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台湾佛教兴学热一瞥
2011-01-29 来源：凤凰博报
一九九五年九月出版的台湾《人生》杂志第145期，由林胜慧、辜琮瑜二位资深编辑推出一组题为“佛教兴学·教育新局”的专题，对方兴未艾的台湾佛教界兴办高等教育热潮，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韩日三国佛教会议，中方代表妙湛法师在《跨越世纪的传灯事业》的发言中，提出了在本世纪未兴办以“中国佛教大学”为主的一所或数所大学的设想。要使设想从口头谈论、简报材料，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我们已只有五年时间。有感于此，综合上述资料，编撰此文，一瞥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对于佛教兴学的理念及实践，对于我们也许会有启发作用。
佛教兴学的社会环境
台湾的高中毕业生有福了，他们在填写报考大学志愿书时，又多了一种选择，可以报考由佛教界主办的华梵人文科技学院、慈济医学院等院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内，还将有玄奘人文社会学院、佛光大学、法鼓人文社会学院等院校，迈入莘莘学子的报生志愿表中。
宗教团体举办高等教育，从此不再成为基督教、天主教的专利。佛教团体也一扫传统的刻板印象，正以主动、积极的态度投入公众教育的行列。兴办高等教育是化费巨大的，佛教团体越过最有经济实力的财团企业，在短短的六七年中，就先后有五所佛教大学创办或进入实质性的筹建过程，在私人办学中出人意外地拔得头筹。这一近乎奇迹的现象，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台湾在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中，对增长过速的中专职校降温，停止个人兴学达二十多年。这一政策于1987年解禁，终于开放了由民间团体加入一般公众教育的领域。开放私人兴学的领域，依序为早期的医学院、工学院，到艺术、管理、海洋学院，最后才是人文社会学院。对此，台湾当局“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杨国赐称：“早期是配合经建发展的需要，故着重在理工科，但近年的科技文明快速进步，社会发展有失衡的现象，政府因此体悟到人材的培养应均衡发展，尤其引导社会发展的大都是人文社会领域的人，所以陆续开放人文社会学院的设立。”
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社会大众对宗教的需求提高。在台湾社会的宗教生态环境中，原来基督教所占的优势比重发生变迁，促使学佛人口快速增长，这使得佛教界可以双重利用经济和宗教信众资源，在“人间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下，进入公众教育的领域。杨国赐对佛教界兴办的这些学校评价甚佳：“除了对佛法的弘扬有帮助外，所培育出来具有宗教情怀的学生，步入社会后，对安定社会、稳定社会也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亦透露，目前台湾教育行政当局对每所私立大学的补助，为该校总经费的11％左右，未来计划提高到20％。
对佛教大学的定位与认识
佛教大学并不是佛学院的简单升格，也并非宗教断层中的异象，它的产生，不但有历史传承的意义，也是时代精神的再现。
佛教史学家江灿腾先生把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佛教兴学，分作译经兴学、同仁集团、技术团体等三种特殊背景和教育模式。所谓“译经兴学”，是一种由国家赞助推动的模式，代表人物为玄奘与鸠摩罗什等大师。采任务编组方式，译者互相研讨翻译的内容，而完成学术的经验传承。所谓“同仁集团”，以道安及庐山慧远为代表。其特色在于领导人物对儒释道精神、世间与出世间法都有相当素养，因此吸引当时精英分子加入，互相激荡后，形成思想风潮的带领者。到了近代，则产生所谓的“技术团体”，他们是“祗洹精舍”及其“支那内学院”等机构，可说是近代中国新式佛学教育的先驱。藉着各种语文训练及学科训练，强化对佛学思想的研究。同时把触角伸到国外对原始佛教的研究，而产生对传统佛学、经典的新诠释。
法鼓人文社会学院筹备处主任李志夫教授，则从文化、社会的影响，提出另一种分类模式。第一期为隋唐时代的“度牒式”，以玄奘大师为代表，着重经典的理解。由政府出钱提供道场，出家法师负责教育，主要集中在城市。第二期在禅宗以后，以百丈大师所发展出来的丛林制度为主。重心转到寺庙，师徒相授，注重悟境开展。第三期为清末民初的佛学院，在西方文化传人中国后产生。这些具备新式教育精神的佛学院，成为丛林制度与西方教育的综合体。期间又分别以两种形态展开：其一是以僧伽教育为主的佛教教育，为隶属内政部管理的小型佛学院；其二为向教育主管部门立案办理的佛学思想研究机构。第四期则为现在正蓬勃展开的现代综合教育——由佛教团体所办的一般大学，非仅传授佛教思想，更完全采用现代教育方式，分系、分科从事高等教育的工作。
毋庸讳言，中国近现代的佛教兴学，首先是回应基督教教会大学的挑战。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指出，办学是教会发展过程中的一贯传统，首先最初以神学院为基本雏型，最后衍生为一般的社会公众教育，可说是西方办大学的老祖宗，所以无论他们把宗教传布的触角延伸到任何地方，在当地办学为其发展的基本模式，也对当地旧有的教育体制产生冲击。近代中国的佛教教育即受到此一冲击，江灿腾表示，基督教、天主教兴办的学校，随着不平等条约而进入中国，带来完整的办学基础，有完备的经验、行政的制度等。这些方面与传统佛教的丛林教育对比极大。
其次是受日本的影响。早在八世纪中叶，日本即开始由各宗派陆续建立僧教育与庶民教育。天台宗僧最澄（767－823）上书天皇：“佛教可以帮助国家安定，佛教的兴盛需要靠教育。”由此开始由国家出资兴办佛教教育，明治维新期间，又在原有基础上，成功地引进西方的现代化教育经验，由宗派派遣僧侣至欧美留学，回国后，不但改良僧教育制度，甚至进入一般的公私立大学开讲座，将佛学纳入正统的公众教育体系之中。发展至今，由佛教各宗派所兴办的佛教大学超过二十五所，中学则有一百八十多所，小学和幼儿园就更多了。江灿腾强调，日本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留学生能扮演学术了望台的功能，让师资全国皆可共享。
值得注意的是，创办上述学校的佛教团体，并不刻意强调学校的宗教背景，也不要求就读学生非信仰佛教不可，而是以落实生活教育、人文关怀为主要方针，希望在办学过程中，不但对学生，也对社会大众传达佛法的精神理念。圣严法师指出：“不一定要他来信仰，即使他不信仰，佛教能为我们的社会培养一个有用之才，也是出钱办学者的一份功德。”以佛教的资源投入世间法的教育，以兴学的渠道参与社会、深入人间，看来已成为各办学单位的共识。
早在七十年代，中华佛学研究所创办人圣严法师，曾以十分感慨的笔调写到：“中国佛教就是缺少办教育的人才，也缺少有远见的人来办教育，所以虽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僧尼，和全国数十万座寺院，佛教的形象，却是普遍地落于民间信仰层次。”在今天的佛教兴学热潮中，回顾当年在佛学理论中默默耕耘的前驱者，不禁使人兴起由衷的敬仰之情。印顺法师早在《佛教与教育》中，就有相当精辟圆融的理论阐述：“在大乘佛学中，即世间而出世，世与出世无碍……，是共世间的出世学，真俗融通，为佛教教育的一科。”印顺进一步指出：“从事一般的教育事业，不应看作适应时代，附属于佛教的，而应作为佛教自身的重要内容而努力。”这些理论阐述，为现代佛教兴学，指出一条明确的方向。
台湾佛教高等院校扫描
华梵人文科技学院
为台湾佛教界举办高等教育的前驱，设在台北市石碇乡大山＋仑山，面积三十四公顷。创办人为晓云法师。原本计划成立人文学院，因受限于当时只开放理工科学院的教育政策，乃于1989年以“华梵工学院”名义开始招生，1993年更为现名。
对于自创办人晓云法师以来的办学宗旨，现任院长田博元教授指出，在政策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他们发展出“以人文为体，发挥科技大用”的理念，走入科技世界，并为之注入人文精神，重视人的尊严及生命的意义，培养具备人文素养的科技专才。其创校理念是：秉持儒佛并重的精神，以“止于至善”与“觉之教育”为标的，教育方针则为科技与人文融汇，慈悲与智慧相生。
目前已有工业管理、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建筑、工业设计、中国文学、外国语文等七个系；以及东方人文思想和机电工程二个研究所。1996年将新增哲学、美术两个系与工业管理研究所。未来还将增设大众传播、资讯工程、医学工程、室内空间设计、景观设计、企业管理、物流管理、社会教育、应用心理、音乐、戏剧、舞蹈等系所。
慈济医学院·护专
位于花莲市西郊，由证严法师创办。慈济的办学，配合慈济医院的一贯精神，亦考虑到当时教育政策的限制，首先于1989年创办二年制的护专，然后医学院于1994年获准立案招生，目前则进行人文社会学院的规划。医学院校区占地十五公顷。
证严法师创办教育志业的目的，就是要启发每一位学生的良知，把人人埋藏在心底的爱心引导出来，使之服务人群。本着这样的精神，慈济以护专为起点，发扬“尊重生命”的特质，传承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使命，更进一步创办医学院，期望培育出慈怀柔肠、闻声救苦的护理人员，以及兼具渊博学识、精湛医技与悲天悯人、视病如亲的良医人才。
医学院目前已有医学系、医事技术学系、公共卫生学系、护理学研究所，1996年将再增设护理系、复健系、医学研究所。目前有增设五年制护理科、二年制日间部、幼儿保育科、复建科各二班、医务管理科一班。
课程规划以生命科学及医疗知识为主，兼顾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类课程。课程内容着重基础与临床医学的整合及连贯，通识教育课程摒弃传统全学年单一课程内容的模式，而采用每学期分段式多单元教学规划，共涵盖慈济人文、医学史、生涯规划、生活艺术、哲学、美学、逻辑学等十六项怡情养性的单元科目，兼采讲授与讨论方式。
慈济最大的特色为公费制度及慈诚懿德会，每十位学生安排一位慈诚师兄与两位懿德母姐，以辅导学生心理、情绪上的困扰。另外还有慈济人文室、全体学生一律住校穿制服、每餐十元及全面素食等特色。目前，医学系在台湾联合招生中，已进入前十名排行榜。
玄奘人文社会学院
位于新竹市香山区，由了中法师创办，资金由“中国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所筹设。原名“玄奘技术学院”，于1990年破土动工，至次年更为今名。以玄奘大师命名学校，乃为效法大师高瞻远瞩的行谊，愿为佛教、国家，树立永垂不朽的教育典范。
开办初期，将以人文与社会基础领域为规划重点，然后再逐年配合学校发展，设置较具应用、推广与服务特性的系所。预计从1996年招生，设立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社会工作、大众传播等五个学系。1997年增设日文、资讯管理、社会教育、宗教管理研究所。预定到2001年，完成建立综合大学之目标。
在课程设置方面，除各系的专业课程外，并规划共同必修课程及通识课程。共同必修课程分为国文、外文、历史、宪法四大领域；通识课程则分为总论类、方法论类、佛学类、生活类、应用科学类、资讯科学类等。
佛光大学
设在宜兰县礁溪乡，由星云法师所创办，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成立筹备处，由龚鹏程教授担任筹备处校长。第一期校园面积为五十七公顷。
该校为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大学，其创设目标为：“在空间规划上以森林大学、在师生比数及教学品质方面以精致大学、在学术标准上以研究大学为目标。”初期先成立“人文社会学院”，然后逐步将里面的系科独立出来，未来将拥有人文、社会、传播、教育及国际等五个学院。
预计从1996年招研究生，第一学年开办文学、哲学、出版学、教育社会学、资讯管理、亚太研究等六个研究所；并兴办编译出版、宗教文化研究、资讯、教育推广等四个中心。到1997年，再增设生死学研究所、美学与艺术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儿童教育研究所。自1998年，才正式招收本科生。
法鼓人文社会学院
由圣严法师创办，为法鼓山佛教教育园区的一部分，位于台北县金山乡三界村，占地约五十甲。
筹备处主任李志夫教授，在谈到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成立背景时表示：自从丛林制度与大道场失去原有功能，佛教教育起了极大变化。没有僧伽教育之养成所，僧伽教育缺乏，只能在各自道场边走边学；社会也起了重大变化，佛教界需要与社会现象产生互动。因此，在僧材培养之余，还得把佛法精神灌注到高等教育中，以把握社会脉动，一方面栽培僧材，一方面强化佛学研究，同时也完成社会教育的功能。
计划自1998年招生。初期有宗教、外国语文、社会工作、企业管理四个系与佛学研究所。中期将增设大众传播、艺术系、艺术研究所、翻译研究所与函授部。完成期将再增设六系、六所，以精致之综合大学总体目标。
法鼓山佛教教育园区强调学术与文化并重、修行与弘法并进的理念，学院是早已成立的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延伸。在系科规划中，宗教系除以佛教为主外，尚兼容其他宗教；语文系则因为一方面对佛教经典翻译十分重视，一方面社会对语文笔译及口译人才需求量极大，所以不管是佛教语文（如梵文、巴利文、藏文）还是应用外语，在法鼓语文系科中皆占极重要的地位。对社会学系的要求是着眼于社会风气的抢救、社会人心的改善及社会理论的推动。在佛学研究方面，则一如既往，以培养高等佛教师资人才及解行并重的弘化人才为宗旨。
忧虑与展望
在佛教兴学的一片热潮中，也有一些严肃的学者从师资、财务、办学经验等方面表示了担忧。蓝吉富认为，台湾佛教团体没有日本佛教组织严密的宗派可作学校的后盾，需考虑长期的经费来源。江灿腾认为，应以整合力量和资源的方式，兴办佛学研究所，集中力量培养佛学了望台的学术人才。尤其对于目前筹设中的四所学院皆为人文社会学院，他质疑是否会造成信众资源的重叠，以及佛教界力量的浪费？
对此，法鼓人文社会学院筹备处主任李志夫表示，随着佛法的弘扬，佛教徒的层次已经提升；更何况，各校都以财团法人为申请单位，在法令的的制约下，自有一套完整而健全的财务制度，所以在经费的运作上不是问题。华梵人文科技学院田博元院长认为，无论哪一个宗教，都是以宗教情怀办学，都是在“觉有情”，因此都是值得推动鼓励的。而圣严法师更强调：“如果没有佛教的教育来普遍培养足够的人才，中国佛教也会走上印度佛教同样的命运。”杨国赐作为教育行政当局负责人，在回答记者问时，指出不论人事、经费、师资、课程等皆由各校自主，只是必需是公开的运作，例如组织“教评会”以公开征选师资。而在自主之前，“自律”的精神更为重要，如此才能受到学生、社会的敬重；否则就会像一些私立学校，往往为校长之位而有派系之争。
总之，不管是来自学界的忧心，还是教界的信心，兴学办教育已是佛教界重要的努力目标。谨以林胜慧在《百年大计话佛教兴学》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回顾从前，中国佛教对于一般的学校教育，是一段晦涩难明的历史。如今，不管是来自内部的觉醒，或是外来的冲击，佛教界对教育的重要性已经普遍获得共识，而不论社会环境，人力、物力资源也已臻成熟的阶段，因此整个佛教团体才得以水到渠成之势，以无比的魄力与愿心，朝大学以上的学校教育发展，为佛教兴学史划下新的一页，更为佛法教育与人间性的开展，做了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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