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节目，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海选，同时也招来新一轮的争论高潮。与上一回集中于“超女现象”是否萌发或者示范了民主意识的辩论不同，这一次的焦点转移到了“超女现象”是不是低俗有害的问题上。事实上，关于“超女”庸俗、一味追求收视率有害等论断，在去年“超女”节目大收红利的同时已经出笼。不过当时夹带着一些同行竞争与相轻的利害与私怨，并不被公众怎么当回事。这一次的批评声音，首先发轫于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老艺术家，提出了社会公益的评判标准，斥之为“玷污艺术”，斥之为“集体审丑”，斥之为“如同赌博买彩票”，“是在宣扬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立刻赢得了不可忽视的支持。

　　像“超级女声”这样一个在国外已经司空见惯的“真人秀”电视节目，在中国居然能够引发这样大的话题浪潮，被一部分人捧上高位，又被另一部分人唾为渣滓，实在是一个比“超女”节目形态本身要更为有趣和重要的现象。这不是年龄上的代沟可以区分的，毕竟中年人中就不乏理性而热情的“凉粉”；也不是知识修养上的差别能够解释的，在这两次争论中，意见攻防的双方主力，明显都是兼具表达欲望与表达能力的知识精英。

　　也许需要问一问，如果我们不对“超女”现象作出这样那样的诠释会怎样？即便有这样那样的解读，“超女”节目又会如何变化发展？一个可以预期的场景只能是，大家都渐渐地习惯，习惯它作为一档电视节目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和市场的逻辑之下自然而自由地存在。那些包裹着“超女”现象的一波又一波争论，并不是因为出现了“超女”问题而涌生的，而只是因为格外敏感地抓住了“超女”现象这个载体而大肆发作出来。无论是关于民主热情的辩论，还是关于商业罪恶的分歧，都在“超级女声”这个评论对象上找到了最方便、最保险的发言出口。

　　对于这第二次争论而言，不必太在意是谁以什么样的理由和逻辑反对“超女”，也不必为“超女”的娱乐价值前景担忧。“超女”品牌价值的持续上升、更多民间海选节目的出现，都说明了问题。如同上一次的大讨论，剔除掉某些令人不愉快的话语腔调，我们应当关注的是，这一次的众声喧哗，有没有各自地充分表达，有没有通过这种种的表达而触探到某个重要命题的空前尺度和深度。

　　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应当是允许存在各种价值判断的社会，这也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方向。从一个统一价值观之下解放出来，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这个过程中持续的解构、颠覆与重建。一档电视节目，距离政治很远，距离道德也并不近，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超级女声”反而可以作为一个钩子将这些话题钩出来，参与讨论的各方，则可以轻松地以这个替代品为落脚点，选择和伸张符合自己内心的立场与观点——这是尚不多见的个人体验与社会体验。这因此而出现的对立混乱不足为怪，正是社会更多领域将要越来越多地面临与接受的常态。这因此引来的异常关注，倒似乎会成为“超女”节目的不可承受之重——但那终究是这种种话题的重量所致。但愿一个走向多元开放的中国社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载体与对象，能够帮助“超级女声”来分担这份沉甸。在越来越多的众声喧哗之中，让我们的“超级女声”成长为“超级中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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