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创办新东方，实现了上市；现在又办大学，接下来你的人生之路会怎么走？
俞敏洪：人活着活三条命。第一条叫做性命，第二条叫做生命，第三条叫做使命。性命是什么概念？就是你能够确保活下去，不被饿死，不被冻死，有房子住，有自行车骑，或者有辆小破汽车开。大部分人差不多也就活到了性命这个层次。
到生命这个层次是这样的概念：人活的是自己的尊严。就是说，你的生命中一定要有尊严，这个尊严包括你自己在事业中会有一点成就，你有自己的爱好，你受到周围人的尊敬，你也尊敬周围人，政府的社会的体系也能够让这些人活在生命中。所以我常常说，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让人活在生命中，不是活在生存中。
使命，我觉得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有，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承担着各种各样的使命。像习近平、李克强承担了推动国家发展的使命。我发现我不知不觉就跟中国教育某些方面的使命结合在一起了，我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现在只能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因为在我的生命中间，我很难想象我的使命是天天游山玩水，尽管我也会游山玩水。
最初我在北大教书也好，或者在农村还没上大学也好，基本上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因为我小时候是乱世，“文化大革命”。但是后来北大的教育给了我生命的尊严感。我从上北大开始，即使没钱我也有生命尊严感，知道怎样去维护自己的尊严，知道怎样去维护别人的尊严，知道怎样做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什么时候开始有使命感？很多人把自己创业视为一种使命感。
俞敏洪：做新东方的时候，很难说有任何使命感，但也不是处于性命状态或是生命状态。因为做新东方当时的目的我就想赚一笔钱以后到美国去读书，所以既不是因为性命之忧，没饭吃了要做新东方，也不是说我要捍卫生命的尊严，因为出国读书跟捍卫生命尊严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做着做着做成了美国的上市公司，使命感自然慢慢就被勾引出来了。为什么？一旦人酒足饭饱，哲学思想就会冒出头脑。即使是一个酒鬼，他都会这样问，我活着为什么？想不通的人反正想不清楚，第二天继续喝酒、吃饭；想得通的人除了喝酒吃饭之外，就会去做一些有些意义的事情。我就属于，每天喝酒吃饭，但是能够在空余时间想着去做一些有点意义事情的类型。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哲学意识是指什么？
俞敏洪：哲学意识是没有文化的人都会有的。思考宇宙的存在以及思考个人存在的目的性，这就是哲学。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思考的答案是什么？
俞敏洪：这个答案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的话，你就必须去寻找自己有目的性的，并且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因为你空虚地活着，游山玩水地活着，最后心灵的空虚比你没有目的性还要难受。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许多企业家拥有了巨额财富之后空虚。你会有困惑吗？
俞敏洪：困惑从青少年就应该有，十七八岁的孩子就应该思考自己的人生了，中年应该有答案了。如果中年再没有答案，就真的是很迷茫的状态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的答案是什么？
俞敏洪：基本上知道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办大学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
俞敏洪：应该是之一。我觉得我能做的可能不仅仅是只办一所大学。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刚才提到使命感，办大学除了使命感，还有什么力量推动着你？
俞敏洪：我是这么想的，把钱都留给孩子，那肯定对孩子是最不利的。把钱捐给某一个机构，让这个机构用我的钱去做善事，我还真不放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既是做善事，又可以可持续发展，因为人总希望自己活着时还留点什么东西。这是人的无聊，但是也是人的意义。希望死了以后，人家看到这个东西是谁干的，总希望有点这样的东西。虚荣心在作怪。
谈活法：以立言为世界留下精神遗产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企业家都开始讨论传承，你希望传给家庭子女的和世界的，分别是什么？
俞敏洪：我传承给家庭的应该是家风，孩子最好能传承我奋斗的精神，以及对世界的理解和博爱、尊重，当然也希望传承我身上的能力和做事情的判断力。对这个世界的传承，我觉得主要还是精神遗产，如果说我有生之年有这样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著作或者语言留下一些精神遗产，300年以后人们还在读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了不起了，这是我想做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立言？
俞敏洪：对。其次才是大学。因为大学是做实体。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你自己能做到的，而是你在你的人生精神中间不断积累的过程。很简单，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他从没想到他的言论会被留下来，因为他是授而不作的。他讲的话只不过被弟子记录下来，而且是零零碎碎地被记录下来，现在正是因为这样的记录行为本身，导致孔子为整个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
所以精神遗产的流传并不是你想留就留的，而是不经意地，你这个人到了那个境界，出了那些文字，不管是别人记录下来的还是你自己写的，经过岁月的沉淀，依然有人不断地从里面吸取营养，那就说明这已经成为精神遗产了。所以能留下精神遗产的人物并不是很多。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子的人，但是实际上离这个太遥远了，十万八千里。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期待立言，更像一位儒者。你有宗教信仰吗？
俞敏洪：我没有。我对所有的宗教都是抱着一种向善的态度去看的。我自己不选择任何宗教倾向。我认为任何宗教都带有一定的观点上的偏狭性，因为他在执着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
假如现在有一个状态，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宗教信仰，你不选的话就把你毙了，如果有这样的场景出现的话，那么我可能会选择佛教，但是我会采取入世的佛教的态度，而不是说出世的佛教态度。
谈文明：中国缺思想市场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一些学者和企业家均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现代性困境，包括前几年的金融危机，而中国的文化可以帮助他们。你怎么看？
俞敏洪：我觉得金融危机不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缺陷，它是可以修正的，实际西方金融危机过后，修正得相当不错。中国改革开放只有30年左右，我们没有碰上金融危机。这不能证明我们的文化体系、社会结构或者政治体系，比西方优越，我觉得这是非常狭隘的看法。毕竟人家西方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已经接近200多年的历史。
中西文化的比较，应该从人民生活本身的状态和精神文化的丰富性来比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一方面是追求物质极大地丰富，同时也追求科技对人类极大地渗透；从文化方面来说，西方社会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非常伟大的人物出现，包括文学家、艺术家。
我对世界文化的研究的结论是这样的，任何文化的繁荣一定是如下几个过程：第一是这个民族开始做生意，拼命做生意拼命赚钱；其次，物质达到了丰富以后，就会对文化进行投入。做生意后还有一个中间阶段，会形成多民族文化融合。为什么？做生意繁荣以后，会吸引全世界各地的文化。古希腊的繁荣，古罗马的繁荣，美国的繁荣，都是这样的过程。文化交融带来人的创新思维的出现，带来各种思维的人的聚集，最后如果再有一个开放的环境，文化艺术的繁荣就必然会出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似乎开始步入第二步。
俞敏洪：中国现在已经走到了第二步。前30年就是做生意，现在做生意还没完，里面坑蒙拐骗什么都有。第二步的文化融合，你会看到现在中国和西方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只有在中国能做到，在西方国家做不到，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固化了，他们对中国文化是不接受的，他们把中国文化当做一个异样文化来看待，我们对西方文化当成一个接受文化来看待。现在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还缺少一个环节，就是中国未来思想市场的自由。思想自由不等于思想的自由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中国的思想市场自由了，就会带来人们的思维的活跃，创新力加强，后面再看就是文化的传承。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你这般创办私立大学也就水到渠成。
俞敏洪：必然的。如果中国的体制改革到位的话，中国的私立大学一定比公立大学好。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缺思想市场。
俞敏洪：对，容许思想市场生根发芽。实际上现在已经有端倪了，莫言被评为诺贝尔奖，算是一个标志。尽管不算是一个典型标志。表明中国的思想市场、文艺市场未来会出现。中国未来10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跟各个国家相比都不会差。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看得出来，你很乐观。
俞敏洪：科学、艺术、经济，都会有。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但是前提是制度变革到位。
俞敏洪：它会变的，它不能不变。中国只会走向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现在不断地改善、改革、改良，我觉得政府有这个决心，不仅仅是反腐的决心，也不仅仅是改革的决心，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能够把制度改革变成真正的首要任务，逐步排除利益集团和僵化的权贵资本对中国的影响。未来中国会出现我们刚才描述的后续繁荣状态，还要100年。但是如果这种变革成不了的话，中国就会出现历史上不可摆脱的混乱状态，到最后军阀混战什么的都可能会出现，那中国人民又是200年的苦难。因为中国一般混战都是接近200年。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历史规律。
俞敏洪：对，这个民族不会灭亡，但是老是在这种苦难中间循环就挺闹心了。但是我们作为草民，什么也做不了。
谈大学：教授是学校的灵魂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的许多民办大学都具有营利性质，你怎么看？
俞敏洪：培训教育是营利性质，是公司化运作，都是上市公司了。大学永远不可能做成上市大学。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有些民办大学号称被外国机构投资收购，也想把它打包上市，但是没有一家成功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是非营利才能做好，任何想从中间赚钱的行为和营利的行为都做不好。现在大量的民办大学实际上盈利的，盈利就挤压了对学生的投入，最后个人从里面捞取资本。
它不是不能营利，但是大学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应该营利。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世界各国的大学各有其模式，你理想中的大学治理结构来自哪个国家？
俞敏洪：我觉得最理想的还是美国的大学治理结构，当然我们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做一些改变。美国的治理结构符合办大学的特点、学术研究的特点、人才培养的特点，也包括资金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同时它还涉及到大学中间人与人的争论问题。美国大学尤其私立大学的办学机制主要是教授治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教授是学校的灵魂人物。你不征求他们的治校意见，自己想当然地、很鲁莽地去治校，既不尊重教授的人格，也不尊重他们的知识，就不可持续。
但是中国的很多学校就这么治了。治的结果你可以看到，中国没有真正的世界名校，尽管北大、清华在名声上可以列入世界名校之列。我是北大教育基金会的成员，北大教育基金会的基金现在还没超过20亿元，哈佛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基金是400亿美元，这其实不是来自两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而是大学管理结构的不一样。我再举一个简单例子，假如北大是私立大学的话，我肯定就不再办大学了，我就把我的钱捐给它了，要求这笔钱怎么用，它就能长久地保留我的贡献。但是对于公立系统，我就缺乏这方面的信任。
谈教改：教育想要变好，应把一半公立学校交给民间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大学都是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怎么看中国大学教育的这种倾向？
俞敏洪：他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对北大的一种批判，并不是对北大的赞扬。我们在北大上学的时候，他教过我们，他属于新生代，但是又是跨了老一代的人物。现在的孩子进入大学以后，学专业主要是为了找份好工作，对人文情怀和思想市场完全不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特征，北大也不可避免地一定会染上这个时代特征。但是北大未来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顶级学校的话，依然要回到思想阵地上来，绝对不能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应该说，豁达的利他主义者才是一个大学真正培养的目标。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对于现行的教育内容和模式的不满，越来越多的学生用脚做出了选择，他们纷纷到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上学。在现有体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教育如何会变得更好，你的思考会是什么？
俞敏洪：现有体制下中国教育变得好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首先把一半的公立学校交给民间力量来做，可能是对教育的一个最好的促进。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带来竞争。
俞敏洪：对。因为在民国时期是有私立大学的，而且很多私立大学做得很好。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是教育健康发展的两只脚，现在你把那只脚砍掉了，只能蹦着走，其实中国高等教育一直是蹦着走的，结果就是永远护稳，永远缺少竞争性。所以我希望那只脚再长出来，我所做的就是为另外一只脚长出来做一点努力。
真要想一下子改变这个格局的话，国家应该痛下决心，比如说每年拿出10个大学让给企业家做。有的企业家都是亿万富翁了，你可以让大学更名。比如说某个大学，就更名为马化腾大学，马化腾说不定就接过来了，这样的话，马化腾的投入就不是一点两点了。
国家没有这个气度，觉得把大学交给个人办，失去了思想阵地，这其实是个误解。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朱清时先生主持的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广受关注，被认为是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在你看来，它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意义是什么？
俞敏洪：南方科大的探索一开始路子就没走对，朱清时一开始就跟深圳市政府结合，这怎么可能走对？他一上来，结果就错了。深圳市政府给他弄一个校园，最后谁说了算？那肯定是投钱者说了算。这不是朱清时的错误，深圳市政府给他投钱，办这个学校，所谓让他完整地运作，本身就是一个美丽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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