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好文章，作者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教授。文章指出社会服务的对象绝大多数是穷人，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处处受排斥。文章回顾了传统社会工作的理想主义传统怎样理解贫穷现象，二战后至七十年代根据这种观念所推行的社会工作实践的局限，并在最近二十年新右派（作者认为新工党的第三条路线不过是新右派的变种）执政下社会工作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章最后部份提到英国前线社工普遍陷入困境，有深深的无力感，读来就像谈论本地社福界的现况。Chris Jones认为贫穷以及由此伴随着的歧视和社会排斥，源于资本主义下面的不平等。如果这种”社会阶级分明的结构”仍然不受挑战的话，很难对社会工作前途感到乐观。
有兴趣进一步阅读的朋友，可参考Chris Jones的两本著作《国家社会工作与劳动阶级》（State Social Work and the Working Class , 1983 , Palgrave Macmillan)及《贫穷、福利与惩罚性国家》（与Tony Novak合著 Poverty, Welfare and the Disciplinary State. London ,1999 , Routledge）。后一本书好找，前一本恐怕要到大学图书馆才能借到。
文章英文原文：
http://www.blackwellpublishing.com/content/BPL_Images/Content_store/Sample_chapter/9780631223917/001.pdf
英国的社会工作和其它地方一样，埋首于贫穷和社会排斥问题。使用社会工作或在强制下获得社会工作帮忙的人，绝大多数是穷人，来自人口结构中最弱势的阶层。尽管社会描述或认知贫穷的方法随着时间改变，这种情形却不曾变过。根据北美社会学家Alvin Schorr（1992,p.8）的观察，“接受个人社会服务（personal social services）的案主最显著的共同特色是贫穷和被剥夺。或许咸认社会服务应该建立在普世原则上的缘故，通常这个特点没有人会提起（Often this is not mentioned），只是在这一行里大家心照不宣罢了。一项又一项的调查显示，案主都是失业的人，或严格来讲，就是没有受雇--目前没有工作，也没有去找工作的人。或许其中有半数领政府的收入补助（income support），但收入仅及补助标准或在标准之下的人多达百分之八十。（黑体字乃编者所加）”
社会工作案主如此明显的人口特色居然通常略过不表（not mentioned），十足透露社会工作与穷人的关系，以及英国社会工作做为国家处理穷人问题机构的独特，甚至怪异之处。社会工作尽管处理穷人问题，却似乎不肯承认这个中心事实。然而，通常是贫穷及随之而来缺乏社会政治影响力与资源两者结合的结果，破坏了社会工作案主的生活与幸福，削弱他们料理事情的能力--不管是孩子的、伴侣的、衰老的事情或疾病。就这方面来说，切记贫穷从来不单指物质资源匮乏，虽然这点也很重要；诚如Novak（1995）所言，它也指一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亦即他／她的身份和地位。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甚至能够更精准的指认这种关系的某些关键特色，在英国，贫穷一般指社会地位低下、贫穷权力、生活选择受限，以及一大堆在住屋、教育、就业、健康和休闲等方面的不利条件。这些不利因素又互相纠结成一张网，让人格外难于挣脱，英国社会阶级分明的结构已持续存在两个世纪以上，就明明白白反映了这个现象。如果再结合其它形式的系统化区隔，诸如”种族”（race）和性别，贫穷的后果变得更加悲惨（Becker and MacPherson, 1988）。
这些后果非常明显，许多社会工作者知之甚详。我们还有各式各样丰富的研究资料，详述贫穷及不平等对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造成的冲击（请特别看Wilkinson, 1996）。例如，你很可能比和你同龄但地位较优越的人短命，你的子女有较大风险碰到重大疾病或意外，你比较可能得癌症和心脏病，读最差的学校，住最恶劣的小区，做最低贱的工作--如果还找得到工作的话，此外还得忍受别人堂而皇之对你的生活和人品极尽诬蔑之能事。简而言之，这就是社会工作的环境。从它的起源，维多利亚慈善组织协会（Victorian 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 COS）开始，现代社会工作（有别于更早形式的施舍救济）一直以特定阶级为对象，而非普渡众生。它尤其关注社会中最穷的人的生活。本章大略讨论社会工作这个行业如何愧对穷人，而在减轻贫穷对社会最弱势者的冲击方面，成就又是如何乏善可陈。
正视贫穷问题
要弄清楚社会工作与贫穷的关系，必须先了解社会工作一直想把服务对象所面临的问题，解释成主要是个人和家庭缺陷造成的，而非根源于社会操作和运转方式。这种保守的解释法，加强了资本主义社会繁殖贫穷与不平等的基础，并把焦点转移到穷人的性格、品德和生活方式，而赢得可观的支持，尤其受社会菁英欢迎，后者为了合理化他们所享的特权，遂将特权归因于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能力才智。社会动用了相当大的努力和资源来巩固这种观点，有很长一段时间诉诸宗教，晚近则祭出社会科学来支持它和自圆其说。在如此睥睨的眼光注视下，穷人的弱点被抓出来解释为什么贫穷的根源在穷人自己身上（Murray, 1990有极佳的阐述）。同时，资本主义被吹捧成人类所可能找到的最佳社会经济制度，最可能增进广泛人类福祉。自苏联帝国在二十世纪将结束之际解体以来，资本主义绝对优越论愈发甚嚣尘上。
在这场关于现代社会贫穷的成因和特性的持续争论中。社会工作只不过是众多出于保守派思维模式（conservative paradigm）的国家福利措施和活动之一（Jones and Novak, 1999）。然而，在庞杂的国家福利服务中，社会工作地位独特，它一直和社会中最贫困的人打交道，因此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利的观察位置，可供探究此种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实践方式，以及社会工作如何既反映又促成社会对贫穷的普遍看法。当资本主义社会试图解决贫穷问题，而不只是限制或约束穷人时，会遭遇困难和压力，社会工作往往首当其冲，尤其是法定部门的社会工作。下面我们将讨论，社会工作试图”解决贫穷问题”（do something about poverty）的野心，有时造成它与广大福利体制及国家整体的关系多少有点扞格（problematic relationship）；有些机构倾向于用严惩及污名化的办法去对付像社会工作案主那样，一般认为不具经济和社会价值的人，社会工作跟这类机构的摩擦特别多。
把穷人视为麻烦
在现代英国社会工作史上，创立”慈善组织协会”（COS）的先驱者地位特别重要，因为他们设定了这一行的主要工作原则。有意了解社会工作发展的人应该特别注意Charles Loch（1904）、Bernard暨Helen Bosanquet（1914），以及Octavia Hill（1884）的论述。尽管他们的观念和政策主张并未完全实现，但他们对英国社会政策的影响历久不衰，足以和Beatrice及Sydney Webb等人相提并论。他们的论述思想缜密、立论严谨，奠定社会工作后续理论和实务发展的基础大要。他们对社会工作看法的重要理论支柱，来自理想主义派哲学，Bernard Bosanquet（1895）是此派在十九世纪尾声的领导人物。简单说来，这一派哲学主张道德（包括想法、价值和人格在内）高于一切，决定了人在社会的地位和幸福（well-being）。它并未完全忽略诸如环境卫生和适当居住条件等更广大社会因素对个人福祉的影响，但相较于唯物论者主张结构问题高于一切，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性质本身造成贫穷困苦的论点，理想主义者却认为性格才是主要决定因素。他们的立场清楚呈现在COS月刊这一段文字里：
无庸置疑英国劳动阶级的贫穷不是环境造成的（因为他们的环境好过欧洲任何一国的劳动人口）；贫穷是因为他们的习性只管眼前、不顾将来且不如节俭。
他们如果想富裕起来，就必须彻底洗心革面、自我约制和多为明天着想。（Charity Organisation Review, 1881, vol.10, p.50）
对这些社会工作先驱而言，劳动阶级穷人的贫穷和匮乏，不是物质资源不足所致，而是这些人的品德不好；在他们看来，改变穷人的个性（和行为），是解决贫穷问题的唯一方法。COS第二十三次年度报告（The 23rd Annual Report, 1891）简明扼要地概述了此一观点：
大体说来，做完一切该做的推理之后，我们可以这么说，性格决定命运；因此，要永久改变命运就必须从性格着手。能够从外在去改善命运的事当然要做，但不去改变内在，效果不会持久。
COS的理想主义观点不仅解释贫穷困苦的原因，还指引干预和工作的方向。毕竟社会工作不只是一个解释贫穷的行业，它还是一种社会行动：解决贫穷和人类苦难。社会工作决心采取行动，因为它相信穷人有救，可以提升到对社会发展有益和有贡献的地步，这也是社会工作被视为自由派和人道主义的部份来由。更保守的看法则主张，绝大多数处在社会体系底层者，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有生物上的缺陷（flawed biology）（这种特别恶毒的意识形态，一直靠种族歧视延续生命，最近又利用”下层阶级””underclass”的概念借壳上市），因此不能也不该替他们做任何事；社会工作与之相反，虽然附加了一些重要的条件限制，但倾向于在保守架构里面（within）提出比较乐观的看法，认为穷人还是”有救的”（redeemable）。近几年来，尤其欧洲和美国新右派政府上台之后，此一较乐观的看法备受攻击和污辱，指责它对待最贫穷的人过于软弱，养成社会工作案主的依赖心（Cannan, 1994/5）。
个案工作和社会民主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依照COS先驱当初构想设计的所谓古典社会工作，在社会民主时期成果最为丰硕，那段时期在英国维持了大约三十年，从1945年到1975年。当时主要政党及一般菁英大致有个共识，认为社会工作可以也应当发展成一种国家行动，理由是家庭个案工作能够有效减少贫穷，尤其随之而来的家庭破碎、疏忽儿童和青少年犯罪等诸种社会问题。引用佛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psychodynamics）的观点，社会工作将自己定位为致力于改造人口中那百分之十似乎困在贫穷绝境者的那种（the）社会策略。那些人被形容为”问题家庭”（problem families），即使促进充分就业和大幅扩充国家福利的凯因斯经济政策在1948年后付诸实施，他们被认为还是没有能力从进步中获益。此处可以看出社会工作的理想主义渐趋成熟。社会工作理论家和实务工作者大言不惭地宣称社会工作可以带来持久转变（这个主张从未实现，后来反弹回来成为攻击这个行业的口实），自称已掌握个案工作的工具与知识，可以持久改变最贫穷者的性格和道德。他们仍坚持保守派思维模式，把最贫穷者的问题归诸于性格和道德，尤其关注劳动阶级的母亲，认为社会工作只要干预这些家庭，并和这类母亲建立密切关系，便可以促成持久的内在（internal）改变，达成COS先驱衷心向往的目标。英国社会福利在1945年后扩充，此时社会工作的理想主义，加上它强调的贫穷文化及贫穷与剥夺因果循环的说法，获得广泛支持。即使如此，还是要等到1970年代初期，社会工作才有自己的国家机构，由地方政府社会服务署负责（在苏格兰是社会工作署），这多少透露社会工作或许从来不曾得到全心全意的支持。左派方面，有些人相信，遭受最严重剥夺的人需要更好的救济，而不是社会工作；右派方面，包括国家刑事司法体系内的很多人，则反对社会工作的自由派作风，认为它对案主太软弱，造成他们对福利的依赖。
在1945年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工作深受佛洛伊德学派影响，处理贫穷问题时实行一些不近情理的措施，虽然从理想主义的架构来看，这些措施完全可以理解。从案主的立场来看，当他／她发现自己的贫穷和种种随之而来的困苦，现在被视为仅只是更深层心理问题的表象，一定会困惑不已。贫穷的本身（per se）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家庭关系里的暗潮”（deeper disturbances in family relationships）（Rodgers, 1960, p.89）。一如Helen Bosanquet一个世纪前的主张，社工员中颇有些人认为，案主遭遇困难和痛苦不是因为他们缺钱，而是因为情绪困扰使得他们乱花收入（Smith and Harris, 1972）。
这种观点意谓着社会工作实务倾向于把社会问题当个人问题处理，而且淡化案主生活中物质匮乏的冷酷现实。更确切的说，它把物质救济，尤其是金钱援助，当做应急的最后手段，仅在情况危急到可能威胁眼前个案工作关系时才使用。在各式各样心理学概念层层包裹下，社会工作处理物质援助时，往往对案主极尽刁难之能事，即便决定发放，也是在严密监督下为之。这种措施如今已在社会服务机构根深蒂固；目前各机构的普遍做法是，尽可能避免发救济金，改为发福利券（vouchers），并限制在指定的折价商店使用。当然，发福利券总比什么都不发好些，但对案主来说，这终究是一种羞辱和鄙视的帮助形式，摆明了他们是没有用的人，和社会大众不同。此外，福利券和其它形式的国家救济一样，需要办各种申请手续，连这么一点微薄的援助都需要申请，此事本身即可能是一种羞辱，进一步损伤案主的自尊心。坦白说，这实在是很无礼的福利。
窒碍难行的策略
纯粹就理论来说，社会工作希望透过个案工作关系，把案主矫正过来，变成品行端正的公民，有孩子的家庭尤然。社会工作从来没有妄想过凭这种方法可以彻底消灭贫穷，但它确实相信个案工作能够帮助贫困家庭用比较不反社会的方式面对贫穷，或能够灌输他们正确的看法和价值观，以确保他们的孩子不会误入歧途及养成所谓的寄生行为（如长期依赖社会福利），进而可能成为有用的，能自食其力的人。经验却证明这种策略窒碍难行（以它对贫穷和穷人的保守定义，这个结果在预期当中）。
困难很多。一方面，社会工作不受穷人欢迎。自有社会工作以来，劳动阶级的穷人始终普遍抗拒社会工作干预，抵制社会工作对他们的贫穷困苦摆出鄙视、高度干涉和说教的态度。渐渐地他们变得害怕社会工作，因为社工员取得更多法定权力，可以在干预无效时把孩子和其它人从家庭带走。许多案主和潜在案主对社会工作似乎有一种观感，认为社会工作是问题的一部份，而非解决方案的一部份。例如，根据种族平等处（Race Equality Unit）处长Ratna Cutt（2000, p.28）的报告，”黑人小区对社工员的认知是，只要和社会照顾机构有任何瓜葛，结果一定对黑人不利”。
另方面，个案工作法本身也有一些内在的困难。从它的实施环境来看，这种方法有些不切实际。治疗关系（therapeutic relationship）本来就够难建立了，如果参与者再心不甘情不愿的话，更是难上加难（大多数案主不是自愿前来接受社会服务机构治疗，而是经由第三方转介，通常是由其它公家机构送来，如法院、警方、家庭医师、保健员或学校）。然后还有社工员和案主的权力差别问题，这使得双方关系非常不平等，不管他们原来的社会和阶级差距如何。Bryan与同僚（1985）以居住英国的黑人妇女为对象，作了一项很有份量的研究，报告中详述许多黑人妇女觉得社工员傲慢无理--在这种基础上建立治疗关系简直缘木求鱼。
如果上述难题还不足以把个案工作彻底击垮的话，到了1970年代初，许多社工员本身也开始反对或怀疑这种方法了。社会工作这一行早就知道，要保持社工员在”正确路线”（correct line）上极其困难。COS在二十世纪初开办第一批正式社会工作课程，部份目的就是想灌输一套他们希望是完整的知识，以免社工员被显然漫长而琐碎的个案工作法弄得气馁。此外，他们和后来的社会工作领导人一样，认为职业教育和训练是限制进入此一行业的门坎，希望挡掉那些可能对贫困绝望采比较偏激或质疑立场的人。但面对穷人生活中物质匮乏的现实，要想保持理想主义的立场和作法谈何容易，这些人很多集中在贫民区里，悲惨和潦倒的情况触目皆是，更强烈暗示贫穷问题可能是系统化的，而不是个人或家庭问题。
趋向管制和边缘化
二十世纪趋近尾声时，英国的社工员人数达到空前之多：1998年有53,900人。社会服务机构的规模和人员在地方政府编制内仅次于教育部门，而且和过去五十年一样，仍以社会上最弱势和最贫穷的人为工作重心。然而国家社会工作活动现在迥异以往，即使它的维多利亚时代先驱看到了，恐怕也辨识不出原貌。至少社会工作不再展现早年的信心和梦想，也不复西伯姆改革（Seebohm reforms）后那些年推动社会工作成长与扩张者的乐观。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提个案工作重建社会上受损害最重者的生活的潜能，或它恢复案主成为良好公民的能力。它的公众观瞻和形象每下愈况，小报媒体似乎乐于宣扬它的失败和错误。
社会工作早年的信心，大部份出于它自认为在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及家庭问题上特别有办法，应该在社会福利系统居领导地位，引导及影响社会政策发展。这个梦想从未实现。相反的，社会工作在福利系统的角色日益吃重，但做的是别人捡剩（residual）的工作，保守党或新工党政府还维持社会工作，因为它在管理和监督社会最边缘的人方面仍有价值。如果有些案主因社会工作而”获救”（saved）当然很好，但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控制、限量配给、监督，以及设法更进一步减少案主带给社会福利的负担，都属于比较负面的工作。所以我们陷入矛盾：一方面社会工作机构继续存在，而且规模大于以往，另方面它的工作从来不曾如此边缘化和备受批评。
社会工作和社会排斥
有些人或许认为，这是保守党在二十世纪后二十五年掌权将近二十年的后遗症，以保守党长期炮轰国家福利措施，诋毁所有包括社工员、教师、护士和医生在内任职公家机构的专业人员，这样的结果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Hay, 1996）。然而，即使1997年工党胜选上台，表面上扬弃新右派的下层阶级观点中比较冷酷无情的部份，用看起来比较人道主义的社会排斥概念取而代之，社会工作还是无法恢复昔日光环。
受到欧盟发展的影响，新工党拥抱社会排斥概念，似乎许诺社会工作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种概念关心包括绝大多数社会工作案主在内的社会边缘人，从比较同情的角度看待贫穷问题和福利措施，不像以前社会工作受下层阶级论点左右，用悲观和谴责的态度评估最贫穷的人（Levitas, 1998）。此外，新概念附和社会工作长久以来的观点，认为贫穷主要不是金钱（救济金或工资等）匮乏的问题。反之，社会排斥牵涉多方面的剥夺，暗示案主受到排斥是一套加工过程（包括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制作出来的。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说过，”这是非常现代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比物质贫乏对个人伤害更大，更摧残自尊，更侵蚀整个社会，更可能代代相传的问题”（Blair, 1997, p.4）。
新工党政府发动了不计其数的攻势去打击社会排斥，却很少让社会工作直接参与。部份原因可能是对抗社会排斥的策略和政策目光狭隘，只注意就业年龄有能力工作的人。如Lyons（2000年）指出的，新工党非常强调支薪工作，视之为脱离社会排斥的途径，反映在各式各样的新政（New Deal）方案上，包括一项针对单亲家长的方案。对目前许多社会工作案主而言，支薪工作机会既不相干也不适当。他们的问题可能是年老或患病，或纯粹因为缺少可依靠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而难以管理混乱的生活，这正是很多社会工作案主的生活写照。看来新工党在拥抱社会排斥概念之际，并没有赋予社会工作服务一个新角色，反而是确定社会工作的剩余地位（residual status），任由它在资源短缺的情形下，设法管理那些较明显被归类为失败者和废物的人。
那么，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机构还能为贫穷和穷人做些什么？从社会排斥议题的角度来看，答案似乎无关紧要，但谈到如何管理和控制最贫困和最受伤害的人，这又变成非答不可的问题。社会工作不受重用，未能成为对抗社会排斥的积极策略，但它却被赋予重责大任去管理、负担和监督那些受贫穷伤害最深的人，还有那些被认为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无价值或不再有贡献的老弱贫病。
社会工作实务
我对北英格兰公职社工员的研究（Jones, 2001），证实上述颇为悲观的分析并非无的放矢。我所作的访谈明白显示，国家社会工作的特性已经改变，以往对案主困境的关怀和支持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比较官僚和管制的态度。我访问的对象是在地方政府从事法定社会工作，多数具有经验的第一线实务工作者，我从他们口中听到的社会工作服务，千篇一律是士气低落、压力大、资源不足而受到严密管制（和查核）。不管从事哪方面的专门工作，这些社工员异口同声的指出，由于获得社会工作援助的资格标准改变，他们服务的对象通常困苦和贫穷。除此以外，就像我们怀疑的，经过三十年的福利缩减，以及英国国家福利制度新加的管束程序，社工员谈到案主不抱希望而也无力取得足够资源和服务来改善情况时，语气都很绝望。可是，如这些社工员指出的，只要提高救济金和养老金额度，就可以大幅改善大部份案主的生活。但新工党的计划已排除这个可能性，如Peter Mandelson所说的：”让我们搞清楚这一点。那些我们关心的人，那些已到了穷途末路，濒临和社会脱节的人，不会因为每个礼拜多拿一镑救济金，就解决了他们的长期问题。”（Mandelson, 1997, p.7）。
我访谈的社工员没有一人提到他们的案主需要个案工作，或表示案主陷入困境是因为某种根深蒂固的心理机能障碍。他们认为贫穷和随之而来的困境是社会经济趋势和施政优先级造成的结果。此处可以看出社会工作教育最近一些重要思潮对实务工作者的影响，尤其反种族歧视和女性主义观点的贡献；然而讽刺的是，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盛行和加强工作规范之后，社工员遵行反压迫价值观的空间，反而被压缩得更小。这一点多少反映在实务工作者的卑微愿望上，他们只想减轻案主的困苦，尽量增加一些福利救济和服务。然而在一个已经变得约束、规定和控制重重的福利系统中，即使这样的目标也难以实现。他们的机构让这些任务很难达成，虽然有些人凭自己的经验和技巧，还是有办法比没经验的同事多争取到一些资源。纵然如此，我还是听了一箩筐的故事，包括官僚制度的层层关卡，填不完的表格和报告，开不完的经理汇报，说尽好话这些人才肯释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资源。很明显的，很多管制手段其实互相重迭，重点都是想要管理有限的预算和（and）控制社工员的活动。
这些故事从头到尾给人的感觉是，国家社会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不涉及任何有意义的复建（rehabilitation）或积极支持，也不能看成新工党政府的社会包容方案（social inclusion agenda）的一部份。甚至不能期望它在减轻贫穷问题上发生任何作用。以家庭为单元的预防工作几乎付诸阙如。与1989年儿童法（Children Act）的期待刚好相反，只有在孩子被列入”高风险”（at risk）名册之后（after）--亦即只有在证明孩子遭到严重疏忽或虐待时，家庭才能得到援助。甚至到了这个地步，相关援助措施仍受到高度限制，通常很难取得，而在很多案例中，也不足以满足家庭的需求。虽然我不轻视有些援助的价值，但传统社会工作强调防患未然的重要性，现行援助方式显然违背了传统理念。此外，这些故事印证了Frances Rickford（1994）对儿童保护工作的批评，他说社工员”把时间耗在监督极度贫困者的亲职习惯，但这些人需要的是实际援助，而不是监视”。一位最近退休的社工员补充说，”社工员都知道，这些父母只要能够得到和比较幸运的家庭一样的资源，他们对孩子的威胁自然就会消失”（Searing, 1999/2000, p.17）。
针对老年人和贫病者的法定社会工作也如出一辙。社会服务机构的小区照顾预算完全不敷案主需求，因此只有情况最严重的人才可能得到帮助。社工员为了让案主取得居家照顾和疗养资格，必须经过繁琐的审查程序和没完没了的评估和报告。大多数机构不准社工员直接把案子送到分配资源的委员会，只能透过经理转交，而哪些案子可以提交委员会，掌握预算的经理其实早有定见。听社工员讲述实际案例令人十分难过，有时候只要稍加干预，拨出一点点资源，就可以显著改善一位老人家的生活，但因为他们病得不够重，所以连这一点帮忙也得不到。
无力感是造成社工员精神压力的主要因素（此一说法亦见诸Balloch et al., 1999, p.68）。他们对中上管理阶层的反感令情绪更加恶劣，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咒骂；在实务工作者眼中，管理阶层满脑子都是政府规定的预算控制和新的稽核与绩效指标，他们说新工党在这方面比保守党还要糟糕。结果是，社会服务机构在很多地方变得像工厂一样。经理最重视的是单位时间产量和客户周转率（turnover）：接受转介，进行评估，然后尽可能迅速结案，而每一个步骤都须经过种类繁多的报告和表格确认，而且必须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完成。虽然不能提出具体数字，但我相信很多案主在评估这一关就被刷掉，而且很多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评估数次。难怪最近在利物浦进行的一项研究计划（Anderson, 1999）显示，住在该城一个非常贫穷地区的人认为，社会服务部门对他们在贫困中挣扎求生毫无益处。他们觉得社会服务部门是一个（除了评估）什么都不会给你的地方。
结论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我们很难对英国的国家社会工作感到乐观。在一个高度两极化的社会，社会工作的功能和目的已经明显改变，早期领导人的抱负在纳入新济贫法（new Poor Law）之后也已变质。新济贫法一如它的前身，并不关心复健或社会包容（不管这个概念本身有多大缺陷），它所在意的是如何分配和控制给予社会上一些最穷困者的资源：这些人隐藏在社会一角，一般大众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悲惨处境。同样默默无闻的是社工员的活动。很多公职社工员有很深的挫折感和不受重视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离职和这么少人愿意加入这一行的原因（反映在1995年到1999年间申请社会工作训练的人员下降55%的现象上：Guardian, 2 February, 2000, p.8）。
对最贫穷的人来说，社会工作仍是非常不可信任的活动，而现在甚至比过去还无济于他们在贫穷中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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