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灵网—中国保险报

    2007，从年头到年尾，从年初的猪肉价格上涨开始，到年关粮油、蔬菜等价格的全面上涨，中国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有切肤之痛的感受应该就是通胀，肉价涨，石油涨，粮油涨（很多地方涨幅20%以上，肉价更上涨100%），蔬菜涨，房价涨（很多地方暴涨50%以上），就在物价坐直升飞机一直往上蹿的时候，似乎惟独就业率和工资不上涨。

    几年前外语专业本科生在北京、上海的起薪点可能是4000元，现在则落到2000元上下了。2007年498万大学生毕业，毕业即失业的大约在150万左右；而市场上虽然出现普遍的劳工荒，但农村隐性失业人口仍然在1。2亿至1。3亿之多。

　　这是一个经济高增长的年代，更是政府财政收入、垄断央企员工工资和央企利润都以30%的高速度膨胀的年代。但诚如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言，中国内地在这样一个高增长的情况下发生高失业，在世界各国也是比较罕见的。

　　何以通胀？普遍的解释是外贸出口的巨额顺差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因此，遏制物价上涨必须将贸易顺差降下来，最直接的办法则是人民币升值，降低世界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

    事实的确如此，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4000亿美元。但外贸顺差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苏振华的解释一针见血，他说：“由于农民（事实上还包括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内需不足，中国商品只能竞相涌向海外市场；它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又迫使企业进一步降低成本，形成对资源的争夺和对廉价土地、劳动力进一步的压价；这又加剧了内需不足，进而加剧向海外市场的竞争压力；反映到国内又会进一步压低劳动力工资……”

    因此，他的结论是：通货膨胀，意味着劳力资本低估已到偿债之时。（2007年12月20日《新京报》）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内在机理：“两头在外”，以投资和外贸出口带来的经济高增长，事实上没有给民众带来应有的福利，反而要他们承担环境污染等净损失；而从国外赚取的大量外汇迫使央行不断发行钞票。

    通货膨胀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通胀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中国低工资策略的一次总算账，很显然，如果整个社会的低工资结构不变，单靠货币政策根本无力扭转通胀势头。从此意义上说，2007年开始的全面通胀，也许将是中国经济战略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个“拐点”。

　　任何个体都无力扭转通货膨胀的势头，作为普通劳工阶层，他们更是只能以加班加点等方式增加微薄的收入，这又相当于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使失业和低工资状况加剧。

　　欲从根本上遏制通涨，无疑必须告别“廉价劳动力”竞争策略，回到民生、民权、民有、民治的根本性国家战略方针上来。如何告别“廉价劳动力”，将是另一篇文章要专门论述的问题。

    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至少7亿“四无”中国农民的创业路受阻：在农村无保障（社保），到城市无自由（被城管四处驱赶），后代的上学权特别是高考权受阻于户籍管制；而他们的全部身家（土地和房屋等最重要财产）却无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利（不能抵押、贷款和在城乡间自由买卖）。“2亿城漂族，50岁以前没有家庭生活，50岁以后没有社会保障（秦晖语）。”

　　夫妻分居，性饥渴，艾滋病；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自己现实苍茫，孩子前途渺渺……从本质上说，通胀会引起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是一个“劫贫济富”的过程，从而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

    而从另一方面看，通胀是由于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引起，因此从理论上说，通胀必然也反映为财富从民间向政府的再分配过程，相当于另一重税收。

    因此，政府有责任在通胀期间通过减税和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方式，把财富还给民间，并以此提高低收入者抵御通胀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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