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报告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之后，新一轮医改怎么改，始终牵动着国人之心。

这些年来，关于新医改的讨论、谋划和组织，已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

关系公民生老病死的医疗事业，将秉持何种价值理念，操以何种技术手段，获得多少资金支持，无时不掀动着社会舆论。

中国科学院院士、血液病专家陈竺2007年出任卫生部部长之后，即倾力于新医改方案的拟定。他那眉头紧锁的形象，频繁出现于报端。

“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一个科学家到政治家的转变。”这是刚刚卸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高强对陈竺的评价。

新医改之难，难在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所针对的“不成功”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总体上”的“不成功”。

新医改关系重大利益的调整，它能否成功运作，需要政治家的智慧。

但是，它更需要社会良心的引领。因为，与生命尊严高度关联的这项改革，最能显示一国文明的生存状态。

新医改将给弱者带去多少生命之爱？在方案即将公布之时，我们仍要作这样的追问。因为我们相信，一种文明的素质，最为真实地体现在对待弱者的态度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新医改的历史使命，关乎社会价值的充实与构建。这，正是新医改值得万众瞩目、一盼再盼的理由。□ (文/王军)

瞄向世界性难题

“今年与未来一年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是决定性的、方向性的时间历程。因为我们要实行‘医改’，要推动“医改”重点工作的落实。”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2月16日下午，温家宝总理结束调研后准备乘火车返回北京，在天津火车站遇到来自河北张家口两周岁的白血病患儿李瑞。

当温总理得知李瑞看不起病，母亲准备带他回老家时，当即嘱托工作人员安排孩子到北京治病。当日下午，李瑞入住北京儿童医院。

12天之后，温家宝总理来到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海内外网民在线交流。一位来自湖北的网友对总理说：“感动于您救助白血病患儿，这样的孩子很多，总理。仅凭您一己之力救不过来。我6岁的孩子患有原发性免疫缺陷，家里经济负担沉重，恳请总理考虑能否将特殊病患儿纳入医保统筹范围。”

温家宝回答：“我十分关心你的孩子，你的问题是发自肺腑的，其实就是在那次天津遇到白血病儿童，我和我的同事们，伸出救援之手，但是这件事情也引起网友不同的议论，有的网友十分尖锐地提出来，说到遇到一个好总理不如遇到一个好医生。”

“这件事情我懂得，因为就是在几年前，北京儿童医院的胡亚美女士告诉我，中国的白血病的儿童要超过400万，她希望在儿童医院建立一个白血病中心。国务院批准了这个项目，将要斥资8.8亿来建设这个中心，但是光有医院不行，孩子还得有钱看得起病，我也懂得，一个白血病的儿童，治疗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而我们现在所有的医疗保险制度都不允许这么大额的报销。”

温家宝说：“大家请注意，那天在火车站，我并没有把这个孩子的事情交给地方政府去办，而我出于一个普通人的同情心，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凑些钱来给他治病。但是，我毕竟是一个总理。因此，我要想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如何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案，如何建立儿童重大疾病的救助制度。这些事情我们都在做着，但是我们的力度还不够。”

新医改方案将对温家宝的这番话作出回应。在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别3月7日召开的联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说，新医改方案两会后将马上公布，请大家以日计算。

公立医院如何改革

新医改在今春两会上引发政协委员们的热议。

全国政协委员、表演艺术家陈道明说：“改革三十年，我们把一些好的东西也改了。这应该反思。过去是公费医疗，无论怎样，看病是有保障的，现在从感觉上讲，完全商品化了。”

他认为：“医改是必要的，老百姓不堪重负。”

陈竺说，人民群众对就医的感受，很大程度来自于得大病、重病后去公立大医院的感受。公立医院改革，首先要取消以药补医机制，体现公益性，满足群众医疗保障需求。

“公立医院的改革要通过试点”，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唯独公立医院改革需要试点，这是因为公立医院改革难度大。”

王国强说，过去，公立医院因为政府投入少，只占经费的10%，其他90%，都要靠医院自己取得。由于医疗服务收费偏低，最终医院走上了“以药养医”的道路。有的医院，药品的收入占50%，在这种情况下，要降低药品的价格，怎样建立补偿机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陈竺表示，今年公立医院改革将首先在东、中、西部各选一批医院进行试点。切断“以药养医”后，一方面对试点医院失去药费加成后资金缺口进行测算，通过公共财政给予补贴投入；而在分配方面，将采取优劳优得、按劳付酬作为绩效考核的主要标准，同时结合科研教学和风险岗位作为分配的参考，适当增加医生的诊断费用。

王国强说，试点还没有开始。不是选医院，而是要选一个地区，比如一个省会城市或是一个市域范围内，由市人民医院，中医院，包括县医院，一个多层次的医院体系进行试点，而不是只改一个医院。从全国来讲，使公立医院改革取得成功，中部、东部、西部，城市和乡村，都要进行试点并取得经验，这是因为它们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都有不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现在医务人员的工作量太大，解放军总医院一天的门诊量是1万，2008年的门诊总量达到了400万。老百姓信任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疗水平，来看的疾病有很多是疑难杂症。但她本人精力有限，只能进行普通门诊的工作。

王国强说，取消药品加成，只是公立医院改革的一部分，公立医院运行体制、管理机制、监管机制都面临着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真正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同时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把这两者协调好，最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月28日，温家宝在与网友交流时说，“我以为最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公立医院的改革。因为这项改革涉及城乡很多医院，我们没有经验，需要试点，但是所有改革，我们所要坚持的方向，就是公共医疗卫生，必须坚持公益性质。”

三年内参保率提至90%以上

有关部门在“医改”调研中发现，80%到大医院看病的病人，在基层医院就可以治疗相应疾病。但在基层医院缺乏足够的医疗人才和技术设备的情况下，人们自然涌向大医院。

“‘医改’很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医疗资源不均衡这样一个事实。”王国强说，“为什么城市的大医院感到人满为患，而乡镇基层医院人却很少？这是因为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农村居民有疑难疾病就要到城市中的大医院来看。这次‘医改’要加强基层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更根本的是要建立基层医务人员素质提高的机制。”

新医改的一个重点是“医疗人才建设”，“医疗人才建设”将通过试点推广“住院医师培养制度”，让乡村医生、基层医生进入大医院接受培训，然后走出医院下到基层，成为老百姓能够放心的“健康守门人”。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巡视员赵芝明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江苏已把切实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写入准备实施的“社会保障健全工程”中。在农村实现“小病不出村镇”，在城市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改善城乡基层卫生机构服务条件，到2010年全面完成乡镇卫生院基本建设和村卫生室设备配备任务，90%以上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建设标准。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将全国城乡居民分别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范围，三年内参保率均提高到90%以上。”

2007年，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全面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陈励阳告诉本刊记者，到2008年底，江苏省城镇居民参保人数达到1233.3万人，参保率达到90%以上，参保城镇居民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到50%，有效减轻了参保居民的医疗费用特别是大病费用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孙南雄提出，应先制定公民基本医疗保障法以保障新医改方案顺利实施。这个公民基本医疗保障法应规定各级政府、用人单位以及个人各自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公民基本医疗保障经费的分担比例可为：国家承担60%、用人单位承担30%、个人承担10%。

陈竺说，新医改强调了基本医疗保障的“广覆盖”。人民群众能够接受医疗卫生服务，各级财政的直接投入是一个主要来源，但更重要的来源是制度保障。新医保的思路是确定用一个社会共济的保障制度，让国民有抵御重大疾病风险的能力，因此基本医疗保障最主要的来源是社会。

医疗资源的多与少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医疗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但从全局来看，医疗资源是已满足了需求，还是远远不够？

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别小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明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全国600多万医务人员中只有医生200余万，这与13亿人口的总需求相比，是多了还是少了？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医疗资源是远远不足的。所以，还是要加快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吴明江说，国际统计标准中关于“医生”的概念，是大学毕业后经正规培训并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而中国医生当中大学本科毕业的大概只占40%。在这一背景下，虽然千人口的医生数与国际上相比比较接近，但内涵有重大差异。看病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受过系统培训的医生远远不够，护士更不够。这个问题是否为公众所知？医科的毕业生也存在分不出去的现象，这不是供给过剩问题，而是政策导向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明天可能又会缺医少药。

他说，中国的临床医生究竟如何培养，也要加以认真研究。医学研究生毕业后的操作能力有限，即使是一个外科博士毕业生，其独立管理病房的能力仍然让人担忧。中国的全科、专科与社区医生究竟如何培养，如何保持一个高素质的临床医生队伍？这都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池慧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医改”是很复杂的，并不是某一个单项因素能决定它的成功与否，毕竟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人口庞大，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承担能力有限，机制体制建设也存在不足。“医改”，是一个行进中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解决。

王国强说，“今年与未来一年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是决定性的、方向性的时间历程。因为我们要实行‘医改’，要推动“医改”重点工作的落实。”

温家宝说，“‘医改’是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解决‘医改’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决心推动‘医改’就表明政府把老百姓的健康放在心里。”

发力“看病难看病贵”

新一轮医改绝不只是加大投入的问题，更需要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中站准立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前的3月2日，数位医药卫生界委员在餐桌上对“看病难、看病贵”的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他们认为，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两天内，网上跟帖超过万条。一位南京网民留言说：“设身处地地为普通老百姓想想啊，还说得出看病不难、看病不贵？！”

“看病不难、看病不贵”的言论并不鲜闻。2008年2月，广州市政协委员、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就曾在市政协会议期间发表“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看法。

曾其毅此言立即招致网民的不满。为此，从未写博客的他专门在新浪网开博解释，并自嘲该博客是“在一片骂声中登台”。

复旦大学卫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郝模在博客中对此事评论道：“曾其毅说的也没错，在中国看病，应该是不贵，但是他忘记了辩证法，少说了一句其实又很贵。”

一位长期关注医改的学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难还是不难、贵还是不贵，争论的背后，反映出中国的新一轮医改绝不只是加大投入的问题，更需要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中站准立场。

站准立场

一些专家认为，卫生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的指导思想，公众个体的卫生支出大幅增长，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此起彼伏。

卫生部2008年5月公布的《2008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显示，在2006年的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占18.1%，社会卫生支出占32.6%，个人卫生支出占49.3%。而在1980年，这三者的比例依次是36.2%、42.6%和21.2%。

在个人卫生支出巨幅攀升的同时，城市和农村之间卫生费用的差距正在拉大。

根据《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1990年的卫生总费用中，城乡卫生费用分别为396亿元和351.39亿元，而到2006年，城乡卫生费用则分别为6581.31亿元和3262.02亿元。

郝模在《在中国看病是不贵，但又真贵！》一文中称：“政府支出和社会支出主要是用在城镇居民身上了，所以，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居民、自费人群和低收入人群抱怨看病贵那是情在理中。”

卫生部2004年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城市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占44.8%，农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为79.1%。

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6年10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2007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等论述被写入中共十七大报告。

今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新医改方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截至3月13日本刊记者发稿时止，虽然意见的全文还未披露，体制、机制尚未改变，但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等理念的指导下，政府逐渐恢复筹资职能的努力，已经显现出一定成效。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2月27日在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说：“2008年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服务利用量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有一定程度缓解。”

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两周内新发病例未就诊比例为38%，比2003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经医生诊断需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为21%，与2003年调查结果相比，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饶克勤分析认为，出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迅速扩大，医疗费用补偿水平逐年提高；二是城乡居民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趋势基本得到控制，近5年的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的增长幅度明显低于GDP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三是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能力建设得到加强。

供需之争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后三年，各级政府拟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3318亿元，以保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此前的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透露，新医改方案中关于8500亿资金的投向，将锁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但两者的投入比例还在研究中。

事实上，卫生投入究竟是补贴供方(服务体系)还是补贴需方(保障体系)的争论，从筹划新一轮医改之时就已经开始，且从未止息。

补贴供方，大致是政府通过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全方位投入，向公众免费或基本免费地提供有关服务；补贴需方，则是政府将保障资金委托专门机构，使其依据保障对象的需要购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有关服务，有关机构按照成本收费且彼此竞争。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贡森等人的分析，两种方式各有利弊：“补贴供方的优点是组织管理相对简便，管理成本低。潜在的问题是有可能导致对医疗服务机构约束和激励不足；补贴需方的优点是可以通过集体购买和消费者选择，对供方形成制约，同时形成不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以提高运行效率。潜在的问题是制度设计比较复杂，对管理能力的要求很高，且服务体系与购买体系并存必然加大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运行成本。”

辩论声中，政府把扩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加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能力建设，一并列入医治“看病难、看病贵”的处方。

据卫生部2月16日公布的《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截至2008年9月底，全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达到8.14亿，参合率达91.5%，全国新农合本年度筹资71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46.1亿元，地方财政补助资金340.7亿元，农民个人缴费118.3亿元。

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增加，总计达到1.17亿。另据《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2007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也已达1.8亿人。

《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还显示，2008年，中央安排专项投资111亿元支持农村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的理由之一，是希望扭转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造成“大医院一号难求、小医院门可罗雀、农村缺医少药”，进而导致“全国人民看病上协和”的就医局面。

一些专家认为，在当前医药卫生资源配置、服务利用和健康结果等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差异的背景下，单纯指责公众“迷信权威”致使“看病难、看病贵”的言论难以获得太多认同。

一个更为流行的观点是，必须依靠加大投入的方式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人才、购置设备等以赢得百姓认同。

同时，有专家建议，政府对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公立医院靠创收维持运行和发展，甚至片面追求经济收益，过度检查、以药补医等痼疾，亦亟待通过增加医疗保障资金、健全医保制度等举措加以约束。

补供方和补需方都有各自的理论基础，且都面临投入不足的现实难题。

《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披露，2007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4.52%，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认可的5%的最低标准。这表明，加大卫生投入仍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

后续难题

3月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在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说，2009年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医疗卫生是今年财政投入重点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向媒体表示：“现在大家都很关注政府为医改投入的8500亿会用到哪儿，8500亿够不够，但我们更应该想想，如果不能调动600万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如果百姓不理解不认可，政府投再多的钱，也会很快花完。”

此前亦有观点认为，明确了价值取向、追加了卫生投入并不一定带来医改的“成功”，后续难题依然多多。比如，如何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扭转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监管机制、补偿机制和定价机制等；怎样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引导其努力提高医疗质量；怎样消除医患之间彼此的不信任，营造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等。

公立医院改革已成为医改中最为核心的焦点和难点。新一轮医改作出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等，倘若不能消除公立医院片面追求经济收益、公立医院院长无形中成为“企业家”等现象，在“丛林法则”下，优质医疗资源的分配差距只会拉大。

对此，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其博客中援引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的话说：“如果有了钱还是走过去的老路，还是不能改变现在的状况，这是一个悲哀！”

合作医疗的来龙去脉

一个曾经广受农民欢迎、备受世界赞誉的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的中国却黯然失色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2008年10月23日，76岁的覃祥官在湖北长阳榔坪镇乐园悄然离世。

这位把合作医疗推广到中国、介绍给世界的赤脚医生，曾为破解人类医疗卫生领域的一道难题——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看病吃药问题，贡献了智慧。

在大约20年的岁月中，中国数百万乡村里没能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即赤脚医生，在合作医疗的制度下，为数亿农民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这一低投入、广覆盖的农村基本医疗服务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然而，1985年，卫生部通令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的称谓，合作医疗制度也在中国本土被束之高阁约20年。

当年毛泽东发怒了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此时，备受战争蹂躏的中国社会，人民健康水平十分低下——

以世界卫生组织用以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的三大指标来看，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新生儿死亡率在千分之二百左右，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

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等疾病肆虐，瘟疫横行；

1949年，每千人口拥有医疗床位0.15张、卫生技术人员0.93人、医生0.67人、护士(师)0.06人；

……

1950年8月，新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政府卫生工作方针。

在1952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在卫生工作方针中增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内容。于是，在经政务院批准后，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变更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这4项方针一直沿用到1990年。在其指导下，新中国作出发展适宜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等决策。

今日看来，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当时，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往往青睐西方的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依赖通过高投入培养出的高技术型医生，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和以治疗为主的导向，更加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公共卫生等。

中国却通过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令公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到1981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7.8岁，新生儿死亡率降低到千分之三十七点六，孕产妇死亡率也大幅度降低。

然而，卫生资源分配不平衡，特别是优质卫生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在中国十分突出。

据史料记载，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得知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时，毛泽东发怒了。

毛泽东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他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此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构成那个年代一幅幅既温馨又生动的画面。

“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在赤脚医生大规模出现之前，卫生部对农村缺医少药的应对办法是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

钱信忠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做好农村卫生工作》一文中提到：“1965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对卫生部关于组织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报告的批示，至4月初，全国各地就有1500个医疗队，18600名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卫生部还派了两名司局长分赴四川、广西等地检查贯彻执行情况，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下农村巡回医疗和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的高潮，其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从毛泽东1965年6月份对卫生工作的批评来看，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治本之策。

1966年8月10日，“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覃祥官就此干起了赤脚医生。

覃祥官的合作医疗，最大特点是“三土”(土医、土药、土方)、“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

具体办法包括，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群众看病每次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

这种农民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合作医疗制度，被毛泽东称为“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

当时，《人民日报》以《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为题报道，称赞覃祥官是一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合作医疗制度被迅速推广到全国90%以上的农村，亿万农民的就医用药难题得以初步解决。

在那个年代，《赤脚医生手册》堪称“全科医疗医药”宝典，其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

“合作医疗又起来了”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一份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然而，这样一个曾经广受农民欢迎、备受世界赞誉的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的中国却黯然失色，覆盖率从鼎盛时期的90%下降到低谷时的5%左右。

合作医疗制度在不少地方的萎缩是静悄悄的。

1979年起，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中国从1950年代以来依靠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纷纷解体。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人民公社的解体，集体经济的式微，瓦解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经济基础，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失去了资金筹集的基础，面临着“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

“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医疗的解体，使乡村两级基层卫生组织失去了集体经济的依托，各级政府又未能适时地增加投入，逼着一些农村基层卫生组织走向市场化、商业化。因而导致70%的乡镇卫生院陷入困境，50%左右的村卫生室变成了靠看病卖药赚钱的私人诊所。”中国农村卫生协会的张自宽2005年在“第十届亚洲农村医学大会”上分析说。

在农村合作医疗瓦解、基层卫生组织衰落之时，针对农民可能重现的缺医少药难题，有关部门未能采取系统化的措施，给卫生工作带来严重后果——

农村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工作削弱，一些已被控制和消灭的传染病、地方病，如肝炎、肺结核、血吸虫病等死灰复燃；

医疗资源分布失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降低，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改善缓慢，农村婴儿死亡率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城市的2.9倍；

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开始凸显，1998年调查显示农村的因病致贫率达到21.61%，贫困地区甚至达到50%以上；

……

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发出警告：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列第144位；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中，中国居倒数第4。

千钧一发之际，2002年10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等。截至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覆盖全国。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启动之时，覃祥官所在的长阳县被选作试点县。有媒体报道称，当地那些被刨光的药园又重新恢复，栽上了几十种药材，彼时，覃祥官笑容满面：“合作医疗又起来了。”

医疗卫生事业30年发展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保护和增进全民族的健康素质，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

一是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日益增长。1983年，我国提出要坚持预防为主、城乡兼顾、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大力加强医疗卫生事业，逐步改革现有的医疗制度。

二是确立“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目标。1995年，我国提出要积极发展各类卫生保健事业，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1997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新时期卫生工作的奋斗目标、指导方针和具体措施。2000年，国务院决定同步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

三是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党的十七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中确立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新要求，并提出要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措施。

一是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妇幼保健、计划免疫等体系，重点加强重大疾病防控，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

二是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重点健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三是加强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医疗救助力度。

四是加强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加强药品价格监管，着力减轻群众药费负担。

五是加强医疗队伍建设和医德医风建设。加大全科医护人员和乡村医生培养力度，鼓励高素质人才到基层服务，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突出成就。

一是城乡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从1978年至2007年，全国卫生机构总数由17万个上升至31.5万个，增长了85.3%；卫生技术人员数量由246.4万人上升至468万人，增长了89.9%。从1978年至2006年，每万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量由10.8人上升至15.4人，增长了42.6%；每万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由19.3张上升至25.3张，增长了31.1%。

二是重大疾病防控能力大大增强。覆盖城乡、功能比较齐全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基本建成。2003年，抗击非典取得重大胜利。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逐步得到控制。

三是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上升到2005年的73岁。婴儿死亡率由1980年的34.7‰下降到2007年的15.3‰，孕产妇死亡率也明显下降，2007年为36.6/10万。

来源：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