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进入灾区太多会无事可做？
作者：蓝方
然而，仅在灾难发生一天后，“不给灾区添堵”的呼声渐起。社会车辆堵路、救援物资不匹配、志愿者死伤、被劝返的消息频频出现。一些声音批评民间机构和个体志愿者散兵游勇式的救援，较之五年前的汶川赈灾毫无进步。
在经历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后，中国民间机构的成长有目共睹。日前长江商学院举办大讲堂，对此次地震民间救灾行动进行探讨。此次雅安赈灾中，民间组织究竟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又有哪些问题需要改进？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此次雅安地震的救援，与五年前汶川地震的救援行动已迥然有别。灾害的规模、影响大不相同。但在经历了汶川地震后，公众的问责意识越来越强。
“公众捐钱也知道选项目、看结果。”王振耀指出，与五年前相比，此次赈灾的信息环境已完全不同，“是网络在引领着我们救灾。公众对政府、对 NGO透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任何一个接受了大量捐赠的机构而言，“头上都是一个堰塞湖”，王振耀认为，公益机构需要谨慎、负责地花好每一笔捐赠，接 受公众监督。
与此前的赈灾相比，王振耀认为此次民间行动有三大特点：
其一是迅速。如壹基金的救援联盟在地震发生后两个小时就赶到震区。王振耀分析，经历了5.12地震，四川成都已经聚集了大批NGO和公益从业人员，并有学术团队提供能力支持。再次发生灾难，这些机构积极响应，其速度远远快于大规模的政府救援行动。
其二是专业，专业才会真正有力量。民间组织利用各自特长，有的提供专业搜救，有的提供物资运输。即便是募集救灾物资，也根据各自的特长越加细化，如考虑到千斤顶、雨鞋、创可贴等细节需求等。
其三是理性，根据灾区需求来实施多方位的对接。王振耀举例，两天之内，多个网络公司都建立起了寻人平台，其速度和社会效果都胜于玉树地震时期。
而公众公共参与意识的提升更是明显。“地震当天晚上，我们长江商学院的同学全在群里面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各自都能做些什么，能提供一些什么资 源。”王振耀开玩笑说，“我问干嘛要这么紧急？你们都是政府吗？”在他看来，有强烈参与意识的公民，更应该注意善于运用理性与体制的力量构建起一个有希望 的良性社会结构。
另一方面，王振耀提醒，各个机构当前还需要特别注意探索搭建平台。赈灾资源不能无序进入灾区，制造出不必要的麻烦。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联合协作的平台，协调不同机构的援助项目，充分实现信息的对接和共享。
“灾区绝对不会因为志愿者太多，进去了没有事情做。”王振耀强调，志愿者救灾，关键要专业化、精细化。尤其是中长期帮助灾区重建的机构，一定要 看一看、选一选，考虑清楚自己的专长再进入。“在适当的时机将灾区需要与自己的特长联系起来，民间机构和志愿者就会在灾区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