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东西方的节日，我们会发现，西方人的节日多与自己的宗教信仰（如圣诞节）或人文历史（如情人节）有关，而中国人的节日多与自然节律相关（如春节、中秋节）。

《尔雅·释天》中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唐虞之时就是尧舜时期，先人们已发现时间如同车轮，更替轮换。而夏朝时，无限的时间被“切割”成四季，人们将四季作为一“岁”记时，商人敬鬼神，所以一岁一祭祀，祭祀与时间相关联。周朝时中国农业社会文明业已形成，“年”与“禾”甚至与“牛”相关联。有趣的是，当代中国人继承了三五千年前的文化观念，譬如我们说一年，也说一岁，还会用一载来形容。

中原文明一直没有形成形而上的神灵，中国先人的信仰在生活当中，因为中国人是现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人信仰的对象没有人的形象化。基督教形成了上帝这样的人格神，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类，并让自己唯一的一个儿子耶稣在人间受难，而中国人敬仰的是天与地，人们有时喊天喊地或祭天祭地，但没有面对一个人格化形象化的神，天地之间的风雨神是龙，而真龙天子所指却是皇帝。这样，中国人的主流社会宗教附庸于一套权力体系。

中国人的二元信仰在史前就已形成。颛顼帝时，因百姓对天神敬祭处于无序混乱的状态，所以规定民间社会不可以敬天神，祭祀天地神的使命由重与黎二人专门负责，而《山海经》记载，重与黎是颛顼帝的孙子。重、黎担任的是祭司的重任。民间社会不能祭天地主神，也就不可能获得神的保佑，帝王家族垄断了天地间神圣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意被帝王自己掌握了，民间社会只能听命于帝王。从夏商周到清王朝，这种二元信仰一直没有改变，现在北京的古建筑天坛与地坛，就是皇帝亲自祭天地的设施，民间社会没有祭祀权。

尽管祭祀天地的权力在帝王那里，巫祝一类的祭司却在汉以后没有了地位，儒家利用帝王对天地的敬畏，将天意与民意联结起来，天意自我民意，天听自我民听，并通过自然灾异现象来警示帝王，中国第一个下罪己诏的帝王就是汉文帝刘恒，地震与灾荒都被视同帝王没有尽心尽责于民。权力的神圣性与权力的责任，通过对天地的信仰维系在一起。权力集团如果一点信仰与敬畏都没有，可能就成为无所顾忌的恐怖集团。

天地之神被统治者祭祀，民间社会只能祭祀与生活有关的“小神”，让小神去天上通大神，譬如小年祭灶神，就是让灶王爷吃香的喝甜的，年夜升天见天上玉皇大帝时，就会替自己家美言降福。不仅要祭神，还要驱魔，燃放鞭炮源于古代的燃烧竹筒，用于驱逐恶魔厉鬼。贴门神也是为自己家寻找守护神，这些古时有特色文化或生活涵义的行为，现在却逐渐淡化了原义，成为生活的艺术化，或仅仅是传统文化的符号。民间公共祭祀或供奉的对象，后来有佛教诸神道教神仙，以及民间信仰中的土地神、龙王与地方性的各种神灵。

国祭天地，朝廷皇帝要上对天地敬畏，下对庶民恩泽；家祭祖先，上对先人感恩，下对后代教诲。这其中都体现某种神圣的责任，也体现某种权力意志，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是超稳定的结构，在精神层面上是基于二元信仰，各负其责，各行使其权力意志，保持其精神的一致性与凝聚力。宗教的教堂是公共建筑，而中国人的教堂却是家庭或宗族的祠堂。春节则是进行家族意识与道德礼教熏陶的重要时刻。无论是祭拜祖先还是礼拜长者，体现的都是人际关系，礼教关系，使个体在家族与社会关系中安身立命、承担责任与义务，也分享荣耀。

春节的宗教精神在当代社会失却了核心价值，天坛祭天与地坛祭地已成为北京的民间表演活动，主流社会不再敬畏天地，对天地也没有神圣感了，民间社会里宗祠没有了，只有一些对先人的纪念活动，它却不再是礼教行为，而仅仅是一份基于传统形式的纪念行为。

主流社会没有对天地的信仰与敬畏，才有地方政府大拆大建不顾生态造成的严重污染；民间社会没有内在的道德精神，也造成民间社会的灰质化，造假与欺骗泛滥。传统中国人追求在天地间安身立命，“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孟子），当代中国人如何通过春节找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精神寄托与信仰，是我们民族文化复兴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