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北大、清华等几所名校加大投入是否造成了高校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对此问题，北大校长许智宏认为，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而财政相对倾斜是一种现实选择。许智宏说：“当北大校长几年，我最苦恼的是，不知道每年国家到底会给我多少钱。创世界一流大学是个爬坡过程，不能走走停停，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投入。”（《人民日报》3月11日）

　　从1999 年起，教育部开始推出实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财政倾斜政策，受惠者就是北大等几所名牌大学，每年增加的投入约为100亿元，清华、北大各自分得18亿元；而中国义务教育在校生占各类在校生总数近80％，经费投入却不足60％，其中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低于30％。很显然，中国的教育投入是不均衡和不公平的，甚至连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都说：“国家对少数几所学校重点投资，一两年内可以，如果长期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教育经费本来就欠缺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打造一两个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但这种倾斜似乎没有解决大学资金的饥渴症——北大校长喊穷了，用“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名义呼吁国家继续加大投入。难道说，没有了国家投入，就不会有一流大学产生了？

　　创建一流大学确实需要物质保障。不要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常遭遇经费短缺难题，再富有的大学也难免受钱的困扰。哈佛大学在20 世纪的最后10年间，平均每年通过校友捐赠等途径，募集到的经费为10亿美元之巨，但每年还要为下个年度的开支而发愁，以至于陆登庭校长把自己比作是“一个贫穷的国王”，可是没有哪一个一流大学会理直气壮地向政府伸手。长期的重点投入机制，已经使我们的许多名校养成了政府投入依赖。

　　仅靠金钱是堆不出一流大学的。就说北大吧，蔡元培主校的1917~1923年，就大半处于基本教育经费无法得到保证的时期，可这个时候开创了北大精神。在 1938年的抗日烽火中创办的西南联大，不到1000人,只办了七八年，却培养出了118名中科院院士（1955年时称为学部委员），占当时全国学部委员的25％！办学的硬件条件最差，培养人才的业绩却最好，这是金钱所不能创造的奇迹。

　　香港学者丁学良在他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中指出，一所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物质实力，二是制度，三是精神气质。现在的大学纷纷提出要在20年内创建一流的大学，仅仅把目光盯在了大学的扩招、扩建以及所谓“大学城”的建设上，似乎只要物质条件上去了，就成一流大学了。可当我们看到“校长一课堂、处长一走廊、科长一操场”，看到膨胀的教授和博导队伍，看到连“洗脚费’都能报销的高校腐败，看到学术资源被垄断、学术民主被压制、学术评价缺失公正时，一流大学的梦想恐怕正离我们越来越远。

　　附：北大菜市场与清华写字楼 向钱看，我们无可奈何

　　中国新闻周刊

　　如果中国的大学是座金字塔的话，北大和清华，就是金字塔顶尖的两颗明珠。然而，我们在这两个明珠校园里所看到的，却不是对学问的尊敬，而是对阿堵物的礼拜

　　北大近来很神气，据说在《泰晤士报》的大学排行榜上，名次很是靠前，超过了东京大学。不过，北大的学生却有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因为他们美丽的校园里，不时地传出叫卖声，而且未名湖畔，每到休息日，就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北大的情侣们，如果不赶早的话，已经无法在湖边找到谈情说爱的所在。

　　用北大学生的话来说就是，三角地成了菜市场，未名湖成了中关村人民公园。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北大校园是有围墙而且有保安的，有的时候，北大的学生出入，还会遭到盘查。那么，那些卖的红薯的和那些不卖的轿车，是怎么进来的呢？

　　红薯进校园是要有点关系的，只要在校卫队或者后勤部门认识个把人就行。而轿车就更方便，只要车足够地好，大抵可以长驱直入，如果肯给面子在大门口站一站，多半是问路：“光华怎么走？”或“网球场在哪儿？”凡在这种时候，门卫一般都受宠若惊地跑前跑后，详加指点。如果正好赶上旁边有位没带学生证而被拦在门外的学生，大抵是要怒火万丈的，不过时间长了，学生们说他们早就不生气了。

　　北大的神气，其实比不过清华。作为教书匠，如果有幸到清华同行们的办公室转转，多半是要受刺激的，我们活脱脱是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其实这不过是清华的小菜，到了清华的南门一带，才知道清华之大。那里大半的地皮，是最近几年清华吃进来的，包括一条马路。

　　这里，一座座顶级豪华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巨大的钛金属结构和有色玻璃耀花了路人的眼睛，一问，都是商用写字楼。豪华的写字楼，再配上清华的金字招牌(有这个招牌就会让人以为是高科技，凡在清华园开的买卖，都让人会有此联想)，非巨商大贾不能问津。

　　世界上许多大学都花商人的银子，有的大学甚至就是商人兴办的。但是，出了钱的商人，除了在自己捐赠的大楼上留下名字之外，好像没有听说有谁能在大学里横冲直撞，更不消说出头露面了。如果中国的大学是座金字塔的话，北大和清华，就是金字塔顶尖的两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后，任何时代，两校的声望都是别的学校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跃进中，更是获得了政府的大量的资助，从此把其他学校彻底打入二流的境地。然而，我们在这两个明珠校园里所看到的，却不是对学问的尊敬，而是对阿堵物的礼拜，在经过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热潮之后，中国大学的重商时代终于到来了。外面的人比较刻薄，他们称我们的学校为“学店”。

　　不过，我们的学店做的都是没有本钱的买卖。清华把公共马路收进了校园，也许没有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同意与否；学校的地皮用来盖写字楼，是否符合这块地皮原本的用途，大概老百姓也不会知道；得来这些寸土寸金的地皮，付费了没有，所付是否所值，更无人知晓。

　　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交了高额学费在两校读书的学子们，当然更没有权力过问这些地皮的用途，就跟他们不知道学校为什么把最好的设备和教授都用来办各种名目的大款班一样──这样做，肯定会挤占本该由这些学生享用的教学资源。

　　在今天的社会，教授的地位似乎比从前高了一点，但真正受尊敬的只是那些有钱的同僚。那些显学的教授最吃香，一动口，一出手，就财源滚滚；其他人自然也不甘落后，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北京的高校里，教师有兼职的有多少？自己办公司的有多少？数也数不清。最冷清的文史哲专业，除了拼命跟旅游、跟宗教挂钩之外，现在也开始办大款班，大概是要教给大款们怎样用国学捞钱。

　　眼下，教授们的操守越来越遭到质疑，做文抄公的人日见其多，名头日见其大、教授生活上不检点的事情被曝光的也不少。有些人很是愤愤，说是败坏了教师的形象，有辱斯文。其实，如果大家把学校当学店，把教授视同商人，那么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我们的商人，早就这么做过了，而且做得比教授更加出色。

　　形势比人强。面对向钱看、重效益、善做秀的教育大跃进，我们无可奈何。惟一的希望是，给那些还有心读书的学生和老师，留一张平静的书桌。行吗？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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