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经费公开须建立配套的问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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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公开的意义，通过多年来的启蒙，已经达成共识，哪怕是对此仍心存顾忌、意愿不足的部门、官员，表面上也不敢否认其进步。事实上，“三公”经费受到监督、控制，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现象便立竿见影受到约束。日前，受公款禁购高档烟酒的影响，多年来“只涨不跌”的国内高端白酒价格开始“退烧”，白酒“标杆”飞天茅台酒市价大跌500元以上。
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日前表示，今年中央各部委的“三公”(公务招待、公款出国、公车购买运行)经费预算、决算将在6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公开，行政经费支出情况也要一并公开。这意味着，公众关注的“三公”经费以及官员工资福利等行政成本有望进一步公开。
在中国，“三公”公开早已是个老话题。说它老，是因为舆论呼吁了多年。“三公”公开又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说它新，是因为虽然中央高层已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公开“三公”，中央部门去年也开始陆续实施，但“三公”公开无论是范围还是深度，都处于初始阶段。公众还无法从一张“三公”经费“简表”中看到自己想看的内容，也无法判定这些经费的使用是否合理合法，自然也谈不上监督。因此，呼吁官方全面、详细地公开“三公”，仍是舆论不懈的追求。
首先，各级政府的“三公”经费必须公开；其次，“三公”经费公开得越细越好，越易懂越好。当然，各级政府的“三公”经费即使被详细公开，也只是公众监督政府的一个必要手段，未必就能达到监督的目的。因此，公开“三公”经费虽然是防范权力自肥的一个重要支点，但要让这个支点发挥有效的反腐功能，官方还必须建立与公众质询配套的问责机制。
建立配套、便于操作的“三公”经费公开和质询机制，不仅有助于缓解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也是改革的必要步骤。虽然目前的“三公”经费公开还远远没有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需求，但它的起航意义不容低估。在舆论逐渐开放的今天，“三公”经费公开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就应该让它越开越大——这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