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教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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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蓝藻事件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最终只有几名低级官员受到了“严肃查处”，而这些人其实并无足够的权力和资源防止蓝藻事件的爆发。人们似乎不再会追查：巨额的治水费用是如何被使用的？宜兴市是如何获得“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的？人满为患的环保部门到底在做些什么工作？在居民喝到臭水之前，水质监测机构为何毫无察觉？。。。。。。。。。。。。。。。。。。。。。。。。。。。。。。。。。　　^
不过，人们似乎也并非毫无所获。至少，曾被许多媒体誉为“太湖卫士”的吴立红已经铛锒入狱，有些人总算在出了一口气的同时，也松了一口气对吴立红的审判据说完全是依法公开进行的。但人们却无法理解，宜兴市法院为何既要“依法公开”审案，又要禁止人们（甚至包括吴立红的多名亲属）入场旁听。人民法院的审判竟会公正到不敢见人的地步！，，，，，，，，，，，，，，，，，，，，，，，，，，，，，，
在中国，热心公益的人往往下场凄惨，那些挑战权力的人最终都会被带到重重黑幕之后，孤身一人赤手空拳去面对全副武装的权力机构。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一个缺乏政治自由的社会，政治权力被少数人垄断，统治者往往享受着丰厚的“统治红利”（只要稍微考虑公费出国和公款消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或是国家干部公费医疗所占全国医疗资源的比重，人们便可知这一红利有多么优厚）。对统治红利的贪恋，使统治者既看不到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之所在，也不愿按这种整体利益的要求行。，，，，，，，，，，，，，，，，，，，，，，，，，，，，，，，，，，
出于对被统治者的恐惧，统治者总是希望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疏离。让人们专注于私利，是在人与人之间制造隔阂的最佳途径。统治者不愿看到被统治者相互爱护，更不愿看到人们摆脱私利转而关注社会公益，因为统治者最害怕的便是被统治者开始染指国家和社会的管理，。，，，，，，，，，，，，，，，，，，，，
在专制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泾渭分明，两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政治沟通渠道。统治者最关心的并非国家与民族的前途，而是不遗余力地扑灭对权力的任何挑战。因此，公共权力的滥用即使造成了骇人听闻的苦难，人们也难以看到正义的伸张。而一旦有人敢于对权力发出挑战，“法律”则必然会毫不手软地迅速出击。
只准埋头寻觅食糜，不准抬头仰望星空；将专注于私利的人称为良民，将热心公益的人视为刁民甚至罪犯，这就是专制社会最重要的道德。这一法则必然使利己主义日益风行，人们对他人的苦难麻木不仁，对社会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看清了上述法则，人们就不难理解，吴立红为何会身馅囹圄，教育部为何对民间助学行动总是耿耿于怀，山东寿光市民自发组织的“暑假巡河防学生溺水”活动为何被当地民政部门叫停……专制社会对待言论自由和结社权的态度，为上述分析提供了最佳验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对民族的团结和繁荣极为重要。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民众，不可能当面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以新闻及出版自由为基础的言论自由，能够使四散分布的民众经常保持思想的沟通和感情的共鸣，并在全社会培养一种紧密团结的共同体意识。。。。。。。。。。。。。。。。。。。。。。。。。。。。。。。。。。。。。。。。　　.
结社权的行使能够将各自为政的个人，出于共同的志趣团结起来。多数个人的相互协作，既可以使他们完成单个人无法完成的事业，也可使他们抗拒单个人无法抗拒的不公。言论自由有助于协同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结社权则有助于统一人们的目标和行动。。。。。。。。。。。。。。。。。。。。。。。。。。。
言论自由和结社权这种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极为有利的作用，恰恰是专制社会将它们视为洪水猛兽的缘由。因为，在一个存在言论自由和结社权的社会，被统治者将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一盘散沙，因而也不可能任由统治者随心所欲地驱使和奴役。。。。。。。                                                                           

作者系,《華東政法大學教授》

摘自2007【新加坡海峽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