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在出国前就曾发表过不少文章，当然远远赶不上这几年“旋风般的文字还乡”（郑也夫语）。他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足球等诸多领域，几乎无所不谈，而且据传一天能写四篇文章，“就像机器一样”写作———以中国稿费维持其美国生活，真有点不可思议。

　　薛涌的新著《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江苏文艺出版社）主谈民生与社会如何公平发展等重大问题，与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其中大量文章以作者与茅于轼、吴敬琏、江平等重量级人物的争论为主干，既可以说是对从前统治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话语”的一次总清算，也是对原先流行的“市场拜物教”的一次总声讨。

　　以书中提到的“仇富”话题为例，富人与穷人在作者笔下似乎是一个永远难以让人心平气和讨论的话题。回想贫富分化的野马开始脱缰之际，茅于轼和薛涌分别成为“为富人说话”和“为穷人说话”的代表，双方各有拥趸，迅速形成对垒之势，使得一场原本纯粹的学术思想探讨几乎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时间的行进中陷入漫长的“争吵”、“等待”、“批判”……让“仇富”一时间跃升为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儿，好像富人在咱们中国，特别不受待见。

　　“当掠夺起家可以被正当化时，当剥夺普通百姓的所有权也成了市场规则时，针对这种掠夺而产生的‘仇富’情绪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不义之财说‘不’。”薛涌这里所指的“剥夺普通百姓的所有权”是城市拆迁问题：“一纸拆迁令就让大批寻常百姓的祖产、祖居被剥夺，受害者只获得了很少的补偿，甚至受到暴力驱赶。”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迁、国家法制尚不健全、道德价值亟需重建的背景下，“为富不仁者”确实大有人在，他们权钱交易、偷税漏税、欺行霸市、恃强凌弱、坑蒙拐骗、偷盗抢劫、敲诈勒索等等，不一而足。人们“仇”之，理所当然。所谓的“仇富”，事实上蕴含着人们对于已经先富起来的人，其致富“正当性”的质疑。

　　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公众跟财富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一些靠钻空子或利用官商勾结一夜暴富的财富路径丢掉了起码的公平。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中，对于依靠自己的本事赚大钱的人，中国的老百姓只会羡慕，并不“仇恨”。当然，作者也没有忘记提醒人们“不要等到别人富裕了，自己成了弱势群体，就开始骂娘”，也许你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但却不能不承认他的真诚与坦率。

　　老实讲，在今天“贫富不均”的浮躁社会中处理好穷人与富人、公平与正义的内在关系，无异于蛇头搔痒、抑或是虎口撩须，而以“仇富”为书名恐怕正是作者对“为富不仁者”晓之以“理”和动之以“情”的尝试与冒险。

来源：新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