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儒家的自觉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秩序失范，道德沦丧，战争频仍，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而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孕育着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独立人格，当代学者许纪霖先生是这样概括的：“蕴含着哲学、伦理、心理、历史和政治的多元内涵，以历史—政治的角度而言，主要是指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的批判性，即表现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1]独立人格的形成是士人自我觉醒的一种表现。先秦儒家在仕宦观念上彰显了这种自觉。他们心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希冀通过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达到救世弘道的功效。首先，面对不合理的政治氛围，先秦儒家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孔子以“仁”和“礼”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直面批判统治阶级的不合于礼的行为。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2]，“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3]，“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4]，孔子的这些批判凸显了“礼”在他的政治理想中的指导作用，也反映了孔子作为士人的独立观察能力。类似的批判，孟子和荀子也曾经有过。孟子揭露出统治阶级“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5]、“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6]的卑劣行径，诚然这种批判是先秦儒家独立人格的一种体现，表达了对当局政治的不屑与非议。但他们并没有采取道家隐逸的态度来消极的抵抗，反而以积极入世的行为方式力图扭转那些令他们痛心疾首的局面。孔子曾经奔走列国，希望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曾发出了“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7]的呼声，而在政治上孔子也确实取得过不斐的成绩；孟子步孔子之后尘，高举“仁政”、“王道”的旗号，游说于梁惠王、齐宣王之间；荀子“三为祭酒焉”[8]，“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9]。孔孟荀的干禄举动是先秦儒家政治自觉的一种表达方式。正如刘泽华所说“权利与认识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近代以前尤甚。权利的中心是处理利害关系，认识则是讨论是非问题。利害与是非经常交融在一起，出现权利干预认识或认识评论权利得失等现象。这样，权利与知识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冲突。”[10]，在干禄的过程中，价值取向很难避免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或统治者的喜恶产生不一致。面对这种情况，先秦儒家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与自觉。他们坚持以道为己任并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1]而孟子则提倡“浩然之气”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12]的“大丈夫”气慨。荀子则表现出抗礼王侯和傲视的态度，“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轻物矣”[13]。

从先秦儒家仕宦观念上的自觉表现中，我们可以初步窥探出：道是先秦儒家的最高理想与归宿；政是他们弘道的最好平台与当然选择。孔子强调士之入仕，就是要将对于理想的追求变为现实，将“道”的实现作为士之使命，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4]、“士于志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5]、“君子谋道不谋食”[16]。但孔子对于统治者的严格要求使他的政治理想流于失败，孔子的入仕观念与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他将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于贤君明主，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执政者却往往是孔子所鄙视的“斗筲之人”。此外，我们不能忽略先秦儒家对于学的关注。依照孔子自己所讲的“君君、臣臣”之大义，为臣者本应“事君尽礼”、“事君以忠”。说明他在现实中是不折不扣的君臣之义的奉行者，无法将自己的政治理想超越统治者。面对这种情况孔子选择了“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以“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17]自况，将道置于首位。不仅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有相类似的阐发。综上所述先秦儒家的仕宦观念涉及到为政、弘道两者的思考。他们理想的模式是两者存在和谐的互动关系。而当为政与弘道产生冲突时，儒家前贤毅然选择弘道为其最高追求。

二、登仕为官的条件及途径

先秦儒家对于士人入仕有自己的考量。在先秦儒家看来，修身是为政弘道的基础和桥梁。在孔子看来，学即修身，是内圣外王的的先决条件。“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18]，这是孔子从内圣即弘道的角度诠释“学”。同时孔子说过“学也，禄在其中矣”[19]，表明学是获得功禄的途径。而“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0]则强调了“学”作为外王的功用。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1]，强调修身之于为政的基础性作用；又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22]，从坚守“道”的层面，修身是立足现世的前提。而荀子的“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23]论述也注重了为学修身对于入仕干禄的重要性。孔子重学，他所说的“为学”，在相当程度上指道德实践方面的学习，即修身。孔子以为道之本在于修身，而后才可及于入政。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孔子在这里所说的修身，第一层次是在内心中对人对事怀有恭敬态度；第二层次是要安人，实际上是要安定宗族和家族，在此基础上君子方能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至高境界。其所谓的“百姓”乃是“尽乎人”之谓，即穷尽天下之人。孔子认为要使天下之人都安乐，这是连圣人都会感到困难的事情，但这却恰是君子修身所要企及的境界。显然，在孔子那里，个体之理性道德、人格意志的培养，并非君子修身的旨归，其所指向的目标是入仕以实现政治理想。孟子和荀子在看待修身致仕的问题上与孔子大体一致。他们所提倡的修为方式大概有如此几种：第一，自省内求。所谓自省内求，就是指自我认识、自我批评、自我教育，使遵循道德规范成为自己的内在要求。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24]，通过审视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孔子还要求人们在“自省”中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5]。孟子把自省称作“反求诸己”。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26]。荀子也十分重视自省，“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27]。第二，勤奋好学。孔子认为，一个人的高尚道德和充实的知识都得靠学习达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28]，“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多识；知之次也”[29]。孟子也讲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30]。由此，他们提出了“学无常师”、“学而不厌”、“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一切人学习。第三，身体力行。先秦儒家重视道德实践，强调身体力行。孔子主张少说多做，重在行动，“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31]。反对言过其实，做到言行一致，“耻其言而过其行”。荀子也提出：“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32]。第四，榜样示范。孔子强调统治者的垂范作用。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3]，“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34]。第五，长期艰苦磨炼。孔子认为颜回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颜回能安于贫困而守道，这其实就是孔子对于磨炼认识的一个侧面表达。孟子主张“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是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35]，荀子提出了“积善成德”的命题，强调修身是一个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过程，“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