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淑玲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有文字记载的盛世史料中,也不乏倡孝尊老的例证。汉朝是最讲究孝道的朝代之一,尤其是“文景之治”,极力推崇“以孝治天下”。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孝”是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所谓“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孝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统治者崇尚孝道,主要还是政治需要,家庭这个最基础的社会细胞和谐相处了,社会息事宁人的成份自然就多了些。这在汉朝,是与皇家当时倡导的“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相适应的。汉文帝明文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供给一定数量的米、肉和酒。同时规定“凡孝与亲者人帛五匹。”物质待遇还是满不错的。汉文帝刘恒,也是个带头行孝的帝王,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他侍奉母亲无微不至,从不懈怠。俗话说床头百日无孝子,可他的母亲卧病在床三年,作为日理万机的皇帝却能始终如一地照顾母亲,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都要亲口尝后才让母亲服用。由于汉代统治者大力提倡孝道,因而重孝敬老之俗大兴,诸多孝道典范例证见诸史书。元代郭居敬辑录的《二十四孝》中,有七个出自汉朝。可见,以汉命名的大汉民族的孝风源远流长啊!
唐宋直至明清,孝道虽不如汉朝那样登峰造极,却也仍是倡而扬之。唐朝规定:男人七十、妇人七十五以上者,皆给一子侍。明朝呢,对老人有三种优待,一是“尊年高”,二是“设里正”,三是“优致仕”。至于清朝,特别是康乾盛世,更是对孝道津津乐道。康熙帝六十大寿大设“千叟宴”,特邀全国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进京赴宴,参加者有二千四百一十七人之众,可谓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敬老之最。
何以盛世特别崇尚孝道?就统治者而言,这是巩固统治地位的所需之策。国家要安定,社会要稳定,需要有一种秩序来维系,而维系秩序的人需要有一种精神的纽带来维系,这种维系秩序的最有效精神纽带之一便是孝道。乱世,秩序大乱,伦理也大乱,那是“有枪便是草头王”、“拳头大的是哥哥”的特殊时代。战乱年代,狼烟四起,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骨肉相残,兽性压倒了人性,杀戮替代了和平,谁还顾得上去讲什么孝道。宋太祖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可在陈桥“黄袍加身”的时候也没闻出他身上有多少仁义味儿。当权者信奉的哲学观念、政治主张可能有所不同,譬如有的推崇道家讲“无为而治”,有的鼓吹儒家搞“克己复礼”,有的信奉佛家“行善积德”,有的还对法家有点偏爱,偶尔搞点改革什么的,可不讲孝道者,却是绝无仅有的。即使那些骨子里暗藏弑君杀父野心的家伙,张口闭口也是忠啊孝啊的满嘴仁义道德。“孝”这东西太好了,自己用,可以为人师表,可以沽名钓誉,可以加重权威的砝码,可以增长“领导”的资本。而倡人用呢,可以维系既定秩序,巩固权力地位。不管怎么说,孝道和盛世是一个连体儿,同生俱长,共枯共荣,盛世催发了孝道,孝道维护的盛世,在历史的长卷中描绘出
一幅壮美的图画。
新中国的建立和成长,将中华民族的文明推向了巅峰,孝道以崭新的形式和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尤其是当前正在进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期,尊老爱老敬老赋予了孝道新的含义,已成为了一种社会公德。老年公寓,老年医疗,老人免费乘公交车,老人逛旅游景点,全社会正在形成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有利于老龄社会的机制。这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延续,是扬弃,是进步。当然,也有弱化的方面:封建制度和私有制的灭亡,削弱了维护传统孝道的某些政治物质基础;商品经济的无孔不入,使铜臭在某些角落显得更硬;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渗透与交融,不同程度地侵蚀着孝道,不时地演绎着一幕幕类似于“墙头记”式的悲剧。阴暗面虽说并非主流,瑕不掩瑜,却也不可等闲视之,需要在目前和今后的新的复兴的空前盛世里革故鼎新、兴利除弊,扬文明精华之长,避文化糟粕之短,从社会制度、法制建设、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来培植、加固孝道生长的土壤,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这棵青苗在伟大复兴的盛世阳光里生长发育得更加茁壮,开出灿烂的文明繁花,结出辉煌的文明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