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珏，鹤岗市萝北县医院药剂师，月收入900元左右。在这座黑龙江中东部的县城里，她的同事描述，“（她）属于当地标准的‘中产阶级’”。
当她以性感形象，用高跟鞋踩踏一只幼猫后，她是谁？成为多数人的疑问。
两条线路开始追索她。其一是网络，她的材料很快被挖掘并公布。这般效率，似乎是马歇尔·麦克卢汉40年前预言的又一现实例证——“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电子技术）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果真如此乐观？
第二条是追索线路。每天有一班海航航班从北京到佳木斯，然后由佳木斯往北150公里，大约两小时车程到达萝北县。《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经此路线到达萝北。“我们的中枢神经又得到延伸”，网络带给我们的这层虚拟现实，似乎无法对应真实的现实。
到佳木斯市调查5个孩子被残杀案的朱文轶描述这座城市:
“那天（3月10日）佳木斯下起了到那以后的第二场大雪，边陲小城的浪漫和底色多少显露出来。我在北京最痛恨的就是再大的雪很快也会不见踪迹，城市管理者们要随时保证一个大城市正常运转，一点积雪都会让这个现代系统乱了。佳木斯可不一样，大雪下了一天一夜，根本没人打扫，雪遮住了泥泞，遮住了灰尘，遮住了这个城市不平整的道路，歪七斜八的公共设施，低矮的城郊棚户区，所有不完美这一时刻都变得完美起来。道路上的雪完全靠来往车辆自行压扁，车速不紧不慢，大家似乎习惯了这种平静和生态。夜晚的飞机上俯视佳木斯，城中心亮色的密度向郊区急剧递减，这种城乡差别的形象表达比很多城市明显得多。到了佳木斯才知道，那些光线暗淡的地方是这个城市的棚户区，原先却都是佳木斯的大型工业企业集中地——曾经是最发达的生产力代表。我们在大雪中走了一两个小时，打听凶手母亲的住址，始终没有任何答案。每个从棚户区阴冷潮湿的平房里探出的脑袋都带着一脸疑惑、戒备、警惕和冷漠。我在北京看过住在老胡同里的城市贫困人口，但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大面积的贫困。我知道那个社会学名词‘边缘化’的真实内容:那些在北京打工的人们根本算不上，他们至少始终在努力地接近城市，他们至少还有改善现状的能力，而这些真正被城市化所抛弃的人群所剩无几的气力似乎只有用于接受救济。贫穷不但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表情。我们离开那儿其实刚刚下午17点左右，这个地方已经悄如死寂，根本很难看见狭窄的道路上有人走动，最活跃的是亮着黄色灯光的小卖部——这种80年代末就已经在很多城市消失的个体商户，靠卖些油盐酱醋和廉价小商品为生，仍然是这个地方最有活力的商品经济领地。”
虽则如此，佳木斯作为城市——由此转车去萝北县的记者王恺观察——“市中心有百货大楼，里面有经常在电视上做广告的各种服装名牌，七匹狼之类;有很大的花鸟市场，上面挂着巨大横幅:欢迎各大机关选购仿真绿色植物;有博物馆，尽管博物馆经常关闭，但旁边的收藏品市场里，一些小贩在寒风中贩卖着瓷器等收藏品;有一座四层楼的新华书店，里面有畅销书《乔家大院》，也有众多的音像制品，除了《无极》、二人转的DVD之外，还有很多夜总会娱乐节目的碟片，售货员说，卖得不错。而时尚类杂志被精心摆放在佳木斯最大的超级市场中的一间小屋贩卖。门庭若市的肯德基是佳木斯市民一种享受，虽然开设5年了，但生意还是一样好。”
而萝北县:“虽然只有两小时车程，但是生活和佳木斯比起来，有巨大的距离。这距离与其说是空间的，不如说是时间的。萝北县至少要落后佳木斯5年，酷似一个90年代初期的南方县城。虽然在物质生活上，萝北县并不显得贫乏，这里有各种类型的火锅店，其中一家肥牛火锅店还挂着北京分店的招牌，但县城的格局还是决定了这种不贫乏的物质生活不上档次。如果要买一件所谓的国产品牌服装，要上附近的鹤岗或者佳木斯去买。”曾接待王恺的萝北“首富”说，他很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县城太小，只有5万人，几乎每人都认识他，“你要是和个女的吃饭，第二天会有无数人问起你们的关系”。
从北京经佳木斯到萝北县的直观之见，确如朱文轶在飞机上鸟瞰佳木斯的感觉一样，“城中心的亮色的密度向郊区急剧递减”。这层“物理”现实，与网络制造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的心理现实叠加后，我们面临的是什么真实？我们如何来“陈述、推测并解释、评论”那个打扮性感，名叫王珏的女人？以及如何应对那起5个孩子被残杀的事件？
当这两起事件戏剧性地在时空上重合，它们显示的价值——或者可以引用英国格拉斯大学媒介研究学派的“建议”:“新闻是一种仪式的、修辞的、事实陈述的、传达信息的（有时是错误传达）、推测的、解释评论的选择性结晶”——来对比观察它们的差异。
最早报道佳木斯5个孩子被残杀事件的《华商晨报》记者在“手记”里写道:“警方的缄默，引发的后果就在于:佳木斯市目前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关于此案的不同版本。于是，死亡儿童的数目从5个被传播到28个，扑朔迷离。”这一报道发表后一天，警方就发布报告，“黑龙江佳木斯市破获杀害5名未成年人特大案件”:“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对这起残忍杀害未成年人的特大案件，一定要彻底查清，使犯罪分子得到严惩。”
与进入国家权力系统的严谨不同，王珏与她的“虐猫事件”，因其事件所处地带的“灰色”，使网络“民间缉凶”成为事实——而网络的透明性，又使媒体开始讨论其“缉凶”的“正面效应”。不过，当记者陈赛进入调查真实的“民间缉凶”，不那么让人乐观的现实是:“采访快结束时候，‘中国反虐杀联盟’的站长小青才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其实在接受采访之前，她已经在网络上仔细搜索了我的所有资料。方法很简单——输入名字和所在单位，Google就会给出我曾经写过的文章和大致立场，‘基本确定你是个好人，我才敢与你见面’，小青说。”看上去此次“缉凶”所表现的极高尚的合作精神，在陈赛的实际感受里，“调查者之间却一直弥漫着不信任的空气”——“小青颇为遗憾地告诉记者，一个号称小动物保护组织的网友说要前往萝北县现场调查，临行前，小青问他，能不能留下手机号码，方便与大本营联系，但是那个人始终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倒是后来记者的同事证明了此人的确到了萝北，而且进行了调查。”
佳木斯、萝北县以及“民间缉凶”真实的“生活现场”，如此迥异于我们的想象，使得对这一事件任何单向度的立论，都显得单薄与乏力。
仍回到麦克卢汉的论述，对于能够消除“时间与空间差异”的电子媒介时代——“其属性是非线性的、重复性的、非连续的、直觉性的、是靠类比推理去展开的，而不是靠序列论辩展开的。我们自身变成我们观察的东西。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如果对比《理解媒介》（1964年）与早其70年出版的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的论述与勒庞对“领袖”的论述，甚至在择词上都有雷同之处。电子媒介时代，或大众时代，真实的生活现场最容易被抹去。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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