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开展情况，其重点则在于教育部门将如何配合银行，做好到期贷款的催缴工作。其具体措施包括：协助银行对违约学生一个一个查找、催还；请银行公布违约学生的名单；要求高校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会同银行加强宣传，告知学生违约的严重性。教育部门与银行如此密切联手、四管齐下，虽不至于天网恢恢，但接受贷款学生的违约风险确实会有明显提高。

　　教育部门对银行作出如此配合甚至逢迎的举动，似乎也有不得不为的苦衷。围绕助学贷款而进行的银行、教育部门（包括学校）、学生的三方博弈中，银行是彻底的老大，学校则基本是人质，只要一校的学生还款记录稍有不佳，银行就拿中止对全校的贷款相要挟，而当这种要挟普遍到一定程度时，全国或一地的助学贷款推进工作便整体受阻———2002年，天津、广东、北京等地，就出现多所高校被银行停发助学贷款的情况———教育主管部门也必然面临压力。在这种局面下，教育部门主动对银行作出配合姿态，以求得银行谅解，争取助学贷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也是其情可悯。

　　但是，教育部门毕竟应该是学生的“娘家”，而非银行的伙计，对内，当然应该教育、约束学生；对外，却应该比较多地站在学生和教育的立场，在维护学生利益（包括那些因客观原因而非恶意拖欠贷款的学生）和促进教育发展的前提下，力求得到社会、舆论和政府的理解、支持，进而调动银行的积极性。现在这种逢迎的姿态能否换来银行的青睐尚不可知，但学生可能从中感受到的冷硬和压力，却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

　　虽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多次重申，反对以“教育产业化”定义目前的教育改革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各类高校学费的逐年大幅提高，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项昂贵的投资，在奖学金、助学金无法覆盖大部分贫困学生的情况下，国家助学贷款，已经成为家庭困难学生求学之路上的唯一依仗。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各种可能存在的风险都可以归入技术细节的疏漏，却不足以成为质疑乃至中断国家助学贷款的理由。

　　尤其需要提出的是，无论银行、学校、教育主管部门，还是社会舆论，都应该慎重解读各种统计数字，避免过分夸大学生违约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我国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始于1999年，全面铺开则是2001年，第一次还款高峰出现于2003年，至今不过两年多的时间，其间统计得出的20%的违约率，不足以作为对助学贷款总体情况的判断依据。而且上述还款高峰恰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高峰重合，20%的违约率中，有多少是恶意违约，又有多少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作为理当站在学生立场作出判断的教育部门，也应该慎重调查，而不必跟着银行的思路对学生作过多苛责。

　　在社会整体诚信观念淡薄、征信体系破碎的环境下，大学生也很难成为格外具有诚信的群体，加强对助学贷款的管理、追缴，也确实是保证助学贷款继续顺利发放的条件。但无论如何，需要接受助学贷款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还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应该对他们多一份善意。即使银行出于商业原则而选择放弃善意的立场，政府、学校、舆论，还是必须保持这份善意。有了这份善意，许多具体做法就会不同，比如对那些可以找到的违约学生，提醒、劝诫，就比“查找、催还”为好；对那些暂时找不到的学生，发出一份旨在呼唤、告知的“白名单”，则肯定比直接曝光在惩罚性的“黑名单”更显宽厚。

　　办法会有很多，全在心思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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