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齐鲁晚报

 

    ９月１０日《华西都市报》报道，因丈夫工资长期不能兑现，四川武胜县、岳池县２０多名农民工的妻子自发组成了“太太讨薪队”，南下昆明为丈夫讨薪。她们中，年龄最大的今年已５６岁了。

    这种新闻，让人心酸，也叫人汗颜——欠债不还，逼得“太太讨薪队”千里迢迢去昆明，欠薪的老板应该汗颜；保障不力，当地有关部门应该汗颜；老公打工，老婆讨薪，全社会都应该为这种“非典型性讨薪”汗颜。

    之所以说这是“非典型性讨薪”，是因为典型的、正常的讨薪方式不应该是这样的。比如，可以寻求工会、劳动监察、劳动仲裁等部门的帮助，或者向人大等机关举报，或者通过法律渠道保护自己的权利等等。

    可惜，尽管有这么多“典型性”的讨薪方式，许多农民工却还是难以拿到血汗钱，这导致了“非典型性讨薪”事件频发，从最初的爬塔跳楼的威胁式讨薪、绑架包工头及家人的暴力讨薪、给包工头寄贺卡的嘲讽式讨薪，到今天的“太太讨薪队”的以弱制强式讨薪，怎能不让人汗颜？

    毫无疑问，这种“非典型性讨薪”是非理性的、高成本的，对社会和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如果一个地方能够容忍欠债不还，被欠的要跳楼，还谈什么“和谐”？

    一些地方不但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对“非典型性讨薪”严加防范，甚至发明了“恶意讨薪”这样的新名词，这显然缺乏对农民工基本权利的尊重。

    不知有关部门想过没有，如果不是“典型性讨薪”难如登天，谁愿意用“非典型性讨薪”的手段？

    想想“太太讨薪队”的遭遇，就知道那些欠债者和行政不作为者造成的后果有多严重！我们不应该指责“太太讨薪队”的非理性，因为这是她们最后的希望。

    当地有关部门应该认真履行职责，给农民工们一个说法，并保证这种影响社会和谐的“非典型性讨薪”不再重演。（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