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妈妈”遭遇7年之痒
2012年07月24日
小传旺事件最新进展
父亲拿回银行卡 弟弟9月将在京上学
7月18日有消息称，“小传旺”父亲杜舍厚的存有爱心捐款的银行卡被其舅爷等人拿走，并带回山东夏津县老家，杜舍厚无钱吃饭向“天使妈妈”基金求助，“天使妈妈”基金资助其1000元在医院购买饭卡。此外，另有知情者称小传旺父亲向“天使妈妈”求助，希望能帮助小传旺弟弟在北京找个学校继续上课。
7月23日，《公益时报》记者致电“天使妈妈”基金顾问任瑞红，任瑞红向记者表示，小传旺父亲的银行卡在20日已经由小传旺的舅爷、表叔、舅舅等一行人从山东赴京，亲自交给了杜舍厚，同时将一些汇款凭证一同交还于他。为示清白，杜家亲属签协议摁手印，表示归还银行卡，并从此与救助传旺的钱财无涉。截至20日，两张银行卡上分别接收爱心捐款35万余元和9万余元。
有媒体报道，据杜传旺的舅爷董玉良称，“两张银行卡肯定归杜舍厚所有，只是由五名亲属代为保管，我们也给杜舍厚留了生活费。”杜舍厚表示，的确留了3000多元生活费，而从“天使妈妈”要来的1000元是给小传旺办理饭卡的。
关于“小传旺”父亲杜舍厚委托“天使妈妈”基金帮助“小传旺”弟弟在北京找学校上学一事，任瑞红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小传旺”弟弟在北京现已经有学校愿意接收了，今年9月将在北京昌平一家由公益机构创办的学校上小学一年级。
因对被充气伤害的男童小传旺的救助（报道详见本报：天使妈妈救助小传旺引质疑 NGO救助的透明化挑战），民间NGO“天使妈妈”被民众的怀疑情绪一度推上了风口浪尖。《公益时报》记者试图通过调查还原“天使妈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构。
据记者调查，“天使妈妈”曾经和三个基金会有过合作，目前在北京东三环双井桥和天通苑拥有两个儿童寄养点。发端于2005年的“天使妈妈”至今已步入7年，并于2008年12月和2012年4月两度获得“中华慈善奖”。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较高社会评价的民间公益组织在救助小传旺过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天使妈妈”基金项目顾问李塬坦言：“‘天使妈妈’基金到了危险时刻，希望能挺过去。”
7月19日《公益时报》记者在北京专访了“天使妈妈”基金顾问李塬和任瑞红，试图还原“天使妈妈”一路走来的轨迹。
缘起“摇篮网”
一群“爱心妈妈”活跃在网络上，以单独身份为困境儿童开展各种医疗救助，这是“天使妈妈”最早的雏形。
2005年6月，海归人士邓志新利用“摇篮网”（即“妈妈社区”）进行发帖关注各种困境中儿童的医疗救助，在网络上得到众多妈妈的响应，随后有不少爱心妈妈加入其中。
2005年9月，天使妈妈核心团队建立，海归邓志新、卡巴基斯市场总监邱莉莉、安徽公务员沈利、中央电视台记者贺红、清华博士张晓春，五人成为“天使妈妈”的核心成员。
当时“天使妈妈”自筹经费已经救助了一些孩子，当时的合作伙伴儿童希望救助基金工作部在此基础上针对“天使妈妈”救助的每个孩子，再予提供5000~10000元资助金。同时，“摇篮网”逐渐成为一个很好的网络信息救助平台。三方力量协同互补，“天使妈妈”团队的大病医疗救助自此开始。
“这五人最开始兼职做‘天使妈妈',后来干脆辞职全职来做。最开始所需的救助资金都是’妈妈们‘从个人收入里面拿出来的，每月基本拿出5000元来，尽管当时’妈妈们‘的收入还算可以，但这很不容易。”李塬对记者说。
李塬对记者表示，“天使妈妈”在线上获知患儿病情然后进行线下救助，圈内人都知道在公益圈当中最难做的就是医疗救助，大病医疗救助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有太多不确定性因素。大病救助有三大关键词“急迫、庞大、复杂”，这意味着风险和责任。
三次合作
随着“天使妈妈”团队救助患儿数量的增多，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在与儿童希望救助基金工作部合作的同时，“天使妈妈”也引起了更多公益机构的关注。
2007年9月，香港“制衣大王”、香港思捷（ESPRIT）环球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主席邢李原捐资创设言爱基金，致力在内地老区、贫困山区援建100所思源实验学校，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享受良好义务教育。言爱基金与“天使妈妈”的合作以出资救助其中一名患儿开始尝试，随后言爱基金派员赴内地考察“天使妈妈”项目，最终决定与“天使妈妈”合作，以定向捐助患儿方式持续支持“天使妈妈”。
此时，“天使妈妈”已经在儿童希望救助基金和言爱基金双重资助下开展大病儿童救助工作，救助资金虽为定向，但在筹资上有了较好保证。
2007年12月，“天使妈妈”专项基金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红基会”）旗下设立，并与其签约。
据“天使妈妈”基金顾问任瑞红告诉记者，“天使妈妈”基金成为红基会二级专项基金较为不易。当时，红基会旗下的二级基金特别多，应该在40~50个。任瑞红时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办公室主任，正是她当时关注到了“天使妈妈”。据任瑞红介绍，正是在她及其同事的帮助下，“天使妈妈”完成了与红基会的整个签约、注册和建章过程。
“’天使妈妈‘当时和红基会有一些合作。在儿童救助上”天使妈妈“资源还是比较多的，双方都本着救助儿童原则进行资源互换性合作，比如红基金接到白血病孩子，送到’天使妈妈‘这里来，’天使妈妈‘接到部分救治资源不足的孩子又送到红基会去。这样一来，双方合作次数多了，也彼此相互了解熟悉。我们当时认为’天使妈妈‘其实可以加入到红基会大家庭，双方携手医疗资源共享能更好救助患儿。在征得其同意后，我就为她们办了相应手续，不能让’妈妈们‘总停留在民间团队之中。”任瑞红说。
至此，2007年12月“天使妈妈”正式成为红基会二级专项基金，可以开展公募。
“’天使妈妈‘基金募集的款项都为定向捐赠，均是按捐赠人指定对象进行救助，所以红基会也没有收取该基金的任何管理费用。”任瑞红对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天使妈妈”创立之初还曾尝试利用海外医疗资源救助国内大病患儿。2008年8月，“天使妈妈”美国负责人“小微”（音译）在美国注册“中国童援助基金会”并面向海外进行募款，截至目前，国内外共有60多名孩子入院治疗，有3名患儿赴海外治疗过。
解约红基会牵手儿慈会
记者在“天使妈妈”贫困患儿救助宣传册上看到，2007年12月“天使妈妈”基金与红基会签约成为专项基金。但2010年1月，“天使妈妈”与红基会正式解除合作协议，与成立不久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简称“儿慈会”）正式签约，成为其旗下第一支二级专项基金。
当初成为红基会下属基金并非易事，“天使妈妈”基金为何短短两年零一个月就匆忙与其分手，另结他缘呢？
任瑞红告诉记者，解约主要是因为“天使妈妈”定向捐赠款项无法及时到位的技术性问题。
任瑞红说，“根据基金会规定，挂靠在公墓基金会旗下的二级基金，只能使用基金会的账号作为接收捐赠账号。’天使妈妈‘基金设立之初，订立的就是定向捐赠模式，倡导对患儿有针对性、定向捐赠。患儿照片被上传到’天使妈妈‘基金官网上，每个孩子照片旁都有着姓名、年龄、病情、户籍、救助金额等详细说明，捐助者在进行捐助时每笔钱都会被要求具体到’天使妈妈‘基金 捐助者姓名，这是一种定向捐赠模式。但在当时，红基会人力和银行技术手段尚达不到对每笔定向捐赠款进行分离的程度，而’天使妈妈‘又需要及时将募来的款项进行公示，接受捐赠者监督。”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给’天使妈妈‘基金指定患儿个体捐款无法从红基会’天使妈妈‘基金户头上剥离，直接导致在救助患儿个体上无法使用相应款项，给救助带来很大难度。再则，当时募集的款项都是患儿的定向捐赠款，’天使妈妈‘自身又无运作经费，使得其办公资源相对缺乏，这也不利于’天使妈妈‘的发展。”任瑞红说。
记者查询《基金会管理条例》，在基金会定向捐赠中，募款单位是不允许拿项目管理费的，只有在非定向捐赠中，募款单位可以在项目支出中最高不得超过10%作为项目管理费，作为项目运营成本开支。
“这也就意味着当初’天使妈妈‘基金是没有任何项目管理、运作费用的。每个孩子都是定向捐助，这些钱每一分都必须要用到孩子身上，这对一个每年帮助数十个孩子的NGO来说太难了。”任瑞红说。
据记者了解，此时，儿慈会刚刚成立，由于“天使妈妈”多年来在救助患儿方面有专业精神，亦被业界所熟知，很快就吸引了儿慈会的注意。儿慈会表示能够将“爱心妈妈”基金定向救助个人患儿的款项进行剥离，使每一笔为患儿个体募捐的款项得到很好体现，并且可以为“爱心妈妈”提供办公场所和人力成本补贴并免收管理费用。很快“天使妈妈”即被招至麾下。
单调筹资模式
复杂救助对象
据“天使妈妈”官方网站提供的资料，从2005年6月成立以来，该基金已经成功救助数千名患儿，使不少因各种原因处于生死边缘的儿童重拾希望。
但伴随着救助的并非都是掌声，质疑之声或大或小时有传来。
“以单调筹资模式、负责救助对象，这是摆在’天使妈妈‘面前的一大问题，筹资模式单调不利于项目整体发展。”项目顾问李塬对记者表示。
“我十分理解’妈妈们‘的良苦用心，注明募集对象明细，针对患儿个体募集定向善款，能够使善款利用效率高，最大化为患儿服务。但急迫的社会需求跟有限的社会资源之间是有矛盾的，’妈妈们‘只有将患儿照片贴在网络上，介绍患儿病情，以苦情打动公众进行募捐，方式太过单一。现阶段，复杂的救助对象势必会对单调筹资模式产生冲击，接下来我们应该进行多种筹资模式的探索和尝试。”李塬说。
从今年2月份河南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救助受虐女童小益益受质疑事件开始，到如今“天使妈妈”基金救助“小传旺”，中国NGO频繁被质疑包围。当然，正如观察人士所言，受到质疑对NGO而言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质疑有时能让其看清楚环境和自己，能促使其更好的成长和发展。但是质疑首先应该是在有充分事实基础上进行的。
记者近几日多次登录“天使妈妈”基金官方微博看到，关于“小传旺”的病情和院方诊治所花费用的说明均在微博上进行不定时更新。截至7月21日凌晨零时，“小传旺”在八一儿童医院共花费医疗费用65348.11元，有网友进行了入院探访，并发有微博为证。
在记者结束此次采访时，“天使妈妈”基金顾问李塬、任瑞红对记者表示，这次救助“小传旺”引发的公众质疑，不仅只是影响“天使妈妈”一个公益组织，而是伤害了整个公益环境，伤害了潜在的捐赠人、志愿者和爱心人士。
“’天使妈妈‘救助孩子没有设立任何特殊性，每一个孩子都是平等的。大病医疗救助机制向每一个需要救助的患儿敞开，只要满足三个条件--贫困、大病、儿童，就可以对其救治，’天使妈妈‘的救助行动不会因救助’小传旺‘受质疑而停止。”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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