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据广州《新快报》报道，在广东省“两会”上，省人大代表海珠区区委书记邓伟强谈到，“市里曾拨款给区里整治一条河涌，区里只花了其中部分钱，就已达到预期效果。结果将余钱上交市财政时，人家却说你‘绩效不好！怎么还剩一千多万啊？！’”
原广州地铁老总卢光霖也大吐苦水：“地铁2号线的概算是106亿元，到结算时是88亿元。省了几十个亿啊，但是到头来，没有一句赞扬的话，还批评你，说你没‘达概’，搞得你心灰意冷。”
现行财政体制所造成的古怪现象这几年逐渐浮出水面。首先，一般说来，财政支出上的安排应“以支定收”，而我国各级财政却存在“以收定支”倾向，以去年收入及预计增长量来定今年的支出标准。这为超支和超收开了双重的方便之门，并且形成了两者之间的互促互动。
其次，在许多下属机关那里，年度预算资金花不完就要退回去，并且下一年就不会给这么多了。这导致一些部门为了多要财政资金，在预算编制中经常夸大项目规模以套取财政预算资金，甚至安排一些没有认真论证的项目。
有财政部官员认为，机关对预算分配和争取项目资金用的工夫超过90%，而对如何使这部分资金发挥出效益用的工夫不足10%。
再次，单纯是为了要资金的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容易遭遇困难、进度缓慢，这也使得财政预算支出的执行放缓。去年，中央一级的许多部委到年末只花掉了总预算的六成。
行政机构有着自我扩张的倾向，所以必须研究，究竟如何才能制约机构权力的滥用及规范其行为？一旦这种外在制约也缺位、甚至社会根本不了解财政过程的话，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北方有句土话———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这句话虽然粗俗，却道尽了人性。如果政府部门有随便花钱的便利，乱花钱不用负责任，那么，凭什么要省着花钱？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技术层面的因素虽然很强大，但还不足以解释问题的严重性。各级财政体制出现混乱和低效，一方面固然是部门利益作祟，压倒了对公共利益的考量。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财政问题本身过于专业和复杂。财政问题不像环保、城管问题，是非曲直一目了然。要给财政体制挑毛病，是一个技术活。面对那些复杂的财务表格，普通大众很难看懂。而我号称是政治学博士，对此也只能说是一知半解。
信息不对称、专业性过强，导致媒体、公众出尽全力也难以抓住要害。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靠公众、靠媒体、靠政府自制、靠上级领导，更根本的解决方式是：发挥民意代表的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在这些技术含量要求高、民众沮丧的问题上，恰恰能够显现民意代表独一无二的作用。这些代表直接来自民众，民众对他们有直接制约的能力。但他们同时又在某些方面高于民众，在专业知识上有术业专攻或者在监督政府方面下过工夫。
在这类问题上，他们起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这次财政预算的大起底，也正是靠民意代表的调查才展现出来。
财政体制改革难度无疑不是一般的大。中国预算体制改革已进行了8年时间，但审计出的问题年年存在。其实，所谓行政问题，说到底还是政治问题，如果公众能通过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对公共财政进行监督，所谓财政痼疾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唐昊（广东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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