼神暗淡的丈夫。

  在长春西郊棚户区一所幽暗的平房内,张女士52岁的爱人患上了直肠癌,并且肝转移。患病以来已经瘦了30多公斤。

  张女士的爱人现在最割舍不下的是两个还没有成年的儿子,他们一个当学徒,一个在读职业高中。“学费靠舅舅,只能将来自己还了。”张女士说。

  张女士的爱人年轻时从乡下返城后一直没正式工作,到处做水暖工维生。一家人多年来租房度日,租金从5块、15块、30块、50块都花过,目前住的旧平房是丈母娘的。两口子现在只有几百元的低保收入。

  张女士的爱人发病后没有手术,进行过几次化疗,都因为没钱停了。3月24日下午,宁养院大夫去探访时,他已卧床4个多月,没钱买有效的止痛药,只能用些中药偏方。

  宁养。

  “宁养是李嘉诚先生命名的,其实就是临终关怀。但是‘临终’这两个字中国人可能不太喜欢,所以想出了宁养——安宁地收养或疗养。”

  李老太他们还没有完全明白,为他们免费提供药物的不是政府,而是李嘉诚基金会。

  去年10月23日,吉大一院宁养院在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下开业,这是该基金会在国内创立的第28家临终关怀机构。

  “1998年前,李嘉诚看到亲友在癌症晚期时受到的折磨——他们可以买最好的止痛药,但临走的时候还是这么痛苦。李嘉诚想到,内地有几百万的癌症晚期病人没办法买得起止痛药,更是受不了这种痛苦。他觉得,这些人都为社会作出过贡献,走的最后一段路应该比较平静、有尊严,所以在1998年,在汕头大学医学院创建了首家宁养院。”汕头大学发展基金会执行董事罗敏洁女士在宁养院成立典礼上说:“宁养是李嘉诚先生命名的,其实就是临终关怀。但是‘临终’这两个字中国人可能不太喜欢,所以想出了宁养——安宁地收养或疗养。”

  李嘉诚基金会每年为吉大一院宁养院提供120万~130元的运转经费,用于患者止痛药物的采购及宁养院出诊及办公费用,吉大一院配套提供7位医护人员的工资福利及办公场所。

  半年以来,宁养院的专用车已经行程1万多公里,为患者提供免费的、家居式的止痛服务,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宁养院的服务半径确定在长春周边150公里范围内,出诊可以抵达四平、辽源、东丰、吉林、榆树、农安、松原等地。

  “贫困、癌症、晚期、疼痛”8个字,是宁养院服务对象的标准。从成立至今年3月31日,已经服务了112位患者,其中40位比较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不求延长生命,只求生命质量。宁养疗护的关注焦点在于患者痛苦症状的控制、舒适和尊严,是以病人为中心,而不是治疗癌症为中心。

  “宁养院是我们医院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为花钱设立的部门。我们第一次设立不挣钱的部门,就是为了一种精神、一种善良,表达我们全院职工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吉大一院院长王冠军在开业典礼上说,“我们要培养员工乐于助人的善良心态,提高整个医护人员的道德水平。”

  近日,在省慈善总会的推动下,经过媒体报道,吉大一院宁养院的电话88782888成了热线电话,突然增长的患者需求让7位工作人员更加忙碌。目前,还有70多位患者等待他们出诊。

  3月26日8时许,长春市中心一位住在6楼的患者家是当天出诊的第一站。李亚军大夫爬到三四楼间,一位九台农村的老太太打来电话,哭着说用了她们的药,不那么疼了。李亚军安抚了老太太,又向患者家走去。

  “有同事问过我的感觉,我说,知道患者用了我们的药就不那么遭罪了,我们也有成就感。”李亚军大夫告诉记者。

  回避。

  老人现在还不完全知道自己的病情,家人不敢告诉他,但老人心里好像知道,总说“得了那个病”,恐惧心理让他回避不祥的字眼。

  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统计,中国居民自费医疗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近年下降到50%左右,但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在新医改方案中,各级政府将加强医疗投入,加强新农合医疗。而目前大量癌症晚期患者中,必然有人等不到新医改方案的惠及。

  癌症晚期患者迫切需要镇痛药。依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药品被严格管制,开药有时间限定。但那些无力住院或走动的患者往往难以及时获得曲马多、吗啡等药品,有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得到可以定期开麻醉药物的“麻卡”。

  “我一天就是俩事儿:整钱,整药!整钱,整药!往长春去的车没有不认识我的,他们都知道,我一去就是整药!”在农安县乡下,近60岁的张老汉说。他34岁的独生子处于胰腺癌晚期,已经瘦到不到40公斤。癌细胞吸走了他大部分能量,他只能把双腿蜷在胸前弓身埋在被子里,晚上经常疼得直撞墙。

  家人给他打过杜冷丁,有点过敏,后来又用吗啡,还有一种很贵的药。“用量很大,因为太疼了。”止痛药物一般应该从低级用到高级,但这些患者药量轻重已经颠倒,并且产生了耐药性。而患者和家属不知道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不推荐杜冷丁作为癌症治疗药物。

  “我们出院以后就没有医生指导了,通过亲戚朋友能整来什么药就用什么药。”3月27日,张老汉告诉记者。

  “2008年合作医疗报销了大约30%,接近4000元,但2009年的治疗花了共四万六,报销回来不到7000元。本来还能多报点,因为用的好药不在报销范围,当时医院也不告诉你啊。”张老汉说。

  记者后来得知,患者于当晚离世。

  二道区劝农山镇67岁的徐大爷患上了肺癌,在医院确诊后没有进一步治疗。老人的二儿子介绍,老人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但“用不上,因为自己还得花很多钱”。

  老人所在的屯子,还散落着一些泥草房。他现在和后老伴、大儿子住在一起,去年才靠贷款和政府给的6000元钱盖的新房,花了4万多。“不盖也不行了,原来的泥草房倒了。”

  老人现在还不完全知道自己的病情,家人不敢告诉他,但老人心里好像知道,总说“得了那个病”,恐惧心理让他回避不祥的字眼。

  问诊结束后,老人拿到了药,不用再“胡吃药”了。大夫离开的时候,老人伸出手,眼中满是感激和期盼。

  “晚上疼得都直撞墙,我怕他自杀!”一位患者的妻子悄悄告诉大夫,她的丈夫患直肠癌已经扩散,自己还不完全知情。癌细胞的迅猛侵袭,不只折磨患者的躯体,还有意志。

  生死。

  病人如果能够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能直言不讳地谈论死亡问题,既有利于治疗,还能妥善安排后事。但记者采访中接触的一半患者,不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

  坦然面对死亡并不常见。震惊、怨天尤人、内疚、渴望、抑郁、绝望、接受,是绝症患者交替出现的各种反应。

  “生和死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每个人最后都要死,怎么看待生死间的过程,我们往往回避。如果每个人接受了死亡教育,就会知道怎么样准备好。”宁养院主任刘芳是死亡教育的呼吁者。

  汶川大地震后,曾有人建议在全国中小学中普及生命教育,让孩子们学会正确地对待灾难和死亡,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达观看待生命。英美等国开展死亡教育,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中国个别地方开展的死亡教育经常面对争议。

  病人如果能够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能直言不讳地谈论死亡问题,既有利于治疗,还能妥善安排后事。但记者采访中接触的一半患者,不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家人不敢告诉他们实情,这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而面对癌症,有信仰的患者多数能够坦然面对,其间差别显然有文化和宗教的因素。

  在刘芳看来,加强死亡教育对推动临终关怀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一个传统观念中忌讳谈死的民族,死亡教育面临的障碍很多。传统意识中对亲人不到最后一刻不该舍弃的伦理观念,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缺憾构成。而死亡教育有助于改变我们的畏死心态,还能获得健康的死亡知识,其核心内容在于生命价值和生命质量。

  从缓解病人恐惧、焦虑的心理,保持病人的尊严、预防自杀,到安慰死者亲属,从提倡临终抢救的科学和适度,到丧葬文明,都需要加强死亡教育。

  “未知生,焉知死”的传统观念,需要转换为“未知死,焉知生”。“有准备的死和仓促的死,过程是不一样的。”刘芳认为,绝大多数病人都需要一根“拐杖”才能平静离去,而这个拐杖就是死亡教育。

  4月3日14时,刘芳准备在吉大一院1号住院楼6楼面向公众讲授死亡教育公益课。

  记者手记

  知死而后勇

  母猴会把死去的幼猴携带一段时间,直到掉下丢失。因为母猴不知道什么是死——既不知道幼猴会死,也不知道自己会死。而人知道这一点,因此,死亡对人是一个难题。

  刘芳告诉记者:“面对癌症,乐观几乎是没有的,但有的人比较坚强,比如在长春开通抗癌博客的患者罗华晨。”

  记者深知,在任何社会、国家和年代,都会有少数人难以自食其力、贫病交困,而面对癌症,即使小康之家也不堪重负。但随同宁养院医护人员采访期间,还是时时感到触目惊心。一个晚上,记者和几位大学同学聚会,觥筹交错间谈及,比较那些贫病交困的人们,某些声色犬马、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生活,也许应该令人感到“不安”。

  和那些大学生义工一样,记者也经历了一次丰富的死亡教育。社会的肌体和个人的肉身,都需要更多的养护和珍惜。

  长生不死,并非是最好的期待。因为生命必将走向消逝,莫如知死而后勇,接受这个结果,“向死而生”。该记住源自《新约》的表达,尊重“轻如鸿毛”的消逝。本报记者一陶

  背景

  1/3以上

  甚至一半以上的癌症

  都可以预防

  去年4月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了八成以上。目前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与中国相反的情况是,美国的癌症死亡率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年下降。

  从国际经验看,控制癌症的根本出路在于预防。世界卫生组织指出,1/3以上甚至一半以上的癌症都是可以预防的。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癌症控制重点在于预防。市场经济兴起后,有限的癌症防控资源大多被用于中晚期患者的治疗,农村地区的癌症防治工作更趋薄弱。

  原因

  原因

  1.控烟

  1.环境污染

  2.紧张的生活节奏

  2.早期发现

  3.不合理的饮食及不良生活习惯

  3.治疗技术进步等因素

  中国

  美国

  ——吉林省卫生厅副厅长侯明山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董志伟教授

  卫生部2003年底颁布的《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年~2010年)中,明确提出“预防为主”和“以农村为重点”的原则。从2005年起,卫生部启动了中央转移支付癌症早诊早治项目。

  制图马勇

  宁养院起步初期缺少义工,于是找到吉林大学义工协会。

  “之前,我们为贫困儿童做家教,看望孤寡老人,或者去孤儿学校看望小朋友。我们觉得看望癌症患者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就同意和他们一起做。”

  杜鑫,义工协会负责人,是吉林大学西班牙语系大三女生。3月26日晚上,她和两个伙伴向记者谈起了宁养义工经历。

  从前期筹划到第一次走进癌症患者家,杜鑫陆续组织了23个大学生义工参与。她和吉林大学商学院大一女生张健楠、蔡宇田等义工,触及到了底层社会,并体验到独特的死亡教育。

  “我第一次从癌症患者家回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这辈子第一次跟我爸说‘爸,我爱你!’我觉得,等到他老了后说这句话就太晚了——到现在为止,我几乎和我所有的家人都说了一句‘我爱

  “我第一次从癌症患者家回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这辈子第一次跟我爸说‘爸,我爱你!’我觉得,等到他老了后说这句话就太晚了。”

  你’!”杜鑫告诉记者。

  杜鑫和同学的第一次宁养义工服务,是看望南岭体育场附近一对老夫妇。

  “我们回来后,有的同学都快哭了。他们家实在是困难到极点了,老奶奶已经70多岁了,1987年出了车祸,伤到脸部,后来得了皮肤癌。杜爷爷和奶奶都是省市级劳模,一整面墙全都是奖状,但他们单位黄了,两个女儿都下了岗。杜爷爷晚上要出去打更,赚钱给奶奶治病。奶奶的身体完全是皮包骨,一再说‘不想活了’,觉得太拖累老伴儿。但杜爷爷觉得,奶奶活下去就是他的一个动力。因为杜爷爷有工资,他们家没有办上低保。”

  “我们到那儿后奶奶特别开心,但同时也特别伤心,因为房屋狭小,没有地方坐。当时我们就特别感慨,为什么她就没有医保或低保呢?我们有点儿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杜鑫说,“我学西班牙语,知道西班牙有病看病是免费的,包括手术都是免费的。”

  长春市临河街附近的50多岁的孙大娘患了癌症,丈夫卧病在床,儿子前一段又出了车祸。商学院大一女生张健楠去过3次孙大娘家,由于治疗不及时,孙大娘的病情已经恶化。

  上周,大娘没了。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经历过身边人离去。前几天知道大娘走的时候,正在接受宁养义工培训。第一次感觉死亡离你这么近,身边的人就这样没了。还能想到上次陪她聊天,大娘本来要上厕所,看到我们三个人走,她看着我们穿上鞋,走了,才去上厕所。”张健楠说到这里,声音越来越低。

  “我刚开始接触癌症患者的时候,回学校第一反应就是注意日常饮食。我经历的患者是胃癌,肯定跟日常饮食有很大关系,然后上网收集资料,怎样预防癌症,平常应该注意些什么。”张健楠说。

  做义工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说,已经远远不是付出,而是收获。

  按照宁养院的计划,为几百位患者提供服务,显然还需要更多义工提供取药送药、聊天、购物等服务。据了解,目前有45位大学生和社会人士通过报名面试,吉大一院内部的医护人员也有人愿意加入义工队伍。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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