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行人走路骑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他的名字将可能出现在所在单位的内部通报材料上，其奖金发放、先进评比也可能受到影响。南京市有关部门正在酝酿中的这项政策，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引发了市民的热议。

    我支持将处罚反馈单位(江苏省江都市郭小华)

    对于南京“行人闯红灯反馈单位”，笔者表示支持。

　　为何支持？理由一，乱世当用重典。南京市从3月1日加大处罚力度，闯红灯当场罚款20元。重罚之下，闯红灯依然不止。仅仅十天，就处罚了行人交通违法行为1486起。乱世当用重典，良好的习惯需要培养促进，不下猛药何以治闯红灯顽症？

　　理由二这也是单位的需要。细节体现一个人的素质，闯红灯也正是一个人素质的体现。这样的通报，对于单位了解职工无疑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单位即使不处罚不扣奖金，那在提拔在使用时，这也是一个参考，这样的人值不值得提拔重用，确实值得单位考虑。

　　理由三，这与隐私权无关。如若说通报违法行为侵犯隐私权，那么是否法院还不能宣读判决公告？我们现在提倡建立公民信用档案，闯红灯等细节行为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素质，这也应是信用档案所需内容。

　　罚款不是目的，通报单位也不是目的。如若你不闯红灯，何必对“行人闯红灯反馈单位”表示出如此之忧？

　　“闯红灯扣奖金”也有好处(南京晨报社王石川)

    对许多在职人员来说，闯了红灯，通知其单位，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施压；扣发奖金、影响评比，这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惩罚。面对这些惩罚，稍有自尊心的人势必不会无动于衷，稍有记性的人日后就会收敛。

　　而且，单位介入也有现实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条规定：“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也有类似的规定。违法者的所在单位有权对违法者进行安全教育，至于如何保证安全教育的效果，所在的单位当然可以斟酌，甚至可以配合交管部门扣发违法者的奖金了。

　　对乱闯红灯的现象，也许不必上纲上线，但我们不容回避的是，较之欧美国家，我们闯红灯的现象确实频繁。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闯红灯一直根除不了？我们更需深思的是，“闯红灯扣奖金”与其说是交管部门的悲哀，说明交管部门“黔驴技穷”，不如说是闯红灯者的悲哀，一个思维健全的成人为何非要做连孩童都知道不妥的行为？以至于鸡飞狗跳闹到所在的单位。

　　扣奖金的错误重于闯红灯(中国商报社邬凤英)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完全把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给混淆了。警察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国家司法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公民如果违反了这个义务，警察就有权依法对他进行处罚。公民和他所服务的单位之间的关系，却是两个平等的民事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他们之间的契约决定，超出这个契约规定的，则互不承担义务。

　　南京这项酝酿中的“新政策”，其实质是要让违反交规的公民所在单位———无论是“学校、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代行司法处罚权了。这个错误的性质之严重，远远超过“闯红灯”，因为这是让没有资格行使国家权力的“单位”来行使国家权力，属于私相授受。

　　如果这个逻辑推展开来，则单位的权力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逐步侵入个人们生活空间，公民在社会上乃至家庭中的任何行为，都可能成为单位对员工进行处罚的借口，整个社会结构又会逐步向“政企合一”的方向倒退，而这和改革开放以来，公民逐渐从“单位人”演变为“社会人”的大趋势是相悖逆的。

　　此举违背了法律的德性(河南信阳师院朱四倍)

    对任何社会来说，秩序先于其他一切价值，因此任何人都无一例外地需要接受管理。正因为如此，闯红灯通报单位、扣奖金等就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的取得，在笔者看来，却是以公民权利的损失为代价的。这是由于权力行使者不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情绪来行使的结果。

　　众所周知，公权力保护的是普遍性的、公共性的利益，也可以说社会公共利益本质上就是普遍的每个人的利益。如果公权力被当成部门自身的工具，就严重违背了公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功能，就有可能使社会陷入混乱。

　　法治社会追求的是一种法治下的安全。法治下的安全首先是个人的基本安全，只有处于法治下的安全，才能形成法治下的秩序。闯红灯扣奖金无助于法治秩序的形成。

　　著名学者福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列举了“什么不是法治”的八条规则，仅就其中的“规则对人的行为规定得太过苛刻”来看，就极易产生此类“不是法治”的规则的可能性，违背了法律的德性。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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