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立红，中国的环保“光棍”

　　在公民精神的培育中，需要的是兼济天下的情怀，而非独善其身的自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是达成公共理性的应有态度。在事关社会大众福祉、国家民族未来的公共事务的处理上，公民个体不仅要发声，更要行动。不仅要行动，更需要坚持。吴立红 为“大我”弃“小我”，临大难而不渝志，这正是当下社会最需要的一种公民精神———虽不易，但珍贵。

　　我们中很多人已然记不得无锡的蓝藻大爆发、松花江的大污染了，更何况是吴立红曾经表演过的西西弗斯 的神话？吴立 红的入狱悲剧，并不是中国 的环保事业的污点，而更像是一道伤口。这昭示着一种困境。对吴立红那样的环保“光棍 ”，很多国人应该对他说一句：我欠你的。

　　吴立红，很多媒体将之称为环保事业的堂·吉诃德 ，但我觉得他更像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光棍”———这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有着历史传统的罪名。

　　今年4月，吴立红服完“敲诈勒索”罪的三年刑期之后，出狱了。这个环保斗士、“太湖之子”、2005年中国十大民间杰出环保人物，差不多被公众遗忘了。这种被遗忘，宣示了一个民间环保人士的宿命。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我们中很多人已然记不得无锡的蓝藻大爆发、松花江的大污染了，更何况是吴立红曾经表演过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吴立红的入狱悲剧，并不是中国的环保事业的污点，而更像是一道伤口。这昭示着一种困境，在中国，吴立红那样“激进”的民间环保者，难逃悲剧的命运，而罪名是现成的“光棍罪”。

　　吴立红，江苏宜兴的农民，他走上了举报太湖流域污染企业的民间环保之路。起初，吴立红只敢匿名举报，“这叫人家在明处，我在暗处，不容易暴露目标”。1998年，那场太湖治理“零点行动”中，吴勇敢地站出来，他为记者带路，使当地多家化工企业被曝光查处。

　　他赢得了名气，也使自己变得“敏感”和危险起来。据报道，当地派出所所长先后5次上门传唤吴立红。2002年，镇上出现了数张针对吴立红的大字报，未等吴立红质问，派出所就干脆把他关进了看守所 ，在环保总局污控司司长田为勇 的干预下，他才在关押数天后被释放。2005年，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赴太湖地区采访，吴立红一出现在记者下榻的宾馆，就招来了“便衣”。

　　另一方面，吴立红还被“利诱”着。据2005年他入选“中国十大民间杰出环保人物”的官方资料称：1998年，周铁镇允诺送给时任南方吸音厂销售部副经理的吴立红一份600万元的机械合同，周铁一 家大型化工厂的厂长也答应送他一笔2000万元的外贸业务，还有的老板愿意送他一套商品房，都希望他不要告状。“不明不白的钱我不要，哪怕是一天打工挣20块钱，我心里也踏实”。吴立红说到了，也确实做到了。

　　然而，吴立红还是倒在“不明不白的钱”上了。2007年他被捕之后，当地官方媒体如此报道：“2002年以来，吴以举报、媒体曝光所谓‘环保’问题相挟，多次向有关企业和单位敲诈勒索，情节恶劣”———常州市某企业转包了宜兴市一环保工程，吴找到该企业负责人，自称与各级环保部门和媒体十分熟悉，要求“好处费”，勒索该企业15000元；2004年，吴编造事由，伪造某企业印章、私开收据，骗得现金30000元。但据当事方的宜兴市原环保局长和乾震钢铁厂表示：这只是一笔中介业务的纠纷。

　　然而，吴立红还是被定罪了。也许他真的在法律上有罪，在中国某些地方，举报作为纳税大户的污染企业，毁了地方“环保城市”名节，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罪过”呢？

　　中国本来没有“骑士”，也就不可能有堂·吉诃德，多的无非是“光棍”———不安分守己者。历史上，国家对农民的最大政治要求就是本分，“不本分”就是原罪。那些头脑活络、替人出头、寻官家晦气、主持正义者，是要被官家打入另册的，甚至要定罪处刑，这罪名“光棍罪”。

　　“光棍罪”原指游民寻衅滋事的犯罪。但后来，“光棍”有了某种“维权者”的味道，比如，按清朝官方的说法，自称跟上级官员有关系，藉访察之名滋事生非，叫“访行”；有以架词唆讼为业者，叫“讼师”。通过一个又一个个案，清朝皇帝把一个又一个罪名拉入了“光棍罪”中———比如，代人告状、起哄造谣生事（挟仇诬匿名帖、造作歌谣）、罢工罢市抗官。这林林总总的罪行后面有着一贯的逻辑———不守本分的刁民是有原罪的。

　　是故，国人总是不愿意为公共事务出头的，自己不敢对损害自己权利的人大声说不，只想搭别人出头的便车。所以，中国不仅有西方意义上的“公地悲剧”，还有中国特色的“公地杯具”———在环境污染中不仅有人大赚黑心钱，还有人难脱被定罪的“杯具”，最“杯具”的莫过于受益者的冷漠和遗忘。对吴立红那样的环保“光棍”，很多国人应该对他说一句：我欠你的。

　　点评人

　　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