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警惕慈善“神木模式”
2013年05月16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唐昊
日前，据《西部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在2013年，神木县免费医疗模式试图以政府主导的慈善基金会的形式继续发展。而此前神木县政府通过政府发文、县领导负责、派出所等基层单位执行、地毯式派捐(广泛暗示如不捐就有后果)等方式，从本地商业企业那里“筹集”43亿元(计划目标100亿)成立民生慈善基金会，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
政府以慈善的名义“圈钱”，其初衷可能是良好的，即提前募集资金以期在本地煤炭经济遭遇困境后依然有钱开展医疗等民生事业，但听到这一系列消息后我的第一感觉却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趋势值得忧虑。
神木县这种以权力为后盾的“政府派捐”的方式，在制度层面和伦理层面违背了太多民间慈善的基本原则：首先，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必须尊重捐款人意愿，但在神木县的捐款过程和民生项目实施过程中，捐款人根本就没有发言权，甚至捐款本身有很大程度上的无奈；其次，慈善组织作为社会领域的部门，必须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但在民生慈善基金会中，作为决策层的理事会中80%是现任官员，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官员俱乐部”；再次，慈善组织必须受社会监管，但这样的基金会则由于行政权力护持而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组织监督。总之，由权力介入社会领域、直接接管慈善事业的结果，必然是扭曲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于真正的慈善来说，则是一种伤害(前民政部长崔乃夫语)。
同时，神木县政府权力直接跨界介入市场和社会事务的做法，其影响很可能超越慈善领域而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后果。从技术上说，政府权力过度伸展到市场和社会领域，非常可能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市场和社会的行政化而导致高发的腐败；二是行政权力介入将导致市场和社会的效率降低。
关于腐败的可能性，情况是这样的：政府本应掌管由纳税人缴纳税金所构成的财政资金，而财政资金的运作有着非常严格的财务纪律和法律约束，政府是不能随便乱花的。而所谓的“民生慈善基金”则是在财政外筹集、财政外运行，缺乏严格的监管体系，更容易出现腐败问题。至于当地政府所言的几条监管途径，大多是政府自己监管自己，根本无法指望能产生监管效果。
至于政府做慈善的低效更是有目共睹。民生慈善基金会快速筹资数十亿元，而用于慈善的仅6000万元，还不到零头的零头，绝大多数资金并未有效用于慈善领域。如果国外的基金会或者国内的民间基金会这样做慈善的话，早已无法生存下去了。以行政的方式而非社会的方式来做慈善，大致上会是这样的结果。
过去几年，政府权力在市场和社会领域的扩张所带来的腐败和低效，在神木县已经被事实所验证：近期该县主要官员、银行行长等正是由于权钱交易而下台，神木“房姐”弄到全国知名；而民生慈善基金会不但自身效率低下，且导致其他民间慈善基金无法生长，公众和企业对“慈善”则更为反感。不过，对中国正在发育中的民间社会来说，恐怕最严重的后果仍非腐败和低效这两点。神木模式的意味深长之处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国进民退”，如果国家和社会不能好好应对的话，刚刚发展和繁荣起来的民间社会慈善组织在此后的几年里恐怕会遭遇灭顶之灾。
改革开放头20年，中国的民营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段，但很快国有企业通过政府主导下的行政垄断和金融偏向的方式得以复苏，此后更垄断了经济领域中最能赚钱的石油、电信、交通、电力等行业而获得暴利，并通过限制市场准入的方式挤压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虽然民营经济在中国仍占总量上的主体地位，但在行政管控之下，真正成长为国际化大企业的微乎其微，整个中国经济的效率也因此大为降低。
如今，中国的社会领域似乎正在复制这一道路。在最近几年N GO、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强劲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对这一领域的介入也在不断加强。但是谁都明白，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公民意识提高等因素下，通过法律行政方式限制社会组织的发展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就像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无法取消民营企业一样，对政府来说，能够更加方便地对社会管控的方式，就是由原来的“管控”变为“替代”，即通过扶植官方社会组织而挤占原本应由民间社会组织进入的领域，形成新的社会领域的“国有企业”，成为政府统治社会的新的工具。
神木县这种社会领域“国进民退”的选择绝非偶然：通过成立民生慈善基金会而瞬间筹集财政外资金，对那些经济上富裕、民间资源丰富的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示范，更是一种诱惑。事实上，府谷县等相邻地方的政府早已开始模仿其做法，要以政府摊派的方式成立类似的由政府控制的“超级基金会”。在这个意义上，神木县的做法可能是一个信号：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社会领域“国进民退”的号角已经吹响。而大多数社会组织对政治层面所可能发生的变化仍懵然不知，还在专注做自己的社会服务项目。这种状态要多危险就有多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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