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贫困县的检察院却修了座豪华大楼，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检察院参与公路治超的罚没款。”4月上旬，有读者致电本报，希望能对浑源县检察院新落成的办公楼予以关注，问题涉及大楼的豪华程度与当地的经济不相称、检察院在办公楼下开酒店等，其中资金来源最受质疑。（5月9日《山西晚报》报道）

　　近年来，贫困地区修建豪华办公楼的新闻比比皆是。由于这样的新闻暗合了广大群众的心理判断和理性期待：豪华楼本不该修，贫困地区尤其不该修，所以一经披露，每每成为国民关注的热点。

　　或许是类似的新闻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审丑疲劳，叫人厌倦，沮丧——事实证明，群众的口诛笔伐，媒体的曝光，上级部门的惩罚……都不足以阻止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这不光说明我们的制度设计存在问题，而且反映出这种指责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属于只见树叶，不见森林盲目性批判。

　　为什么这么说？举目天下，豪华大楼如雨后春笋，又以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为甚，为什么单单贫困地区的豪华大楼成为我们指责的对象？为什么大城市的豪华就成为理所当然——谁见过这些皇宫似的大楼成为新闻批判的鹄的？

　　贫困地区的豪华，从质上说，仅仅是与其自身其他建筑相比算得上豪华，要是与发达地区的豪华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从量上比，贫困地区的豪华往往是孤例，而大城市的豪华却是普遍现象了。当然，这么说并不是为贫困地区的奢侈辩解，而旨在说明豪华风在当今社会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撇开大城市的极度奢侈不谈，一味拿贫困地区说事，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歧视性指责——大城市或发达地区有钱是事实，但这是它们可以修建豪华建筑的理由吗？

　　无论贫困地区的罚没款，还是发达地区的正当财政拨款，都是公共财政——而只要是公共财政，就属于全体国民，其如何使用都应该征得全体纳税人的同意。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起码要求。

　　不去指责大城市的豪华风，而是拿贫困地区说事，这种欺软怕硬的选择性批评，不但与事无补，反而带来更大的危害——默许大城市豪华的合理性和特权，纵容其豪华起来更加肆无忌惮。贫困地区没有钱，想豪华还要受到客观约束，而发达地区地区有钱，若是没了限制，想建就建，其危害将多大，可想而知。

　　这是危害其一，隐性的危害还有大城市的负“榜样作用”。从人性上分析，模仿攀比是人类的本能，而模仿攀比的对象往往是上级——如省会模仿攀比首都，地级市模仿攀比省会，县模仿市……这样看来，单单指责贫困地区就显得软弱无力，因为它的上级并没有给出正确的示范作用。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要想杜绝贫困地区的盲目奢侈之风，必须先拿其上级开刀，而要想限制大城市的奢侈，则必须考虑如何改善我们的制度设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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