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最近报道了又一起“卖身”的悲剧，一位乡村女教师面对沉重的家庭负担，微薄的收入无法应对患病的父亲和需要读书的几个弟弟，因此不惜出卖自己；为此，身心受到重创，灵魂无法平息。有关的评论随即都鲜明指出在教育、医疗、就业、代课老师和农村等一系列的公共领域都存在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评论都切中时弊，指向和批评都鲜明和正确。但是在指向公共领域的同时，在悲伤扼腕的同时，面对着一起又一起的“卖身”事件，对生命本身的沉重思考何在？是不是在追究公共政策失误责任的同时，也要对生命的伦理问题进行沉思呢？探究公共责任并不能由此而模糊了人性中的伦理焦点。超越于道德之上的，就是生命的尊严和尊贵，为什么在一次次天灾人祸来临的时候，这些尊贵的价值从来没有发生应有的价值平衡作用呢？在一些并不构成紧张关系的伦理抉择中，生命价值的城池轻而易举地就失守了！这失守下，悲情遮蔽了价值的权衡，内在的冲突变成了廉价的眼泪。一种更让人忧虑的倾向是，在此起彼伏的卖身新闻中，不断地在暗示和宣扬其中有某种“伟大的牺牲精神”。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散发出来的自我舍弃精神让大众震撼和疼痛。

　　“卖身”，这个词语不断地灼烧眼睛，让人叹息，为什么近一个世纪前就已解放人性，提倡自主，男女平等，在这个新世纪初却蒙上了灰尘污垢呢？是的，对当事人，宽恕宽容比一切更重要；而在公共领域，要迫切反思公共决策和寻求对策；而在生命价值的精神深处，是不是也要深思重建坚强价值的支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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