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关电信市场的一堆烂头官司中，手机单向收费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多年来，消费者不断呼吁，社会各界连连声讨，甚至还被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所论及，却都解决不了问题。这无疑表明，实行单向收费的确非常难。难在何处？表面看来是难于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以使各方的利益得到均衡，然而事情的真相或许并非如此。

　　“有害论”有多大说服力

　　对于手机单向收费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们其实很难区分谁是正方谁又是反方，总之是一方拥护单向，一方坚持双向，相互批驳无有胜者。不过双方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认为目前移动通信的资费标准不合理，应当大幅降低。

　　在坚持双向收费的一方阵营中，以北京邮电学院阚凯力教授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单向收费问题的实质，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混淆了收费方式与资费水平这两个概念，消费者对于单向收费的期盼，其实主要是出于对目前资费标准的不满，希望通过“双改单”使现有的资费水平降低一半，但结果却几乎肯定难如所愿。而且，实行单向收费会形成很多的障碍，实际对降低资费水平是非常不利（即有害）的。

　　阚教授所说的“障碍”是什么呢？在其３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即已着重谈到两点。其一，在不降低资费整体水平的前提下实行手机单向收费，其结果必然是将负担转嫁给固话网用户，从而严重影响手机的使用价值。其二，单向收费将使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在各种“套餐”、“优惠”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联通和移动两大运营商显然谁也不情愿替对方埋单。

　　平心而论，阚教授的见解不可谓不深刻，其根本目的是既要促使资费水平降低，又能够继续推进市场发展，从而更好地兼顾到消费者与移动通信产业双方的利益。然而笔者认为，问题恰恰出在这种“面面俱到”的考虑上。

　　莫把问题想得太复杂

　　实际上，“单向收费有害论”的最大缺陷，就是将一个简单的问题有意无意地复杂化了，而这对问题的解决没有什么好处。简言之，即使因为单向收费造成了通信量的减少，却并不一定意味着手机使用价值的降低——除非我们把“泡电话”也认为是一种价值——相反更能体现出现代通信技术的本质意义。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两大运营商因为利益不均断绝互联互通，不仅国家政策、法律不允许，而且这种行为方式近乎挥刀自戕，完全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显然更不可能成为现实。

　　进一步讲，手机实行单向收费一定会将负担转嫁固网的忧虑，几乎完全是一种主观推测。即如阚教授所讲，移动与联通之间尚且可以互不买账，凭什么认为网通和电信一定就会任人摆布呢？双方之间本非隶属关系，为何要割我之肉补你之疮？除非信产部下指令，而这样的指令大概是任何一个主管部门都难以做出的。

　　我们之所以说单向收费问题简单，原因在于无论信产部放权或是不放权，其本身的解决之道都非常清楚而简捷。放权的话，市场及民众的力量会促使运营商作出合理的选择；不放权的话，则只需一纸文件。以前我们已经谈到，电信改革千头万绪难度极大，但在国家政策的督导下进展顺利。较之一些关系重大的事端而言，单向收费或固话月租费几乎微不足道，实际不是能不能而是想不想解决的一个小小问题。

　　事情已经起了变化

　　从目的地与出发点的相同性上来分析，“单”与“双”的两方其实是在一个战壕里，移动运营商才是他们共同的对手。认清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把问题进一步简化。

　　如上所述，坚持双向的一方本身缺乏有力的理论依据，过于争执只会将“斗争”方向引入歧途。我其实一直对阚教授十分尊崇，对其敢说敢道的“大炮”精神极为赞赏，但他在手机单向收费（以及固话月租费）上表现出来的固执的确有些令人遗憾。

　　值得欣慰的是，单向收费问题的解决近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机，这就是目前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型中心城市里出现的所谓“披着外衣的单向收费”。实际在此之前，变相的单向收费早已通行于各级中小城市，如今则终于在几个大城市里扎下了根，这似乎预示着移动资费方面的政策即将发生重大改变。

　　在上海首次推出６元包月的实际单向收费之后，全国范围内似乎只剩下北京市场还在勉强维持着双向政策，但当地的移动运营商显然也是跃跃欲试。日前有一位联通副总裁坦言，北京电信市场的资费结构不合理。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得很清楚，人们却不难理解所谓“结构不合理”指的是什么。

　　在目前这种情势下，主管部门的态度无疑最值得关注。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即使形势一片大好，却仍有可能在这最后一道闸门开启前再一次出现反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坚信，单向收费的日子终究会到来，这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来源：人才市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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