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就是一种迷信
2006-02-27

风水就是一种迷信

一、令人吃惊的风水热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现正大行其道。2004年5月23日在香港出版的凤凰周刊中,刘若南写的《古老方术的现代复活》,描绘了这一场景: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对风水术的赞美行列中去,乡村神汉、头脑精明的商人、民间周易爱好者、大学教师,甚至大小官员,还有朴素的寻常百姓。流风所及,甚至于连蒲松龄的一生坎坷、命运不济也被认为是居宅的风水使然”。

2004年9月13日又看到风水论坛开进人民大会堂,巫婆神汉欢欣鼓舞的消息。(千龙网记者蒲红果报道)在这个论坛上,哲学教授唐明邦赞扬“风水文化历久弥新,它越来越放射出它的光芒,日益受到了重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易学联合会的副会长董光壁说:“中国风水文化传统的良莠,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区别,只能在创造未来的实践中鉴别。”“作为环境文化和环境艺术的中国风水文化,不仅包含某些科学和技术的因素,而且包括有终身的价值选择和产业的道德规范。”

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王其亨曾多次表达他的观点:中国的古代学科与西方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分科的。象天文、数学、建筑这些学科,在古代都是归在“风水”中的;(吴虹:风水学,是科学,还是...)风水是集地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中国古建筑理论之精华。(1988.10.16文汇报《星期文摘》)在这个论坛上再次提出:“对建筑风水不加研究就加以否定,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

二、我反对风水不是迷信的说法

可能是学过地质学的人会产生针对风水迷信的抗体,我关注风水迷信沉渣的泛起已有多年,我反对风水不是迷信的说法。更要说风水绝对不是什么科学。

我是1948年夏天考进北大地质系的。我的老师李文达,擅长也喜欢写科普文章,1948年他在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小册子《风水新谈》,是用地质学的知识去破除风水迷信,很受欢迎,中国地质学会根据他在普及地质学上的贡献,授予他一笔陈康奖学金。

中国地质学会有着重视普及科学的传统,李四光1920年回国到北大任教后,多次出场作介绍地质学知识的通俗讲演,1923年应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会(地质系学生发起组织的)之邀,讲了《风水的又一解释》,其中主要是介绍地质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对中国的风水讲的并不多,因为在那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地质学、自然地理学的引进,风水至少在知识界中已没有市场。李文达先生写的《风水新谈》,一开头就明确风水是一种迷信,未闻有异议。

在大家公认有权威性的《辞海》中,“风水”被定义为:

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葬书》(旧本题晋郭璞撰):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李约瑟也是把风水归入迷信一类的,(2003年1月24日科学时报科学周末第16期上摘录的一段文字说李约瑟认为风水是“准科学”,没有把它叫做伪科学。事实是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ginChina,)中,无论是英文原本或中文译本,风水是收在“伪科学和怀疑主义传统”这一章中的。而且在这一章的开头还有一段话:“正如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中国过去也曾强烈地盛行各种迷信活动,占卜、星命,堪舆、骨相、时日吉凶的选择和鬼神传说等等,”)《辞海》的编者是把当时学术界的共识,作了准确、简洁的概括。

现在一些人要给风水“平反”,主要就是针对《辞海》这个定义,争论不可避免。

我注意到在使用“风水”一词时,存在着无意的误会和有意的歪曲。一些人用肢解风水的原义,截头去尾,偷换概念等手法,将风水打扮为科学。引导人们望文生义,产生误解。

因此首先必须明确这个“风水”指的是什么,使其在辩论中无可遁形。

三、风水是什么?

风水是什么?就是《辞海》中引用的郭璞(276—324)《葬书》中的那段话:“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郭璞被奉为风水师的祖师爷,当然以此为准。

中国古籍中不乏用“风水”表示自然界的风和水的记述。如:

“风水春来洞庭阔”(唐·杜甫:清明,全唐诗(上)·卷233_48);

“关山多雨血,风水损毛衣。”(唐·李远:咏雁,全唐诗(中)·卷519_11);

“渐喜雪霜消解尽,,得随风水到天津。(唐·李绅:发寿阳分司敕到又遇新正感怀书事国学原典.集部.全唐诗(中).卷四百八十卷480_24);

“因风水之势,贼舰悉泊西岸。”(宋书·武帝纪上)

但《葬书》中的风水,不是指自然界的风和水,“气”是这个风水的核心。此气也不是科学中的空气、大气,而是一种“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超自然的神秘。人体被认为是“气之聚”,“凝结者成骨”。因此人死了,要是埋在那种能聚集“生气”的地方,这个遗骸便能“反气内骨”,后人就能得到“鬼福”。

因此不可将风和水分开作为自然的物质来理解,它是一个自有其特定内涵的完整的词。所以在将“风水”一词翻译成西方语言时。并不含有wind、water的词意,而只能音译为fengshui。(以上用引号标出的词语,均据郭璞《葬书》,〈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第六百六十五卷〉)

什么是“生气”?什么地方能“聚集生气”?什么是“反气内骨”?《葬书》都没讲清楚,因此后世的风水先生或现在的大师们,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到唐代已有了一百二十个流派,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说将先人遗骸葬在他所选择的风水宝地里,便可以升官发财,多子多孙。这才是风水追求的目标,将风水美化为“人类生存环境的最佳选择”,拔高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欺人之谈。葬下去的是死人,他还需要什么“生存环境”!

建筑住宅也讲风水,可以和生存环境挂上钩了,但其追求的目的仍是福、禄、寿三星高照,要找的是那种存得住“气”的场所。帝王的都城、皇宫更要求建在有“王气”“天子气”的地方。

在当代,建屋买房看风水,讲究“前向秀水可聚财,后靠名山当掌权。”(买楼风水二十诀,香港聚贤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一样是为了升官发财。不讲升官发财多子多孙,风水早在中国自然消亡了。某些专家学者却有意无意回避了这个要害问题,挖空心思地想把风水打扮为科学。比起来,不如风水师和宗教人士诚实。

香港的风水师自认“风水学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唯心哲学”(《堪舆管见》1991,香港创建出版公司出版,页31)风水书在港台书店里一般列在“命理”一类,与看相算命及鬼神之书摆在一起。在加拿大华人社区,风水盛行,中文电视台有专门讲风水的节目,但没有宣称自己是科学的。

中国道教协会的王成亚说的也很清楚,他认为完全从科学角度谈风水,脱离了风水的原初意义。因为在他看来,风水中有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的一面。(凤凰周刊)。

风水师不承认自己讲的是科学,有他的道理,如你讲的也是科学,人家何必找你,找建筑师就行了。风水师吃香正是因为他讲的为建筑师所没有,应该属于玄学和巫术的那些东西。在港台一些人在购房子上所花的费用,看风水占了50%,甚至更高。香港公开营业的风水专家不下数十个,每次咨询费高者达上万港币。香港的大富豪,多和风水结缘。上海浦东一座著名的建筑,当时付出的咨询费用是5000万。据说这是目前“国内最高的一笔风水咨询费用”。(经济参考报2004-9-14)

风水就是一种迷信,决不是科学。

四、风水在中国本来社会地位低下

哲学教授唐明邦说,风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易学联合会的副会长董光壁说,作为环境文化和环境艺术的中国风水文化,不仅包含某些科学和技术的因素,而且包括有终身的价值选择和产业的道德规范。”

果真是这样吗?

气散风冲哪可居,

先生埋骨理何如?

日中尚未逃兵解,

世人今犹信葬书。

这是明人沈周(1427-1509)咏风水的诗,诗中的先生,指的是被认为是风水祖师爷的郭璞。

晋武帝咸宁二年(276),郭璞出生于河东闻喜(今山西省西南部的闻喜县)一个士族官宦之家。西晋末年天下行将大乱之际,联络亲朋好友数十家南迁,渡江后落脚在宣城郡,当了太守的参军也就是幕僚。最后转到权臣大将军王敦帐下,还是当幕僚。晋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举兵造反前,因他以通晓“五行、天文、卜筮之术,能攘灾转祸”知名。要他就成败如何算一卦,回答:无成。王敦怀疑他与朝廷有勾结,就让他再给王敦本人还能活多久算一卦,回答:从这一卦来看,“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问道:“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结果是王敦当天就把他杀了。(晋书卷七十二·列传第四十二)郭璞死了,王敦起事后约两个月因出师不利也“愤惋而死”。表面看来,都被郭璞说中了。《晋书》中还有好几个类似的故事,用以说明郭璞如何能掐会算。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他的知识广博,又善于分析,所以能预测到形势的发展,而为了防祸从口出,便以占卜为名,假托神道说自己的话。结果是神机妙算的名声掩盖了他的机智和忠于国家统一的用心,还有他的文学成就。当然,他对东晋朝廷的忠心还是得到了回报,被追赠为弘农太守,但编写《晋书》的史官仍以“仲尼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悲夫!”来表达对郭璞陷入风水占卜异端的惋惜,

后世把他当成风水的祖师爷,对他个人来说,更是一种悲哀,使他不断受到正统文人的嘲讽,前面引的明代著名画家、诗人沈周(石田)的诗,就是一例。其实他主要的成就还是在诗文学术方面,而《葬书》按清代纪晓岚的考证,是他人所作,假托郭璞之名,(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子部十九,术数类二。据何晓昕《风水探源》,1990,东南大学出版社,页33)这与道教硬要把老子拉来做他们的祖师爷相似。

在郭璞的《葬书》出现以前,没有风水这个词,类似的行为称为“堪舆”。最早见于褚少孙给《史记》作的补注,他听到别人说过:

“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

由此可知,堪舆是占卜一类中的一家,其著作,在著名的《汉书·艺文志》中,仅收录有《堪舆金匮》、《宫宅地形》两种,而且受到《艺文志》编者的贬斥,它是三教九流中地位低下的一个不重要的流派。能够拉个郭璞来做祖师爷也不错了。

在正统儒家的眼里,属于怪力乱神的风水一直是没有地位的,(朱熹是个例外)不用等到科学来否定,历代都有人在批驳、嘲笑风水。这里选录几则,以见一班。

唐太宗时人吕才,最早对《葬书》的荒谬做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在《易经》、《礼记》中都仅仅要求把遗体埋葬起来,也就是藏起来,并无什么阴阳的讲究。而《葬书》出来后“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感叹:“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诈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禄。...”。大骂“葬书败俗,一至于斯”。(旧唐书卷七十九·列传第二十九)他是从不符合圣人的设教来批判的。

明代思想家王廷相(1474~1544)是。在他的著作《雅述》中也说:“地理风水之术,三代以上原无是论,观《周礼》族葬皆于北郭之外,可知矣。”(三代指夏、商、周)针对《葬书》中“乘生气”说:“死者气已散为清风,体已化为枯腐,于生者何所相涉?而谓其福荫于子孙,岂非荒忽谬悠无著之言乎?况若子若孙,有富有贫,有贵有贱,或寿或夭,各各不同;若曰善地,子孙皆被其荫可也,而何不同若是?岂非人各自性自立乎?”(《王氏家藏书·雅述·下篇》,转引自范宝华:王廷相的鬼神思想——兼评《中国儒教史》的相关论述)

明代另一位学者项乔写的《风水辨》,广举事例,包括郭璞本人“荫应未及其子而刑戮已及其身”,论证死者不可复生“而谓其能乘生气以反荫生人,有是理乎?”。

康熙年间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中,收录有许多有关风水的资料,编在博物汇编艺术典内的堪舆部中,堪舆部的艺文收录了八种著作,除一篇外,全有批判风水的内容。应该也反映了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当然这些对风水的批判,主要是从礼教的要求出发的,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这足以说明,什么“风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风水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误导。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在“第44回汤总镇成功归故乡余明经把酒问葬事”和“第45回敦友谊代兄受过讲堪舆回家葬亲”中有对风水的批判和风水师的辛辣讽刺。针对了民间出现的实际问题,通俗易懂,这里摘录一段迟衡山与余大先生的对话,以见一斑,这也是吴敬梓对风水的看法。

余大先生道:“请问二位先生:这郭璞之说,是怎么个源流?”

迟衡山叹道:“自冢人墓地之官不设,族葬之法不行,士君子惑于龙穴、沙水之说,自心里要想发达,不知已堕于大逆不道。”

余大先生惊道:“怎生便是大逆不道?”

迟衡山道:“小弟最恨而今术士托于郭璞之说,动辄便说:‘这地可发鼎甲,可出状元。’请教先生:状元官号始于唐朝,郭璞晋人,何得知唐有此等官号,就先立一法,说是个甚么样的地就出这一件东西?这可笑的紧!若说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来,试问淮阴葬母,行营高敞地,而淮阴王侯之贵,不免三族之诛,这地是凶是吉?”

在民间,挖苦、嘲笑风水的“四言八句”,打油诗、故事,笑话也很多。

《科学无神论》杂志2004年第6期上吴继金的“风水诗赏析”,便有一首流传很广的讽刺风水先生的诗:

风水先生惯说空,

指南指北指西东。

山中果有福兴地,

何不择其葬乃翁。

笑话,在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五)》中便有一个:

“江浙人相信风水,富翁往往豫先寻葬地;乡下人知道一个故事:有风水先生给人寻好了坟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后,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发,请打我的嘴巴!’”

一本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流传很广的《笑林广记》里面,也有挖苦风水先生的笑话,因其多用生殖器来隐喻揶揄,趣味低下,这里只选了一则:

过去有一个人患了膀胱偏坠之症,请医生调治。医生说:“睾丸左边属阳,右边属阴,今偏于一边,却是阴阳不和的原故。”这人问:“既是左属阳,右属阴,不知中间危坐者唤作何名?”医生笑道:“此必是看阴阳的先生。”

引录这些材料,是说明民间虽然有许多人信风水,但阴阳先生也就是以看风水为职业的人,地位并不高,(也许这正是今天它急于攀上科学的一个原因)

在我的家乡,对阴阳先生通常是就其姓而称之为“某阴阳”,略去先生二字,反映着人们对这种职业看不起。这也难怪,同一块地,十个阴阳就有十种说法,有些人明显是在诈骗钱财,何能取信于民。

五、风水怎样就成了科学

据说“风水学是中国独创的一门艰深学科。它集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园林学、伦理学、预测学、美学于一体,历经五千年的时间检验,经过广袤地域的空间实践,具有世界上最充分的统计学价值和应用价值。风水学既是一种民族传统文化,也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科学风水点评厦门房地产)这是王其亨教授等的研究成果,许多房地产商以此为据,用自己的房屋风水好招徕顾客。

还有人说“风水理论的重新发现,在英、美、法、德、日等很多国家,引起了学者的浓厚研究兴趣,在对风水理论的深入研究探索中,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风水理论虽不乏神秘内容,但同时,风水理论实际是综合地理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学科的一门综合自然学科。”(李毅:风水概说-SOHU社区)

本来公认的迷信怎么就成了科学呢?

且从下面几个例子说起。

1、周公建洛邑用风水选址。

《尚书·周书·洛诰》记有周公为洛邑选址的经过,被一些人作为风水在古代城市选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例证,有一幅《太保相宅图》更作了形象的表现:太保受周公的委托,带领着几个人在现场勘察,一个架子上放着罗盘。这幅图在李约瑟引用后,被中外的风水研究者多次采用。然而如王廷相所言:“地理风水之术,三代以上原无是论”。《周礼》中规定是不准个人四处去找墓地,而是按照等级秩序,在规定的墓园里安葬。(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周礼)有何风水可言。

《洛诰》记述的,是先选出三个候选地,再用占卜确定,这三个候选地是怎样勘察的,根本没有提。(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周书·洛诰)

这里面的“卜食”,曾有不同理解,经多位学者研究,认为是指寻求土肥水美,可以得到珍美之食的地方。从事农耕多年的周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诗经)他们的祖先就是从土质和植物生长状况,判断出歧山下的土地肥沃,于是在这里定居下来。这里没有神秘的考量,但是那些想美化风水为科学的人,竟可以都拿来说成是风水的应用。

那幅传播很广的《太保相宅图》,李约瑟本注明采自《钦定书经图说》,“使用罗盘的事被绘入周代文字的插图中,当然是一种年代学上的错误。”可是在台湾《大地地理杂志》(1990年5月号)和英文《中国日报》(1992年4月29日)发表这幅图时,李约瑟的注释没有了。给人以风水在那时就已大行其道的印象。

约在15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查到了《钦定书经图说》,原来是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孙家鼐等奉慈禧太后之命,为初学者编的图解读本,光绪三十一年用连史纸石印发给各学堂。这怎能作为周人在用风水选城址的证据呢!然而那些美化风水为科学的人,可以反复以此为例,甚至把《管子》中总结的城市选址的经验也归入风水,真是从何说起。

中国的先民在寻求住所时,自然要求能找到适于生活的环境。北京猿人已知道找近水的山洞居住。据徐炳昶先生研究,旧石器时代的居民点多建在河流的阶地上,新石器时代知道取用地下水了,在远离河道有井或泉的地方便也有了居民。到春秋战国时期,更积累了大量经验。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管子》一书,有了这样的概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

《管子》还提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了解国情,这个国情中有一项是“水土之性”。什么是水土之性呢?用今天的科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地质环境的特征。(参见陶世龙:中国古代的环境地质观念)将这些古人卓越见识,附会为那时还没有的风水,是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亵渎。

2、诸葛八卦村

“我们首先要继承的应该是阴阳、五行、八卦等易学基本原理在风水术的应用原则,”(周易开运:如何继承和发扬堪舆术),以强调风水是科学闻名的王其亨教授正是这样做的,浙江兰溪的“诸葛八卦村”多次被他引来说明他的理论。这个村落据其旅游材料的介绍,是诸葛亮二十七世孙诸葛大狮于公元1340年前后营建,具有别处没有的“九宫八卦布局”。村子的中心也是九宫八卦图式的中心,有一个钟池,一半水塘一半陆地,形如太极图,是“八卦阵的阵眼”,因钟池的两半形状似鱼,便又有了“太极阴阳鱼”之名。八条弄堂自此向四周辐射,使村中所有的民居归入坎、艮、震、巽、离、坤、兑、乾八个部位,组成八阵图式。

有费孝通一九八八年题字:八卦奇村,华夏一绝。

据参观的北方网记者描述,位于村中的是“内八卦”;现又从这个村落处于八座小山环抱之中的形势,看出了还有外八卦,形似八卦的八个方位。记者在报道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王其亨经多年研究后得到的认识:堪舆学之内核实是中国古建筑理论之精华,是集地质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美学于一体的古建筑设计理论,强调大自然伟力直接影响着人们健康与后裔繁衍,使聚居于该地的人们光前裕后,获得世代平安。拿这个观点来印证诸葛村的选址布局,非常恰当。(诸葛八卦村探秘北方网>2003-10-2308:56编辑:杨华)在浙江黄金假日网站中的《诸葛村传奇》中也有这些内容。

但是,什么八卦全是假的。2002年03月22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第一版发表记者陶锋写的《诸葛村之惑》就有揭露。其中引述村里长者诸葛达的介绍,村子面积较大,因地形复杂,巷道纵横,建筑高大遮蔽视线,外人到此确实容易迷路。但所谓建筑布局上的“八卦”玄机,属子虚乌有。

目击者见到,所谓“八条弄堂自此向四周辐射”,实际是九条。

另据知情者透露,“八卦说”实乃某年有一位有身份的人到此考察后灵光一现的“创意”,虽然与实不合、于史无据,却因有这“指示”,便无中生有地成了神秘的古迹。八卦村也几乎成了诸葛村的代名词。那个”八卦阵的阵眼”,是有关单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改建的,给有几百年历史的钟池上,加上个鱼形的水泥盖子,便成了“太极阴阳鱼”。

但诸葛村确实地理环境良好,并保存有一批很有特色,元代就有了的民居。研究民居多年的清华大学建筑系陈志华教授,发现了它的价值,推动诸葛村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新闻网-清华教授的古镇情怀)经过长期考察研究,他与楼庆西、李秋香合作,出版了《诸葛村乡土建筑》(1996),他们认为,诸葛村“可樵”、“可渔”、“可耕”、“可易”(靠市镇近,交易方便)的地理环境,应该是诸葛大狮迁居到这里来的前提条件。当然那时的人们是重视风水的,诸葛村的地形也很符合形势堪舆家的理想模式。对于风水的作用,他们是这样认识的:

《高隆诸葛氏宗谱》里非常乐于把宗族的兴旺归因于当地的风水。这是因为,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宗族的团结是宗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要造成宗族成员的认同归属之感,必须也培养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和眷恋之感。培养人们对土地的感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依靠迷信,风水就是适合这种需要的一种自然崇拜,一种万灵论的拜物教。风水术认为自然地形、地貌和地物能决定生活在这地理环境里的人和他们的后代的吉凶祸福。把风水与祖先的阴阳宅联系起来,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风水就成了团结宗族的有力因素。(诸葛村的选址与格局)

这说明风水是一种迷信,不迷信也就不成其为风水。虽然在它的应用过程中,有可供科学研究应用的材料,犹如术士的炼丹、炼金虽然是荒谬的,但也为化学的建立提供了材料相似。现在要将风水拔高为科学,建立它的“知识体系”,只能是与科学南辕北辙,从将古人原本与风水无关的正确认识和今天的科学概念,拉来附会为风水,直至走到依靠伪造的东西来自圆其说,无中生有地搞出个八卦村,应该就是一个教训。

3、龙脉

龙脉在风水的理论与实践中都占有重要位置。龙、穴、砂、水,号称风水的四大纲目。这个“龙”是从以地面突起部分的形态附会传说中的龙而来的,风水师将所有山脉都称为龙,习称龙脉。以为“万山一贯,起自昆仑,鞲(应为山旁)出孤宗,分行八极...艮、震、巽三条入中国而五岳分居。”(王尺经)这种认识到民国初年还有,地图上的山被画成毛毛虫样,连起来就是山脉,地理课讲山脉和讲河流似地,说什么中国的山脉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分成几支向东走云云。

那时人们已知道中国之外还有几大洲了,但因为对地下的地质构造没有认识。仍以龙脉的眼光去看世界,20世纪初,四川有个著名的经学家廖季平(1853—1932年),在他的《地学问答》(1915年)中就发表过这样的高论:“少昊西帝也,而曲阜为少昊之墟。今有少昊陵去孔墓不远。孔子素王,素统亦在西方,古说有此踪迹。予则以泰山从海底过脉,当从美洲而来。美在昆仑之西,应属少昊,从西潜行到东,中土江河夹其左右,东西合并,乃笃生至圣。”(廖季平答王聘三问,民国四年成都存古书局本)用以说明出生在“少昊之墟”即曲阜的孔子,成为圣人是得天地之灵秀:这里面似乎有了一点新的地学知识,还知道有个美洲,但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是地球岩石圈中被巨大断裂分割开来的块体,中间还隔有一个巨大的太平洋板块,各有其地质构造的发展历史,那里有什么“海底过脉”。

近人有于希贤按照“‘龙脉’是‘生气’滞留或保存的场所”将龙脉解释为“不单是蜿蜒起伏的山势,而是忽隐忽现、可以追踪的脉络。这种脉络往往是指一种连续出露的青色或黑色的石头。”对“龙脉突然中断,在风水原则中不是个好兆头,它也就是‘走了风水’这样的地方不吉利。”用现代科学知识解读为:“龙脉断裂的地方往往是断裂线、断层线所在的地方,或者是两种地质区域的接触带这样的地方往往多漏水层,多火山、多地震是地表不稳定的区域,是隐患潜伏的地区。”得出结论,在风水迷信的外衣里包涵着科学的内容。于先生讲的某些现象是有的,但从所作解读来看,也帮不风水成为科学的忙。譬如在“龙脉突然中断”也就是有断层的地带,并不一定对人不利,相反由于有断层截过。地下水能由此涌出,提供水源,成为人们聚居的场所,济南多名泉,即得断层之赐。而地壳中的断层多矣,但绝大部分已不活动,并不对人造成威胁。他那个“脉络”是什么?也说不清楚,如欲了解地下情况,现有多种科学手段可以探测,又何必去从风水那里去解读天书?

我看这些侈谈风水是科学的人,未必读懂了那些风水书,只不过是自说自话。象下面这些风水书中的谈“龙”的文字:

“龙神者五行之生旺气也,流行于地中,神妙莫测,故以龙神名之。壮其妙也。”这“龙”还有阴阳之分,山水之别。“真龙入穴,必见雌雄交媾。故寻龙得阴阳者,所以充冲和气也。然龙家之气,以穴乘之;水神之气以向乘之。经曰:内乘生气,外接堂气是也。”“山上龙神不下水,水里龙神不上山。”

不知这里面的科学内涵是什么?我读起来只能作到似懂非懂,但已可以说明,风水师要寻找的不是什么脉络的物质存在,而是只有他们才看德出来的神秘的“龙”,这叫做“经纬阴阳义不同,动不动,只待高人施妙用”。(杨筠松青囊奥旨,古今图书集成第六百六十五卷)。那些鼓吹风水是科学的人,我看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风水是三教九流中一个行帮,自有行话,解释权由他们这些高人来掌握,常人难以了解其中奥妙,只能听风水师的。儒林外史第45回敦友谊代兄受过讲堪舆回家葬亲”有一段描写,饱学的儒生在风水师面前,茫然了。我把它引在这里,长一点,但读起来还有趣。

余敷把土接在手里,拿着在灯底下,翻过来把正面看了一会,翻过来又把反面看了一会,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闭着嘴,闭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睁开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尽着闻。又闻了半天说道:“这土果然不好。”

主人慌了道:“这地可葬得?”余殷道:“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穷了!”

余大先生道:“我不在家这十几年,不想二位贤弟就这般精于地理。”

余敷道:“不瞒大哥说,经过我愚弟兄两个看的地,一毫也没得辨驳的!”

余大先生道:“方才这土是那山上的?”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便是贤弟家四叔的坟商议要迁葬?”余大先生屈指道:“四叔葬过已经二十多年,家里也还平安,可以不必迁罢。”余殷道:“大哥,这是那里来的话!他那坟里一汪的水,一包的蚂蚁。做儿子的人,把个父亲放在水窝里、蚂蚁窝里,不迁起来还成个人?”

余大先生道:“如今寻的新地在那里?”余殷道:“昨日这地不是我们寻的,我们替寻的一块地在三尖峰。我把这形势说给大哥看。”因把这桌上的盘子撤去两个,拿指头醮着封缸酒,在桌上画个圈子,指着道:“大哥你看,这是三尖峰。那边来路远哩,从浦口山上发脉,一个墩,一个炮;一个墩,一个炮;一个墩,一个炮;弯弯曲曲,骨里骨碌,一路接着滚了来。滚到县里周家冈,龙身跌落过峡,又是一个墩,一个炮,骨骨碌碌几十个炮赶了来,结成一个穴情。这穴情叫做‘荷花出水’。”

...余殷吃的差不多,拣了两根面条,在桌上弯弯曲曲做了一个来龙,睁着眼道:“我这地要出个状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两只眼睛剜掉了!”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发?”余敷道:“怎的不发?就要发!并不等三年五年!”余殷道:“偎着就要发!你葬下去才知道好哩。”余大先生道:“前日我在南京听见几位朋友说,葬地只要父母安,那子孙发达的话也是渺茫。”余敷道:“然而不然。父母果然安,子孙怎的下发?”余殷道:“然而不然。彭府上那一座坟,一个龙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爷左膀子上,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这一拍。难道不是一个龙爪子?大哥,你若不信,明日我同你到他坟上去看,你才知道。”

那些鼓吹风水是科学的人说他们是在把蒙在“风水”上的迷信色彩抹掉,使之显露出科学的本来面目。现在我们看到的,恰好是倒过来,他们是在给风水涂上科学的油彩,以掩盖其迷信的实质。

风水不是不可以研究,而且也应该研究,但是,正如清华大学建筑系陈志华教授所说:

“我们搞乡土建筑,对风水进行科学的分析,是为了解释中国传统建筑上的一些现象,如天坛为什么上面是圆的,底下是方的,故宫的水为什么从西北进,从东南出,这些在风水里都能找到说法。我们研究风水,是当成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当成科学来研究的。

所谓“风水”中的科学性,早就有了地质、地理、结构、采光、通风、构图、布局等现代技术与审美学科的知识,这种“负阴抱阳”的老掉牙习俗,如果无害,倒也罢了,问题在于,风水往往严重地扭曲审美,风水盛行则绞杀了建筑的个性、干预建筑纯正语言的运用。讲究风水就好比一个跑百米的女孩穿旗袍,为了提高她的百米速度,只好将旗袍的开叉开到胳肢窝里去了,倒不如把旗袍扔掉,一身短衫,现代速度装扮。”(新住宅视点:大师眼里的“建筑风水”)

建筑学家王贵祥先生说:“事实上,建筑风水与风水术,是中国古代诸多的巫术观念在建筑领域中的一种延伸,是古代中国人与超自然力之间的一种交往沟通的形式,是带有宗教巫术色彩的。在西方,人们有宗教,可以到教堂去祷告。而对中国老百姓而言,要对超自然进行解释,就往往求助于建筑风水。

建筑风水学可分为两派,形势派和理气派。前者关注建筑空间,如山形水貌,藏风纳气。用现代建筑学阐释仍然有一定合理性。而理气说则有明显的方术色彩。把什么"宇宙场"和个人起居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伪科学"。”(王贵祥谈建筑风水)

我赞成两位先生的观点,而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风水更无可取之处,想拔高为科学只能是信口雌黄,无法通过科学理论与实践的检验。因此香港台湾虽然风水很热,但学术界没有承认其为科学的,大学里没有风水课。而大陆这边学术界却有人为之捧场并极力为它与科学拉上关系。我想这与刘若南说的,1949年后,“这一‘阻止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的‘封建糟粕’,成了过街老鼠,在国家机器的全面围剿下,几近消失。”的现在仍未为主流社会所认同有关。

“目前在中国内地,除取名外,风水业还未能获得合法身份。经营者在工商税务机关办理营业执照时,通常采用两种策略,一种是以取名公司的名义,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超出经营范围从事命理和风水活动;另一种就是注册为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或类似的名字,以房产信息咨询等名义进行风水活动。”(经济参考报)被宣传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首届国际风水文化论坛”第一个讲解风水应用,并被论坛誉为“中国顶尖风水师”的某人,就是从为人取名的公司开始他的风水活动的。因此,有些学术界中人也在极力把风水打扮为科学,就不必奇怪了。

六、用风水消除科学的负面作用?

风水的巫术性质,使它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找风水宝地,而是可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成为抵制科学的力量。

2003年1月24日的科学时报,从游修龄《说“风水”》一文中,专门摘出一段文字发表,告诉读者:“无休无止地开发地球资源,付出环境污染、陆海生态恶化、物种消灭的代价,充分暴露出科技这柄双刃剑带来的负面作用,在反省思考中,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有助于弥补西方还原论的不足,其中也包括风水的考察理解在內。”(科学周末第16期)也就是想用风水来消除科技的负面作用。

据说,迷信的人怕风水被破坏遭报应,如不敢砍树,环境得到保护了。

因信风水而不敢破坏山林的情况是有的,也许风水有时起了阻遏人们破坏环境的作用,但这种建立在迷信基础上的制约,不是对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了认识,因而是靠不住的。愚昧迷信导致对环境的破坏也可以很严重。发菜因与发财同音,港台吃发菜的流行,使人们大挖发菜,破坏草原加速沙化;秦始皇修长城因迷信亡秦者胡的预言而起,而修长城正是对环境的一次大破坏。在温哥华,发生过华人移民因信风水,把那里应当保护的古树砍掉的事件。

再一个例子,据笔记《幕府燕闲录》记述:(唐末)钱镠割据吴越建国后,准备扩建他的都城杭州,这时有术士告诉他;如果你仅仅是改旧为新,你这个国最多能维持百年。如果把西湖填了新建,则可以延长十倍的时间。希望他考虑。钱镠没有接受的意见。仅仅将他原来的衙门扩建了事。到他的后代交出权力给中央政府时,钱氏统治吴越国的时间是九十八年。作者记下这件事,是在说术士的话应验了,同时有赞许钱镠不为个人的国祚绵长而把西湖保存下来之意。

更胜于雄辩的是中国的历史事实。在科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森林早被大量破坏,从“蜀山兀、阿房出。”到繁荣的西域,青青的鄂尔多斯大面积沙化,从长安的井水变得咸卤不宜人,到北京地区森林的大面积消失。所谓风水文化什么没起作用?而有如何能诿过于科学。

有些人津津乐道的风水有帮助人们选择在依山傍水,房子朝向南方...等功能,正如陈志华先生所说,这都是常识,连蚂蚁、老鼠到知道坐北朝南。

环境的恶化恰恰是人们缺少科学知识,盲目行动所致,要保护环境,不靠科学靠风水,是缘木求鱼,开倒车的行为。

七、怎样看待外面的风水热

在刘若南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阻止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的‘封建糟粕’,成了过街老鼠,在国家机器的全面围剿下,几近消失。”(古老方术的现代复活)事情正是这样,风水和其他迷信活动,以及吸毒、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一起销声匿迹了,但这是坏事么?。

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香港、台湾的风水热起来了。随后大批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的移民把风水也带到所住国家去了,先是在华人社区,以后扩大到其他人。在学术圈子内也有个别人感到兴趣,研究起风水来了。下面摘引的这段文字可见一斑。

“在现代社会,风水长期被视为封建迷信,为普通观念所不齿,作为文化研究的人把它视为糟粕而一言以避之,对于风水所具有的趋利避害的功效更斥之为巫术迷信。然而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当“风水”二字被国人所淡忘所不齿的时候,欧美等国学者却对它表现出了浓厚兴趣——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学者都相继对此作了专题研究。”(李毅:风水概说-SOHU社区)

于是出口转内销,内地也热起来了。

现在的许多房屋建筑,乃至墓地的宣传册中都有暧昧的对此地风水的吹捧赞美。(建筑风水)许多网站中都有风水的内容,宣传什么“与天地投缘”,借助“风水”吸引消费者。(中国地产界又推新概念建筑易学正风生水起)

怕人不相信,抬出:“以我国著名的宋代建筑研究大师王其亨先生为首的中国建筑学界一致认为,“风水术实际上是集地质学、地理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风水为楼盘点睛)

不知王大师何时“为首于中国建筑学界”,中国建筑学界又何时一致赞成过王大师的理论?

在西方,确有些人开始注意到中国的风水,象我住那个小城市的书店中,也有介绍中国风水的书,但“风水理论实际是综合地理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学科的一门综合自然学科。”已成为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李毅:风水概说-SOHU社区)只见到中国的某些人在吹嘘,不知学术界有何共识。

为什么有些西方人对中国的风水感兴趣,我以为由于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提高,许多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了,但我们向外面提供了什么东西呢?带有神秘感的风水适应了西方人好奇和安护由于世界性的天灾人祸,忐忑不安的心理需要。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风水的许多内容并不是中国原来意义的风水,而是现代的认识附会上风水的神秘,如:“现在汽车多了,加油站也多了,加油站旁边最好不要住。因为油里面含有大量的有害物体,比如铅等等;另外加油站旁边的车辆停泊和启动噪音非常大,噪音也是风水学上的煞气。”经济参考报2004-9-14

现在许多讲风水的,特别是给西方人看的,实际上已不是风水的本来面目,而不过是将现代的知识与生活经验,附会上古老的风水。

说什么“风水文化历久弥新,它越来越放射出它的光芒”,不仅是自欺欺人,而且是中国学术界之耻。

八、风水在过去阻止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今天仍然是阻碍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消极因素。

认为风水阻止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并不是1949年后才有的看法,而是历史的事实。一个著名的事例是张之洞兴建的汉阳钢铁厂需要开采萍乡的煤矿,遇到的阻力就是风水。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地质人材,只好请洋人去探矿,萍乡的童生们以反洋人为由,集合起来闹事,发出揭贴也就是传单,号召人们:“洋人一到,各家出一丁人,执一械,巷遇则巷打,乡过则乡屠,一切护从通事之人皆在手刃必加之例。”够凶狠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是因为“萍邑迭起科名,素称富庶,皆由山川之精华既固,都邑之脉气未伤。”怕开矿破坏了风水。而说到底还是怕影响到自己的升官发财。(以上引文出自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四:汉冶萍公司,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页232-234)

这场风波经地方官软硬兼施算是平息下去了,但也可见寻求发展的困难。难怪曾纪泽要说:“吾华开矿较西人为难者,厥有二端:一曰股本难集,二曰风水难避。”(同上书,页9)

从今天谁最热中于"风水"的是些什么人也可以看出,风水对中国的现代化究竟起着什么作用。

如天府早报2004年7月5日的一篇评论中说,”近4年来被湖南省纪委、省检察院查处的厅级领导干部身后大都“鬼神当道”。比如,原副厅级官员李会刚因某“大师”预言能官至副省级,为此花费149万元在北京买官;正厅级干部唐见奎因小庙的和尚“算准”了他职务升迁的几件事,为此从省财政拨出200万元专款为这座小庙修了一条水泥路;三湘女巨贪蒋艳萍曾经常跑到南岳衡山问计于神灵,脚上总是系着两根红线。官场之上竟然也香火缭绕起来,官员们竞相“不信科学信风水”。(见同日该报A15板)天府时评“鬼神当道”下的“潜规则”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吴忠民教授很早就开始关注一些官员落马前“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的现象。对记者谈话时说,他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功利心理在作祟,因为担心腐败行径被发现、被曝光而寻求心理安慰。希望通过封建迷信来趋利避祸,因而在我国就出现了“不信马列信迷信、不信科学信风水”的现象。

吴教授认为,这些违规犯法的官员,缺少一种对事业的信仰,同时也没有公共领域从业者所应当具备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规范。所以心里不踏实,有一种不安全感,对自己的前景有一种不确定感。而违规违纪的事又不好同别人沟通,毕竟所作所为都是“阴暗”的,见不得阳光,一旦暴露,代价极大,甚至是毁灭性的。于是,他们只好找一些理由,特别是从“大师”那里寻找一些具有某种“权威性的”理由,以期自己说服自己、安慰自己。(中国青年报万兴亚2004年7月13日北京电:贪官背后有“大师”不问苍生问鬼神)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目前在北京、上海,尤其是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请风水学研究人士以“地理顾问”的身份“看风水”,已渐成地产项目设计、店铺选址、租房买房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一般不大张旗鼓,而是通过“小圈子”请来他们来相地,这种现象在商人、富人中尤其普遍。位于大兴的一家楼盘的总经理“据我们的经验,10个买别墅的人有8个以上要看看风水好不好。”能买得起别墅的,当然是有钱人。

事实上,从来就是有权有钱的特权阶层才能讲究风水,贫穷的弱势群体,能有块地安葬先人就不错了,那能挑肥拣瘦。而风水也成了特权者享有特权的“命理”依据。这种为统治者服务的沉渣泛起,只能起巩固封建等级秩序,阻碍民主社会建立的作用,而一些地方势力的倒行逆施,更有使社会中贫富的差距,在心灵上也加大。

从网上可以看到,什么“犯了冲门煞,辛苦也白搭;建议未听,损失三万,再来问计,补牢未晚;污水破盆,气走财神……”,“楼道口冲坤方女主人钱遭殃”这类宣扬迷信的言辞。

风水本为占卜的一种。作为其核心的“气”,也是中国看相算命等迷信活动的理论支柱。它们是相通的,因此许多迷信都可以在风水之名下传播。给风水批上科学的外衣,更使它能有合法地扩散迷信,起到蛊惑人心的作用。需要注意的,从风水的角度看来,给个人建宅,修墓看风水,只不过是它的低级应用。它们的伟大作用还在于为帝王师,如关系到国运兴衰的国都的风水,以及预测国家大事。但是如他们所言,在封建社会,谈这些事,有被怀疑有造反谋逆之嫌。但实际上有些人仍按捺不住,因而受到重惩的。道理也很简单,今天他说你据有得帝王气的形胜之地,是天命有归,你高兴地接受了;明天他说你气数已尽,你又该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谈风水的已不仅是谈墓葬、买房。也有以此分析预测国家大事的,如台海何时开战;天安门广场的风水与国运之类。如听任其发展,难保不起搅乱人心的作用。而像风水论坛进人民大会堂,已被一些人渲染,用来为风水迷信招摇过市,鸣锣开道。在此已可看到个别学者将风水打扮为科学的所起的恶劣作用。

针对亢亮、亢羽在所编著的《风水与城市》中,宣称“在风水术的传播者或者研究者们看来,风水有术,但却不可理喻,而重在领悟”;在所编著的《风水与建筑》中传播“前窄后宽,高贵如山”、“前宽后窄,失印逃走”,什么南北长的房子吉、东西长的房子凶”之类谬论,(《风水与建筑》P282)甚至清代《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之所以命运不济,也说成是风水在作怪(《风水与建筑》第四章第三节)。武汉大学王析先生写了《风水阻止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指出,这种主要靠领悟的东西肯定不是科学,而只能是伪科学。城市风水如果是指合理布局、道路通畅、环境绿化之类,那是科学;而如果硬要指什么道路的走向有冲犯、草坪的形状有吉凶之类,那就是糊弄人的伪科学。

王析先生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1909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以下简称《明暗》尚能有“城市如果发生了洪水、干旱与瘟疫,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由恶劣的卫生条件、排水系统的缺乏而导致的,而是由于没有风水,致使恶的力量在这座城市肆意横行的结果。”的认识。(《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P110))看到风水“比其他力量更加阻止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明暗》P109)“风水作为一种迷信,给整个中国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灾祸...”(《明暗》P115)由此他甚至认为中国人正“处在一种比中世纪时笼罩欧洲的更浓重的黑暗中”。(《明暗》P116)(转引自王析:风水阻止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今天鼓吹风水是科学的这些人,还不如这个外国传教士的见识。

复旦大学文博系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蔡达峰教授指出:古代的风水术早已失传,现今所谓的风水与古代风水术在内容上已有很大差别。眼下一些书中所引用的古籍,有的连标点都断错了,其学术性、科学性也可想而知。

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风水术的运用已成为一种商业行为。他说,实质上,古代的风水术早已失传,现今所谓的风水与古代风水术在内容上已有很大差别。对于风水术,究竟需要如何引导,值得好好思考。风水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从民俗学及建筑学的角度均有研究的价值;但从商业角度来利用,为获取经济利益而加以宣扬是不负责任的。(建筑风水)

事情正是这样,手头有一本尚达翔教授和张正武先生著的《风水与民宅》(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山西第一版)就有蔡达峰教授指出的问题。举例如下:

例一《青囊与语》:旧本题杨筠松撰,其序则题筠松弟子曾父文迪作。(以上文字引自《风水与民宅》页17)

按:《青囊与语》应为《青囊奥语》;“曾父文迪”应为“曾文迪”。这一条或为手民之误。下一条显然不能归咎于手民。

例二何浦字令通,南唐人,履贯未详。著有《灵诚精议》。(以上文字引自《风水与民宅》页19)

按:《灵诚精议》应为《灵城精议》;作者将“城”误为“诚”,在页二十一,页二十三复有出现。

例三冀都是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止。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山东来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谁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朱子语类辑略》卷一)(以上文字引自《风水与民宅》页19)

按:正好手头有一部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朱子语类》,是宋人黎靖德编,比较可靠的版本,由王星贤负责点校。在其卷二天地下中,即第一册第二十九页上,有这段话,加了新式标点,现抄录在下面:

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

短短一百一十四字,错字落字和断句错误近十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对照研究。个别字可能是手民之误,但多数错误显然是作者读不懂原文造成的。

例四

古人建都立邑皆根据形势相水泉,故曰:我卜涧水,东瀍水,西洛邑。(以上文字引自《风水与民宅》页20)

按:作者没有注明出处,但应当是《洛诰》中的“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不知作者怎么把它变成了这个样子。

例五

唐末有个不信风水家之言的钱尚,却当了吴越国王,享寿八十一。据《幕府燕闲录》:

唐末钱尚父镠始兼有吴越,将广牙城以大公府。有术者告曰;“王若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如填西湖以为之,当十倍于此。王其图之。”镠谓术者曰:“岂有千年而有天下无真主乎?有国百年,吾所愿也。”即于治所增广之。及忠懿归朝,钱氏霸吴越凡九十八年。

从此事可以看出,有种术士完全是胡言乱语,无事生非。国祚长短和筑宅本无关联,术士却硬要拉在一起。而且越是大兴土木,越有损于国祚。钱尚在位时间久,正是不听术者一派胡言之故。(以上文字引自《风水与民宅》页103-104)

刚看开头,就会产生疑问,从那里来了个吴越王钱尚?

接着看下去这才明白,原来是作者把吴越王钱镠的荣誉头衔“尚父”中的“尚”当作人名了。这恐怕不能说是手民误植,而只能到作者和编辑那里去找原因。

这段引文本是说钱氏吴越国仅维持了九十八年的存在,术士之言被证明不是胡说八道(仅差两年);有表彰钱镠宁肯国祚只有百年也不填西湖的意思。作者的解释正好反了。国祚非指他本人能享寿多久,作者对此理解亦有误。

够了,足以证明蔡达峰教授讲的问题确实存在。

《风水与民宅》的编者说:“本书作者阐述了风水之说的起源,列举了有关风水的主要著作和风水术士的操作过程,批判与揭露了风水著述中的大量的迷信污秽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其合乎科学的因素,从而在全部否定与全部肯定风水学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之间,独辟蹊径,提出了风水不完全是迷信的独到见解。”

我注意到作者收录了一些古人质疑、反对风水的文章,还有今日风水在农村祸害百姓的材料,都是可取的,但遗憾的是作者貌似公允,但实质是站在风水一边。当然与今天鼓吹风水是科学者有所差别,如说旧风水理论有迷信的厚壳而不仅仅是点色彩,“剥除风水积淀的厚重迷信”,但说到头,风水的内核仍是科学的,这和那些主张风水是科学的人,就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了。

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一门新学科,尽管是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的指导下做的工作,也不是轻易就能成立的,即使风水中有些科学成分或科学的因素,其总体也是迷信,何能有一个科学的内核。江晓原教授认为,风水中包含一些科学的成分,但科学的成分相当少,就其主体而言,应属于伪科学一类。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风水图书且销量很好,但绝大部分都夸大了其中的科学成分,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使自己的图书可以公开出版。差不多所有的风水图书,都是以继承传统文化,符合科学原理的名义出版的。风水术中的科学成分主要是一些经验知识,这些经验知识虽然暗合了现代科学的原理,但与自觉的科学认识是有严格区别的。(http://www.shnins.com/jxjzfs/b10.htm)我赞成。

在风水与科学之间,亦如在科学与迷信之间,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研究,在风水积累的材料中,用科学去审视,也可能发现有用的材料,不过要是去掉其迷信部分,像剩下盖房子最好坐北这类常识,风水还能卖几个钱呢。如网友tears所说:我总觉得。"风水"里有用的东西并没什么新意,早被其他理论包含了。另外,重申一下:人们对风水感兴趣的,恰是他“神秘性”即迷信的一面!

此前有北京媒体报道,一般情况下,“地理顾问”的实地勘测报价一般为每平方米100元人民币,甚至更高,但双方可以灵活掌握。该报道据此推测,一个总建筑面积近19万平方米的园区,要花费1900万元的风水勘测费。而风水研究者陈镛朴和巨天中则表示,大概需要200万元。

据介绍,在港台一些人在购房子上所花的费用,看风水占了50%,甚至更高。香港公开营业的风水专家不下数十个,每次咨询费高者达上万港币。香港的大富豪,多和风水结缘。上海浦东一座著名的建筑,当时付出的咨询费用是5000万。据说这是目前“国内最高的一笔风水咨询费用”。(中国房地产界又推新概念建筑易学正风生水起)

风水为什么会热起来,不言可喻。

--转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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