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艾滋常识 破除传言恐慌
2011年11月30日
事件背景>>>
临近12月1日，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关于艾滋病的谣言再起。
“最近不要在外面吃拉面，尤其是烧烤和凉拌，一伙感染艾滋病的人，在全国部分城市用自己的血，滴到食物里，事情已被证实，已有人感染，看到后发给朋友和家人。”当这样的信息在手机上、微博上传播时，增加了不明真相的公众的恐慌。此时，距离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已过去16年的时间，但很多常识性知识，依旧被大众接受知晓的太少太少。
谣言何以会如此盛行，在公众的常识里还缺少什么，什么是高危行为？大众该如何保护自己，普通人是否有检测的必要？本期访谈，试图就这些问题追访真相。
艾滋传言 多不可信
《公益时报》：刚才提到的那个把血滴到食品里传播艾滋病的传言，肯定是假的吧？
冯育基：有没有人做这件事情，把他带有艾滋病的血液滴到饭菜或烧烤里面，我不能妄加断论。但即使有人这么做，这种方式也不会传播艾滋病，因为艾滋病病毒非常脆弱，如果经过拉面高温和烧烤这样的高温之后，完全不会传播艾滋病。
《公益时报》：事实上，艾滋病病毒在脱离人体5分钟左右就会死亡掉，是这样的吗？
冯育基：对。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像游泳池会有消毒剂，它存活的时间会更短。其实艾滋病的传播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首先它需要有感染艾滋病的人，需要有合适的渠道，并且有足量的、有活性的艾滋病毒进入到未感染者的人体之内。这样的条件下，在一般日常生活的交往中，比如游泳，一起泡澡，艾滋病毒从感染者的身体出来，经过很大范围的稀释，再进入到未感染者体内基本是不可能的。
乌辛堃：类似的情况美国也有，叫做都市传言。有一年万圣节，有都市传言说有人在苹果里面放了针跟刀片。结果影响到美国的很多地方都立法，要求万圣节当天，孩子去讨糖果，一定要在学校等安全环境中才可以，但事实上，传言中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
传言的起源就好像电脑病毒一样。为什么人要做电脑病毒？是好玩，或者是一种破坏的心情。刚才所说那些例子本身是完全没有证据的，首先没办法证明它真实，再用科学眼光分析它，就知道根本不存在。中国现在还充满很多都市传言，在国外我们已经习惯，就好像我们常遇到电脑病毒，就得防病毒。你马上会想，到底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人捉弄我们、捉弄大众。最惨的是大家都以为它是个真事时，会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就好像电脑病毒，其实电脑病毒的破坏性不一定是病毒本身，而是它的传播性。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不去做这个传播，不然是中了圈套。
高危行为最怕“你够毒 我够惨”
《公益时报》：有一个真实的事件：湖北一位先生，发生一次高危行为以后，担心自己会染上艾滋病，在半年里面做了三十次的艾滋病检查。那么，什么算是高危行为，他这样的检查有没有必要？
乌辛堃：母婴传播不是高危行为，当我们谈到所谓高危行为，只是说艾滋病传染的三个渠道，而影响到人家对这个问题一知半解。
谈到高危行为，我只有六个字，把这六个字背熟了也就知道定律是什么。这六个字就是：“你够毒、我够惨”。首先你要是感染者，你不是感染者不可能传染病给我；第二你是感染者还有够足量的疾病，才可以传染。假如你的疾病量、毒量不够，就传染不了给我。我够惨是什么意思，第一是我一定身上有破口，让你的疾病可以进入到破口里面。还有一个意思，是我的抗病毒能力非常低。因为就算你接触到艾滋病，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很大的可能是把它抵抗出去的。
所以“你不够毒，我不够惨”的情况下，是根本传染不了艾滋病的。
回到刚才的问题，假如有人半年里做三十次检查，这个人的情况很简单，国外有一个名词叫做疾病综合症。我怀疑得了什么病，的确身上会出现红斑、低烧、头晕、拉肚子，其实疾病综合症目前来说，我们都感觉到是因为那些人心里有压力，感觉自己有病，影响到他的身体就会有相应的反应。
医护人员歧视 源自对其保护不够
《公益时报》：在了解了艾滋常识后，人们依然对艾滋病人充满了歧视，其中，是不是来自医疗界的歧视更多？
冯育基：我对大家一般情况下讲的医务人员的歧视，有稍微不同的看法。作为一个艾滋病的病人，他最需要医护人员，谁跟他接触最多，是医护人员。
在他周围所有跟他日常接触的人里面，谁的感染几率最大，应该是医护人员。所以，所谓的医护人员的歧视最严重，我想更多的是从他能更大程度的影响艾滋病人的护理，或者是一个治疗的问题。所以我对于歧视是这样看的，医护人员的歧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些歧视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医护人员会这样的歧视，我们如何解决这个歧视，我觉得是需要更深刻的反省和讨论，而不是简单的讲医护人员的歧视是不道德的。
我前几天听到这样一个信息：一个小孩的心脏需要做手术，他是母婴传播的一个艾滋病患者，因为在本地找不到医生做，所以千里迢迢找到另一家相对有好医生的医院去做手术。但在做手术的过程中，麻醉师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指扎破了。
现在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接受这个艾滋病病人治疗的医院，从本身来讲它没有更多的益处，完全是义务、爱心做这个事情，但是对医院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比如说其他病人，知道这个医生被艾滋病患者的针扎过，还会不会让他来做手术；第二，医院损失很大，其他病人听说病房住了一个艾滋病小孩，纷纷要求转院；第三，这位医生是不是感染了艾滋病，还需要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医护人员的歧视来自于现有对医生的保护不够，我个人是比较反对从道德层面上来谴责医生。
乌辛堃：在国外，我自己有个医生，他就是艾滋病的感染者。我无所谓，我还会去看他。因为我们了解到这是不会传染的，所以完全不紧张。国内的情况，刚才冯老师说得也很对，的确在机制上缺少给大家很好的保护，我们没有提供优质的环境给医疗人员，其他的歧视，刚才说这个责任是不是完全在医疗人员身上。发生在尤其是权利不平等的情况，一个是病人，一个是医生，谁应该负责任，我觉得这点是需要考虑的。
普通人也要去检测？
《公益时报》：在艾滋领域，有一个原则：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也需要去检测？
冯育基：这里面涉及到刚才已经触及的问题：什么叫普通人，什么叫高危人群。所谓的高危人群，并不是一个阴暗的躺在某一个地方的人群，他是一个社会很紧密的人，他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只是普通人群的一个横截面。他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某些行为和某些取向跟普通人不一样。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人都是高危人群，所有的人都是普通人。
所以，我同意所有的人在某种情况下都应该去做个检测。目前，中国艾滋病报告的传播途径中性传播已成为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什么是高危行为，其实任何性行为都是高危行为。而一个成年人，不管他是同性的、异性的，只是不同的行为，不同的性行为感染的几率不一样而已。如果夫妻双方都是艾滋病阴性的，并且没有在外面有更多所谓高危行为的情况下，可以不做，但首先要确认双方都是阴性的。从我的概念来讲，明确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并且了解到对方是一个什么状况，这是保护自己非常基本的一个常识和一个行为。大家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远，是因为某种概率上的一种推算，但每个人都是有可能被传染，所以不存在所谓的普通人群。
《公益时报》：我知道乌辛堃在做“优质快检”的工作，如果一个人在你那里检测成为阳性，会不会有过激反应，或者报复社会？
乌辛堃：扪心自问，如果我感染了一个不好的艾滋病，或者是乙肝，我会不会故意去传给别人？由此你可以推广出来，是不是他们感染了就会恶意传播。我不能讲没见过这样的人，但在这几年发现的成千上万艾滋病阳性感染者中，这样的行为是微乎其微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我们通过检测，找到了这些人后，他们都获得了很好的服务，获得了很好的治疗，降低了他们病毒载量，降低了他们危险行为之后，他们传给别人的几率会小很多。如果我们考虑到检测的益处和坏处后，益处就远远大于可能带来的负面的东西。而且这些负面的东西，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好的关怀，通过一个好的干预，通过一个好的咨询把它降得最低。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冯育基：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消除艾滋歧视，不只是医务人员，是所有的人对艾滋病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消除歧视，同时对于所谓的高危人群，所谓的只有特定人群才能得艾滋病，离我很远的这种理念，必须要破除。第二点更重要，要把艾滋病常规化。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可防、可治，并且治疗后能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而不是在每一次说到艾滋病，就是哀乐响起一个骷髅出现，这不是艾滋病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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