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作者 羽戈 发表在：百灵社区
我们只能原谅我们所了解的事物，而没有原谅的和解是不可能的。
——迪斯蒙·图图
无论是君特·格拉斯还是Steidl出版社都应该料到，格拉斯回忆录《剥洋葱》的出版，将会使年迈的作家卷入一场声势浩大的纷争，他们无法预测的只是这场风波到底有多么汹涌。果不其然，2006年8月，《剥洋葱》上市前夕，定时炸弹准时引爆，人们狠狠盯住格拉斯的道德伤疤：他曾经在17岁那年参加德国纳粹的武装党卫军。不必追问这一军队属于什么性质，不必追问格拉斯在成为党卫军成员之后是否干过坏事情，他加入，并且将罪证隐瞒了60余年——这便足以使以下的批评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莎洛特·克诺普洛赫说：“他对自己党卫军历史的沉默使他从前的言论变得荒谬不堪。”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施多策尔说：“这一坦白再次证明了文学泰斗格拉斯是位天才的职业传媒大师。”——翻开德国近日的报纸杂志，相信此类言论还会如过江之鲫一样踊跃浮出浩瀚的水面。
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尽报道的《南方周末》（2006年8月31日）曾使用一个形容词来描绘德国的舆论现状，叫“压倒性的批判”。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经典词组“痛打落水狗”。据记者的介绍与我在德国文学方面的阅读经验，格拉斯之所以遭遇如此猛烈的批判火力，多半因为他毕生坚守的政治与道德姿态：高调、苛刻、左翼式的激进。他树敌太多。报道以1985年德国总理科尔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比特堡的德国士兵公墓（该墓地埋葬着49具武装党卫军）为例，当时此举招致国际性的批评，自然少不了身临其境的格拉斯。《剥洋葱》的风波爆发以后，便有德国媒体嘲讽道，格拉斯本人也许就是墓地中的第50个党卫军。亦如德国文化部长贝尔恩德·诺伊曼所言，格拉斯一向将自己视为道德法庭，这下是咎由自取。
相应的辩护之辞自然为数不少，但我不打算在此一一引述。因为在我看来，对这些辩护，格拉斯可能会心存感激，可这决不是他所汲汲以求的。从1944到2006，他沉默了60余年，最终甘愿坦诚相告——如果他继续沉默下去，将这段恶的历史带进坟墓，又将如何呢？——却非维护或加重自己的赫赫声名，而只求一份心理的安宁。如《法兰克福汇报》的提问：“您本来不必写的，没人能强迫您写。”格拉斯回答：“我这么做，是我自个儿的强迫。”再如他的表白：“这种羞耻感使我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让我非常沮丧。这么多年的沉默促使我写作这本自传，这段经历必须被公开。”他以剥洋葱的譬喻将自己一层接一层的解剖，最终剥开历史的真相，辛辣而残酷的内核令人们诧异，睁不开眼睛，甚至还掉下眼泪。但人们终究得选择直面。
类似的事件，国人不应该感到陌生。文革之后，有多少人主动忏悔，哪怕他们只是因胁迫而做恶，哪怕他们只是无辜的旁观者，目睹累积的恶行而梦魇不断；还有多少人，等到罪证被历史侦探发掘于光天化日之下，才幡然醒悟，低下摇摆不定的头颅；还有一些，却装出宁死不屈的模样，不愿在那一份精神答卷的角落签上自己罪恶的名字。我们曾为此展开大规模的争论，有人喊道：某某（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我以为，忏悔的一个必备要素就是个体的自觉，如果因为外力的强迫而低首悔过，那不叫忏悔，而是认罪。法律之罪需要司法权威的判定，自然之罪，或者说人性之罪，自己才是自己的法官。“为什么不忏悔”所生产的忏悔话语，最终必然导致一种社会性的政治狂欢：忏悔丧失其真诚反思的实质，仅仅沦为趋于精神认同的苍白形式，就像人们在某个节日不由自主，或集体无意识地高喊嘹亮的红色口号。“我忏悔、我认罪”与“某某万岁”一样，只能充当人性之洋葱最外层的保护膜，而且一触即破。
现在，已近80岁的格拉斯开始了剥洋葱的工程。他将虚假的成分一丝丝剔除，犹如一块块割去自己心头的腐肉，直到真相完全袒露，失踪的事物完全复活过来。这是一个多么痛楚的过程。他说他很后悔，没能早点坦白，他一直缺乏那种勇气。但是，在生命的垂暮之年，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催逼之下，他敞开了自己充满耻辱感的心扉。这为他引发尖锐的批评与攻击，但我相信，这不会辱没他的人格之光芒，更不会辱没他在世界文学史与精神史上的崇高地位。他依然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作为作家，也作为道德准绳，格拉斯在我眼里仍然是位英雄。”“他是非凡力量的化身，这一点是不会因为别人在其身上发现的一点瑕疵而被推翻的。”格拉斯的同行，约翰·艾尔文与萨尔曼·拉什迪纷纷如是说。
南非大主教迪斯蒙·图图的名言是：“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有人认为，格拉斯“是想借此索取他自己恰恰拒绝给予别人的宽恕”。我得承认，格拉斯的忏悔是为了求得世人的宽恕，但决不仅仅如此。他首要的目的，是还历史以真相。真实乃是历史的至高价值。当格拉斯由沉默而言说，由隐秘而公开，历史之神已经宽恕了他。因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一诫命之成立，还有一个无法抹去的前提：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如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颁发赦免令，即要求“申请人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曼德拉总统说：“没有真相，没有和解。”）。如果某些作恶者连最起码的真相都讳莫如深而不予呈现，企图将屠夫的凶残化作嫣然一笑，我还是情愿信守鲁迅的话：“我一个都不宽恕。”
据叶廷芳先生回忆，在1979年，格拉斯就涉足中土，参加中德文化交流活动，他携带刚刚出版的新作《比目鱼》，分发给与会者，还在北京大学朗诵其中的一章。一转眼，将近三十年逝去，胡子已然发白的作家终于“通过坦白，写下了他的最后一章”（《纽约时报》8月18日社论），而彼时刚刚从一场全民共犯的罪恶之中走出来的国人，现在是否有勇气、有能力认清往昔的罪行，不管主动或被迫，不管沉重或轻微？两厢对照，余秋雨们的身影多少总有些猥琐——要知道，我们的忏悔意识距离格拉斯有多远，我们生存的世界距离真相与阳光就有多远。
见2006年9月4日《新快报》
附：
一、1994年成立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颁行的赦免条件
若要获得赦免令，应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请求予以大赦的行为，必须发生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94年曼德拉当选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之间；
2、行为必须具有政治动机，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罪犯无资格申请。
3、申请人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
4、必须遵守适配原则，即手段与目的相适应。
《真相与和解法案》规定，只要满足这四个条件，就可予以大赦；受害者有反对大赦的权利，但没有否决权。受害者不能向得到大赦的人提起刑事或民事诉讼，他们受到的损害由国家代偿。
二、致格拉斯的公开信
丹尼尔·约翰逊在《纽约太阳报》上发表了一封致格拉斯的公开信：“亲爱的君特·格拉斯，首先，我为什么要写一封公开信？我从来没写过，而你写过一打。你可以说是全欧洲公开信的主要作者。我承认反客为主让我觉得很带劲。另一个更加私人的原因是，我要让你意识到我感到被你辜负了，我相信你的很多同胞都有这种感觉。还要我提醒你很多公众人物因为被发现他们不光彩的过去而蒙羞吗？你还记得德国最受观众喜爱的脱口秀主持人赫费尔吗？74岁的时候他因为被揭露战时给纳粹写过宣传文章而灰溜溜地下台？你从来不会让德国右派在哪一秒忘记他们见不得人的过去。但是你一定祈祷过没人记得你自己的过去。
你以为自己比那些办公室犯人更道德，从高处朝他们撒尿。但现在你跟他们一样，无非你的罪行是在前线犯下的，随后在写作时隐藏了六十年。你一辈子都在签售作品而不是签发死刑执行令，但你是近卫军的成员。战后纽伦堡法庭宣布近卫军是一个犯罪组织。到你自愿参军的1943年，除了被意识形态蒙蔽了的人，谁都看得出德国即将战败。参加近卫军，你也就加入了纳粹的兄弟连，一伙相信自己注定要统治欧洲的人。他们不是什么人都收的。”
——转引自小贝《格拉斯的最后一章》（见2006年8月28日《三联生活周刊》）
论格拉斯事件：没有真相就没有未来
日期:2006-09-05 15:41 点击: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