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勇

一
2003年,《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比例愿意见来为农村工作。于是，中国农业大学党委邀请三位有成就的校友去做报告,为的是鼓励农大的学子坚定献身农村的信念。其中有温铁军博士,他那时还是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温先生说，我们只是反对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并不一般性地反对你们去美国深造、去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创业。据温博士讲，中国农大校方自那以后再也没有邀请他去做演讲，因为他“讲了真话”。

2004年，当我在兰考县城的一个杂粮饭馆,与副县长何慧丽女士谈到所谓“潜规则”之类,她告诉我:“我在批大学,批知识分子。”当时，我倒觉得批官员更要紧些。因为潜规则主要在官场横行，而大学也是一类衙门，故尔危害最大。

2005年河南农业大学的支农培训交流会结束，从K263次火车上下来，感到上海
市的地面在颤动。打开网页，看见服务学习几个字眼儿，心头又一颤动：教育学不亡的理由似乎又多了一条。新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一场教育学在中国的救亡图存的运动。

二
参加温铁军博士领导的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以来，“大学精神贫困”这个词儿主要听他的助手刘老石在唠叨，我喜欢这个词。
华东师大有个学生刊物，叫《大学》（daxue），这个学校最喜欢高举“人文精神”，说是可与“科学精神”一同力挽狂澜，把争创排名30以内大学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搞定。
我的导师李申博士则说：“科学精神还说得过去，可人文精神就说不过去。愚蠢、刚愎自用、贪婪、任人唯亲这些是不是人文？它们可能不是天文。这个排除了大量人文现象的人文精神，又把它和科学连起来，是归纳得来的？不通。”其实大学里的标语口号全不必当真。就象我看到《华东师大校报》刊登重头新闻，授予刘翔某某荣誉，开大会的时候，场内女生们高叫“刘翔我爱你！”刘翔不必把它当真一样。

网上的一些言论最激烈，而行动英雄仿佛就陈丹青一人。我曾经公开引用陈丹青的名言“我不玩了”给一些教师和研究生听，教师主要为自己没有跟随陈丹青离开大学做自我辩护。然后，必须想到被大学教师搞糟了的这个院子有没有必要改进？

当然有必要了。以往，我们委过于人，而不内自反省。如今，我们振作起来，下乡支农！大学生支农，首先是个受教育者，而不是自然人，也不仅是个中国人，放下读书人的臭架子，和农民一样出入于田间地头，努力学习做一个劳动者。

我们的支农，对这个变动的大社会而言，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可支农调研者个体却得到了锻炼。
我不同意大学里教科书上的观点，于是，下去亲自摸索、去观察、去做试验。但我发现许多大学生仅仅停止在怀疑阶段，没有振作起来坚决捍卫真理和实际之间显微无间的关系。而这种捍卫，才是我们大学生本然的求学的权利！

我们不能容忍一二三四甲乙丙丁ABCD这些破烂玩意儿，把丰富真实的来自生活的道理支解得与卷面上方红色的分数一样血腥可怖。我所经历的校园里往往还有一类红色，它们就在自杀者的身下。只是那滩红色不容易认，仔细看了，加上身临其境一想，原来就是——大学精神贫困害了我！

三

作为学哲学（本科）和历史（硕士）出身的教授曹锦清在大学内外与支农队员交流时，强调：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已经做了多年硕士生导师的曹教授曾经表示“不愿意做博导”，为什么？大学生不读书已经成为大学校园内的普遍现象。如今，大学里只有两个系：外语系和计算机系。在我看来，这两个系都不是读书（不是工具书！）的系。解放前后那阵子，外语系都叫做外文系，如今全叫做外语系了，同时也就不读书了。
也许，正是看到读书之死，有的教授提出了“读书救人”。现在正在闹腾的“人文教育”就是回应读书死发出的“绝招”。例如，上海交大要所有的理工科大学生必修《大学人文》课程，从兄弟院校挖人搞课程开发；华中科技大学成立了闹了大笑话的道德经研究中心，给理工科大学生讲中国传统文化。不一而足。
校园不是读书地，是什么？贩卖文凭的市场？现实是死硬的：高等教育已经产业化、大众化了。
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说：如今大学有了钱就去买人、圈地、造楼。我们必须承认，如今的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比以前有钱多了。大学里做常见的办公室你进去看看，桌子还是八成新，就更换全新时髦的老板桌；地板全是打蜡的......问这是为啥？课题经费不按时花完怎么能接到下一期款子？德育呢？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急起来全忘掉。

如今主流的人文教育思路追求的“精神贵族”不可能挽回大学日益滑坡的道德水准。只有人民-平民教育思路方可按照“教育就是人的社会化”来培养当代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作为高等教育的前沿课题，它的反智，就是主德！它反对大学精神贫困，立场坚定地做精神扶贫。

反对读书死的曹教授不愿意导博士，却非常愿意和我们这些支农队员斯混，为什么？前沿教育学提倡的活教育的“场吸引”效应使然。

分布在全国30多个农村的大学生支农调研基地就是我们平民文化建设的工场。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