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某些官员多有昏话公布于众。教育部发言人批评人们教育上的“非理性消费”，说教育“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又，某地方要员说医疗收费高的原因是“老百姓有钱了小病也要进大医院”。又，某省要员员抱怨公务员待遇太低，举了自己要穿几千元的西装而不能穿低档西服的例子来支持论点……

官员发表一段经不起推敲的昏话，舆论场就热闹一次，茶余饭后谈资也增加新意，互联网上的评论五花八门。总之，这些官员通过公共渠道和公众沟通时，大家是真拿着当回事了。要是大家对官员发言都毫不在意，发言中的毛病也就挑不出来。

并不是所有的官方言论都能从公众方面得到反馈信息。平时，看媒体的报道，官员动不动就“发表了重要讲话”，其实说了什么东西，留意的并没有几个人。公众对某些官员发言关注的原因，一是发言形式不同于往日习惯，不是那种做戏式的“亲自解决”、“高度重视”的“领导关怀”，而是平常态其实也就是“正常化”的告知和交流；二是所选话题有大家关注的、有兴趣了解的内容，不是居高临下、照本宣科的“报告”，不是抽象的政治说教；三是官员发言有一定的个性表现，并非满脸严肃地一味端官架子，甚至能表达一些或许未经“领导审核”的个人观点，出点不一定代表官方立场的言论。这一点并非我无端猜测，像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先生的“穷就不能消费优质教育资源”的观点，就和教育部过去宣布的“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立场相冲突－－属于彻底的“教育市场化”理论。

常有发言人出面谈谈大家关心的问题，常有要员接受采访说说感受和打算，这当然是进步。不管公众心里憋了多少疑问，藏了多少希冀和不满，官方人士要是充耳不闻埋头当鸵鸟，那其实是“不合法的”，那行为就连最操蛋的法都不允许。对官与民交流，不肯定不对，打击积极性更不对——这不是问题，但接下来就发生一个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官员口吐昏言该怎么办？

公众应以平常心看待。在官员和公众的言论交流过程中，官员不说些傻话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这是个带必然性的客观现象。如果官员口灿莲花，句句可圈可点，那倒是极不正常的。官员本不是圣人、完人，有所不知，有所未记，有所避讳这都正常。再说，以往高高在上习惯了，和媒体、大众沟通少，不管他自己感觉多么聪明，其实许多人是严重缺乏“正常言说”的能力。理论教条的熏陶，词汇的呆板僵化，官场中人难以自知。别看挑了“能说会道”的作发言人，但这种和民众有效沟通的素养的确得需要一段时间来“弥补”。

官员“不会说话”同时自我感觉良好的现象，很普遍。我认识的某几位领导同志，由于经常在一场讲话听到无数次掌声，产生了一种非分的类似精神病人的幻觉，竟然表示等自己清闲了就当演讲家，这让我几次都禁不住笑出了声。他们真不知道那些热烈的掌声是假象，不知道他们的言说其实是通篇昏话，要是一旦不掌权，给钱请人去听报告也得出个高价钱。正好，通过一种较自然的告知交流方式，可以根据真实反馈让他们从幻觉中解脱出来，而他们自己那个圈子里的人，却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也算是群众帮助领导进步，帮助他们脚踏点实地吧。

官员昏话更重要的作用，是从中发现官方思维和社情民意的差异。那些不着调的昏话，表现了官方在某一方面体会与把握社情民意的现时水平。官员本来就是那样想的，本来不说出来也就闷头做了，那就会“争取更大的丢人”。说出来，却有鉴于民间强烈反响、根据多方意见调整执政行为的可能，就可能不至于铸成大错。

发布言论的官员以及他们的上级，更应具有平常心。不就是说了昏话么，昏话也是言论，充其量它能有多大的具体的不良后果呢？说的实在不对或者产生误读，再解释再纠正就是了，总结交流经验进行更深入更艺术的沟通，昏话或为契机。对民间批评也别大惊小怪、上纲上线，忍住性子认真听取、冷静分析，具备这点素养对官员而言要求不可谓高。官方动辄严厉批评民间言论，年年月月努力不懈，老百姓也没丢什么脸，反批评一下没什么，并非官方就特别容易受伤害吧。民间批评官方，本属现代社会生活中构不成任何问题的行为，置之不理或如临大敌都不是“公仆”的正常表现。

官员減少昏话的同时，不能以那种“滴水不漏”却言之无物的废话而代之。实事求是，洞明世事，敬重“主人”，不将公众当可愚可欺的对象是关键。虽然官员昏话今后不会消失，但在昏话引发的呼声和思辨中，在和昏话的对话中，公众获得难得的议政机会，全社会的“公论水平”将在锻炼、磨合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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