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见义勇为行为，北京市从今年起将执行一个正式确认制度，市民政局每个季度向社会公布一次见义勇为事迹。据报道，这种做法在全国尚属首创。这一做法的目的，是希望接受公众监督，呼唤社会关注和支持见义勇为事业，也避免“未被确认的见义勇为行为”被媒体宣传误导。

　　一个社会，为了维持正常的秩序，需要每个公民具有法律意识，也需要每个公民具有见义勇为的勇气。假如邪气压倒正气，所有人都会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样的社会，即使财富迅速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也将大打折扣。

　　那么，见义勇为的勇气从何而来？政府事前的鼓励和事后的表彰和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各地也已初步建立起相应制度，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地方已逐步建立见义勇为基金会，对见义勇为行为予以奖励；北京市卫生系统开设见义勇为负伤人员救治绿色通道；北京市教育系统出台见义勇为荣誉人员高考录取优惠政策。有的地方，还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养老保障，或者优先为其安排就业。

　　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鼓励公民的见义勇为精神，也是合理的。因为，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维护社会的秩序，制止和制裁侵害他人生命与财产的犯罪行为。而公民见义勇为，实际上等于帮助政府履行了职能。因此，政府拨出一部分公共资金设立见义勇为基金会，对见义勇为者给予表彰和保障，也是合法的。

　　不过，这些做法不可能解决见义勇为的所有问题。

　　毕竟，见义勇为属于道德行为，一个人面对凶暴的犯罪分子，不可能仅仅因为想到事后政府的表彰和保障而挺身而出，而一定主要是在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下，本能地站出来的。或者说，因为他身上的正气、勇气压倒了恐惧感。

　　因此，鼓励见义勇为行为最主要的渠道，仍然是社会的道德教化。假如人们具有强烈的同情心，具有深厚的道德情感，在看到犯罪行为时，他就会不假思索地挺身而出。人们普遍地接受健全的道德教化，具有健全的道德意识，这才是见义勇为行为的最佳成长氛围。道德问题主要是一个社会问题，与一个社会的观念、价值、教育等有关系。而道德行为的主要激励机制，就是社会舆论的奖惩。

　　所以，作为一种道德行为，一个行为究竟是否属于见义勇为行为，也主要由社会舆论来判断。事实上，社会舆论的肯定本身，就是对见义勇为者的最大表彰和鼓励。社会如果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上的奖励，比如，邻人给予帮助、企业优先雇用、公众捐款，当然是锦上添花。

　　不可否认，社会舆论的认定可能存在某种差错，比如媒体可能会过于热切，把普通的事情渲染成勇敢的行为；有些人也可能夸大自己的勇气。但是，政府机构却犯不起这样的认定错误，因为，政府授予的“见义勇为公民”名誉是非常正式的。政府的表彰和保障所花费的也是公共资金，而公共资金的每一分钱，都应当花到正当、合法的地方。

　　于是，人们看到，对见义勇为行为，政府建立了相当严密的认定体系：公安系统建立了见义勇为行为调查取证网络，现在民政系统又建立见义勇为行为信息披露制度。这套制度的淘汰能力挺强，今年第一季度北京市就有四例见义勇为行为没有得到正式认定。

　　这种做法有必要，但是，对见义勇为行为，如此苛刻是否完全可取？大量的见义勇为行为，可能并不需要十分英勇，也未必总是非伤即残。但见义勇为评价体系如果完全由政府主导，大量比较平凡的见义勇为行为，就可能得不到正式认可。这可能反而不利于培育见义勇为的道德风尚。所以，表彰和保障见义勇为者，最好还是留给社会来做，而政府则可以采取一些鼓励民间组织承担这方面职能的政策措施。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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