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浙江频道  记者胡作华、余靖静 　 
 
     ２００６年，国内众多高校栽倒在"造假门"前：清华大学教授刘辉盗用论文刚被处理，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杨杰学历造假又被揭穿；上海交通大学陈进"汉芯"事件余波未息，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与北京大学"引进假人才"之争又起……

    本该是科技创新、培育良才"沃土"的高等院校，缘何风气浮躁、"泡沫"堆积？在道德谴责之余，有识之士将批判矛头转向了制度层面－－当前高校过于量化的科研评价体系必须予以改革。"指标式考核的'学术ＧＤＰ'已成为高校学术浮夸的'催化剂'。"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政协常委朱淼良如此认为。

“汉芯”事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史上最严重的“造假”事件之一  （资料图片）

    知名高校接连身陷"造假门"

    ２００６年以来，包括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一些高校接连身陷"造假门"事件，国内顶尖高等学府的学术风气遭遇信任危机。

    ３月，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因在个人履历、学术成果材料中把他人论文作为自己的成绩，涉嫌学术造假，被撤销教授职务。

    同月，上海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杨杰，因申报评奖材料中将他人论文列入自己成果清单，被免去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职务，６月，又被免除教授资格，终止聘用合同。

    ５月，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因"汉芯"系列芯片造假骗取国家上亿元经费，被撤消学院院长职务，教授聘用合同也被解除。据调查，陈进负责的汉芯团队所研制的成果，其实结构简单，并不能单独实现指纹识别和MP3播放等复杂演示功能。为了达到宣传效果，陈进等预先安排在演示系统中使用了他人研造的芯片，再印上"汉芯"标识盗为己用。

    令人担忧的是，这几件曝光案例也许只是学术造假的冰山一角。２００６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公布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１８０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６０%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

    ２００６年７月，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质疑北京大学引进的海外人才造假，引发了与北京大学的口舌论战。公众再度聚焦高校"造假门"。

令学者们更为担心的是，浮夸风气是否会让高校偏离对后备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资料图片）
 

"造假门"暴露高校科研评价体系"数量至上"

    "当前屡屡曝光的论文抄袭、专利造假事件，有个人道德因素，也有制度导向的原因。"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政协常委朱淼良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说，这种导向就是高校内部普遍采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体系。

    据介绍，现行的高校内部科研评价体系主要由科研项目、论文、专利、项目成果等要素组成，这几个要素通过记"计点"、"积分"，折算出"学术分"后，便是教学科研人员晋升职称、受聘岗位的主要评判依据。

如何建设一流大学是当前我国高校管理者们最关心的问题。（资料图片）

    朱淼良说，这种科研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ＧＤＰ的指标式考核，最大弊端就是重量不重质。如科研被量化成项目的数量多少和经费多少，论文看的也主要是发表的数量。有的重点大学要求高一点的，要看发表国内一级论文和ＳＣＩ检索（即科学引文索引）、ＥＩ检索（即工程索引）以及被引用的论文次数的多少。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国内高校推行之初，这种评价体系曾对促进高校科研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到近年，其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

    "过分追求科研项目数量和论文多少，直接助长了论文抄袭、专利造假等学术浮夸风气。"朱淼良说，为了寻找"加分"因素，追求量化分数最大化，许多教研人员长年在外跑科研项目、找关系发表论文，个别人员甚至伪造成果、抄袭剽窃，学术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以ＳＣＩ检索为例。我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１９９５年后竞相将其作为衡量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学术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以前高质量的ＳＣＩ检索论文很难发表，一个学院一年到头可能只有一两篇。现在不一样，一个人一年可以弄到好几篇，有的教授甚至宣称三年内发表了１００多篇论文。"朱淼良说，现在有些学术会议，只要花点"投稿费"，发表的论文就可以录入ＳＣＩ检索，还有人纯粹为了追求数量，一稿多投。

学术浮夸削弱中国"创新力量"

    更令许多学者忧虑的是，当前高校过于量化的科研评价体系，滋生了大量"泡沫"，直接戕害中国的学术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力。

    美国物理学会期刊总编马丁·布鲁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论文质量下降问题。该期刊透露，在过去十多年中，来自中国的论文数量大幅增加，质量却在降低。据统计，我国ＳＣＩ论文的数量已居世界第五，但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４年十年间每篇文章的平均索引率却排在第１２０位之后。

    "国家每年花费巨额科学研究投入，换来的却是大量的"垃圾"论文，真正的科技创新却严重不足。"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有数据显示，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未产生实际价值。浙江大学教授朱淼良说，大家都忙着跑项目、要经费，而科研成果往往是花半天一天开个鉴定会就了事。结果每年科研经费和论文都在翻番，具体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没人说得清楚。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对媒体说，现在的中国，基础命题无人问津，因为费时、费力，而且赚不了什么钱，教授都跑去做应用课题，这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有极坏的影响。他认为，基础科学是所有工程科学最主要的基础，没有好的基础科学不可能有昌盛的工程。

    "年轻人不能顺利地成长，是我最忧虑的事情。"丘成桐还表示。

    事实上，浮夸风气已经使一些高校偏离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朱淼良教授提出，现在一个硕士生导师带二十三个硕士生、一个博士生导师带一二十个博士生外加五六十个硕士生的现象并不罕见。有的导师多招研究生是因为报名的学生越来越多，但不排除一种考虑，即研究生多了，可以帮自己多出论文、增加积分。

    "我现在带了１８个博士生，２１个硕士生，有几个学生甚至我自己还不怎么认识。" 作为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朱淼良教授坦言，以前，读一篇学术论文就像读一本好书一样，可现在，研究生交上来的许多论文中的粘贴痕迹都没去掉，上下段落之间的文风完全对不上。

重提"一个方向、一本书主义"

    "高校和学术界必须反思现行评价体系中数量、指标崇拜型等相关问题，及早树立长远的、可持续的科研发展观。"朱淼良教授说，现代科学体系是由多门类、多学科结构而成，不同的门类不同的学科都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评价体系，高等院校提倡的应是兼容并蓄、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对创新人才的评价标准不能只看科研和论文的数量，同时还要注重科研成果的有效性。"朱淼良认为，比如，要鼓励重质量不重数量的科研项目发展，提倡一个人一个研究方向、"一本书主义"，鼓励用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进行一些基础性研究。要鼓励不重篇数、重"影响因子"的论文发表。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说，科研人员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学问，提倡主攻一个研究方向、"一本书主义"，成为该方向的专家，研究生导师则应该静下心来、认真负责地带好研究生。有的人表面看来发表了几十篇ＳＣＩ检索论文，但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没有一点名望，这种论文数量有什么用？有的高校，甚至把十一五期间要产出多少论文，培养多少国际人才，或是出几个院士之类的口号都写进了规划里面。

    目前，针对近期接连出现的学术造假事件，科技部已计划为造假者建立"污点"档案，有关员部门还将加大科研经费的申报、管理的监督力度。而现在国内一些高校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量化评价体系的弊病，积极探索新的评估方法，有的学校开始试行文理科不同的标准，有的已经宣布将研究生学位授予与论文脱钩，但也有的学校仍在强化"论文指标"。

    问题在于，如果重量不重质的评价标准不改变、管理者与教学科研人员急功近利的心态不改变，学术风气就难以好转。朱淼良教授呼吁说，做学问也应倡导科学发展观，它不仅关系到高校的教学科研质量，更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持续创新和进步动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