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隔离，看得见的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隔离墙，看不见的，就是精神上的放逐与边缘。

　　再次叙述苦难肯定是一种提醒，这种提醒是残酷的，但残酷是一种难得的清醒。这个孩子，只有14岁，他就生活在人群之中，就生活在我们中间。2004年，他的父亲去世，留下母亲卧病在床——“什么都看不见，鼻子不停地流血，手、脚和身体都在颤抖”。事实上，在他父亲去世之前，夫妻俩也都没有了工作，一家人全靠低保生活。但那时候，毕竟还有一个完整的家，他可以不必直面生活的苦难，不必承担所有精神的重压。

　　25日傍晚，放学后的他，一人默默回到家中，久病的母亲再一次尿湿了床铺，失望与不堪承受肯定已让他狂躁，他看不到希望，他也没有可能倾诉，在他的世界里，他想呐喊却怕听不到任何回声的空旷。他是孤独的，孤独又反证着他的无助，于是他举起了床边的板子，打在母亲的身上。也许没有任何意识的判断，只是生活的重负在寻找一个宣泄的出口，当母亲痛苦的哭喊惊醒了意识，他只能跑到没有人的地方痛哭。

　　像极了一个纪录片的镜头，唯一缺少的是昏暗灯光与迷失背景。

　　没有人的地方，他是孤独的，他同样是安全的。就是这样一种自我的精神放逐与隔离，让他知道自己的存在，也让他承受不堪承受的重负，直到有一天再也承受不起。

　　这不是道德评判的题材，也没有情绪渲染的机会。我们只能在一种残酷中冷静，生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残酷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患病，他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了，要是眼睛好，他就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就不会让妈妈难过了。我想省却任何追问的理由，在一个14岁的孩子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苦难经历面前，任何追问的理由都是不公平的——他如果要为一个家庭负责的话，那么现在谁该为他负责？这一天之后，他还是踽踽地走向学校、走向社会，而社会和我们将给他一个怎样的未来？

　　我们不难发现：贫穷与苦难已经成为放逐与边缘的主要特征。在这世界上，苦难就是最大的不同。一个孩子过早地经历苦难与贫穷，他就能明显地感觉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于是他就会在自我放逐中走向边缘化的精神隔离，这个时候，他愈加需要社会的呵护与关怀——不仅是赠与，而且是平等的接近与自然的融入。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贫穷下的被隔离与遗忘。

　　孩子说：“我天天要做饭、洗衣服、扫地，还要上学，可是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人问他为何变得孤僻，他答：“我一个人好孤单。”生活对于一个孩子，已成为精神上的压迫。他说，在学校里，他很想和同龄人一起玩，但眼睛看不清，只好算了。在家里，他要担当一个他不可能担当的成人的角色，他所承担的重负，以及苦难与他所具有能力极不对称之间的挫折，他所具有的孤独，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与极大的戕害，使他承受不起却又要强迫自己去承受。这个孩子说：“我也是一个很有自尊心的人。”——他只能用孤独来维持他的自尊。

　　他已经向世界说对不起了，他说：“妈妈，对不起。我很爱你，但是爸爸过世，您生病了，鼻子血流不止却没钱去医院，我几近失明，不仅要读书，还要扛起一个家，真的受不了。”那么，世界应该怎样去跟他说一声对不起？这样一个孩子，他连要求“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权利都被苦难剥夺，他可以向社会要求一次在平等与没有任何抛弃感中长大的机会吗？

　　一个重病的母亲，一个患病的孩子，一个在人伦与情感中彼此煎熬的相依，我们要捍卫一个母亲活着的尊严，我们也要让一个孩子的目光越过苦难的阻挡看到整个世界——已经缺席的救济，正在到来的捐赠，在我们重新发现遗忘已久的贫穷与漠视已久的隔离时，在他贫穷的出生之外，请再一次真诚地给予一个孩子可以安宁平静地长大的机会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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