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扶贫靠城乡一体化

　　2011年11月30日    来源：新京报

　　新政旨在解决社会平等
　　
　　新京报：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提至2300元。什么原因促使标准大幅提高？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这是在解决社会平等问题，因为中国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一直比较高，这主要是为了社会稳定和社会平等。现在财政收入高了，观念也在变化，再加上社会压力比较大，提高标准与这些都有关系。
　　
　　扶贫标准跟低保标准不一样，确定扶贫标准是划定贫困人口，这对后续政策实施有影响，而低保标准则是达不到这个标准政府会予以补贴。现在扶贫标准提高了，估计配套政策将来也会变化，扶贫对象会增加，支出会增加。比如提高低保标准，相应会增加投入。
　　
　　2300元略高于国际标准
　　
　　新京报：新的国家扶贫标准确定后，贫困人口数量会增至多少？
　　
　　党国英：之前说如果中国的贫困标准提高到国际贫困线，贫困人口会增加到1亿。但随着这两年收入增加，再加上人民币升值，我估计不会到1亿，应该是增加到七八千万。
　　
　　新京报：与国际贫困标准相比，标准还有多大差距？
　　
　　党国英：现在国际贫困标准是每天1美元，每年360多美元。按照现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300元跟国际上每天1美元的标准差不多。但考虑到人民币可能被低估，以购买力评价来跟国际比较的话，2300元的标准实际上略高于国际标准。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最不发达国家采取每天1美元的标准，大部分国家采用了每天2美元标准。2300元新扶贫线超过了每天1美元的批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还是低于每天2美元的标准。
　　
　　如果按照每天2美元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会达到2.35亿。贫困线过低，一方面使得继续增大投入解决实际存在的贫困问题显得正当性和合法性不足；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产生了“中国贫困人口很少”的印象，从而使我国在国际发展领域内所承受的国际压力也越来越大，科学客观地提高我国的扶贫标准已非常迫切。
　　
　　新京报：提高了扶贫线，会不会导致返贫率增加？
　　
　　党国英：提高标准之后，贫困人口的基数增加，返贫的绝对人数肯定会增加。
　　
　　贫困根源于隐性失业
　　
　　新京报：哪些因素导致了农民贫困？失地农民是否也属贫困农民？
　　
　　党国英：贫困是一连串的因素造成的。多年来贫困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民的隐性失业，就是农民的有效工作日不多，农民工作日长的收入就高，工作日短的收入就低。这又跟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和社会分工有关，也跟当地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有关。
　　
　　失地农民是另外一个问题，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一般都不是贫困农民，或者他们不是贫困农民的主要问题。失地农民主要是一种相对剥夺感，而贫困主要还是发生在我国西南、西北，中东部地区也有一些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方。
　　
　　李小云：我国现在的贫困问题属转型性贫困。除了在贫困地区依然有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以外，相对贫困群体与社会转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现在贫困的核心问题是不平等，乡村的精英对资源的捕获以及强势群体对资源的优先利用，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弱势群体产生了相对剥夺，从而导致了弱势群体由于机会的不均等而产生了收入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
　　
　　解决扶贫靠城乡一体化
　　
　　新京报：贫困县是否有必要建立退出机制？扶贫机制有何需改进的地方？
　　
　　党国英：我个人认为，有必要建立这种退出机制。国家级贫困县不想摘这个“帽子”，这对他们有好处，比如转移支付等。
　　
　　最终的扶贫机制，还是靠城乡一体化。他们的生活水平低，要将此纳入公共财政的经常性支出，把全部农民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按城市标准对他们予以保障，对他们的生活要用低保制度来取代扶贫。经济不发达要用市场化的方法来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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