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 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同志逝世31周年
策划/编辑 于婷婷 2007年01月08日07:04
编者按：1976年1月8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今天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1周年的日子。他虽然已经远去，但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我们怀念他，是因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无私奉献里没有一句空话。在此我们推出本期策划，谨以此纪念。
人们抬着周总理画像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周恩来是一代高德伟人，他的一生不但功勋卓著，彪炳史册，而且人格高尚，世代敬仰，在人民心中树立了永不磨灭的人格丰碑。邓小平把周恩来看成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化身”，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的人格榜样，号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有关文献史料的披露，“周恩来”的名字愈加闪耀出灿烂的人格光辉；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周恩来人格”范畴，加强学习和宣传周恩来的高尚人格，愈加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的理想人格特质
（一）憎爱分明的政治人格
（二）公而忘私的道德人格
（三）坚韧稳定的心理人格
（四）聪慧高超的智能人格
（五）崇尚新美的审美人格
更为可贵的是，周恩来提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至理名言，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修身自省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他终生重视自我改造和自我修养。他45岁时订立了《我的修养要则》，到1963年仍然说：“我今年65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正是通过长期严格的修身自省和思想改造，经过家庭的熏陶、社会的教化、实践的锻炼等途径，周恩来把人民的要求、社会发展的要求内化成了自己的人格，深入到自己的血肉，攀登上人格境界的巅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高德伟人、人格楷模！ |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其非凡的领袖风范折服了在场的外国人。
在人们的记忆中，周恩来不仅是一位干练的实践家。尼克松说他“思想敏捷，精力充沛”，“风度翩翩，坚韧不拔，是当今世界上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周恩来是他平生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之一”。基辛格说：“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而且对治国之方也有精辟的理论。他向手下工作人员所作的指示，不仅具体、详细，而且对于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详尽的解释。从建国初期他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窥见他的思想的一斑。
他对一大批初出茅庐的外交官员说，一个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必须随时准备进行两种战斗——文的一手和武的一手。文的包括舌战和笔战。外交归于文的一类。武的不见得每年都有，但文的肯定天天都有。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同志要随时准备进行文战，并力求取得胜利。他告诫他们，前面还有困难和障碍，因为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外交无先例可循，必须另起炉灶。周恩来认为，当然不能照抄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苏联的外交方式也不完全都适合于中国。他在学习外国时，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地维护对中国有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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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应当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拚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拚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一九六六年春节期间
 “一个人应当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拚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拚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一九六六年春节期间，周恩来在天津同杨拯民说的一番话。大约五十年前，周恩来在天津第一次遇到了邓颖超，后来两人结成了终身伴侣。他们正在那里难得地度一次假。杨拯民觉得总理劳累，劝他适当的减轻工作负担。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主角之一杨虎城将军就是杨拯民的父亲。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没的前夕，把杨将军杀害了。杨拯民在延安解放区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经常的关怀。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中间，周恩来肩负的责任最重。他的心脏病虽然还未被发现，却已经开始在折磨他。他的担子不是减轻了，而是越来越重了。他的许多亲密助手，比如邓小平、贺龙、陈毅、罗瑞卿、薄一波和陆定一，都先后被赶下了台。总理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几个副手帮他处理日常的政府工作——还要应付“文化大革命”的繁杂事务。一九七二年，医院确诊周恩来得了癌症。后来，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一九七四年他才迫不得已同意入院治疗，但是他仍照常处理重要工作。事实上，他只不过把办公室从中南海搬到医院罢了。
经过毛主席同意，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副总理，主管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但是七十六岁高龄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继续过问国家大事，接见外宾。他决心工作到最后一息。 |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九一九年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相识的。那时，邓颖超是个十五岁的学生，活泼热情，虽然年轻却很有政治头脑，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周恩来比邓颖超大六岁，当时刚从日本归国。他经常写文章，是有影响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在以“五四”运动为先声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周恩来同邓颖超一样雄辩，一样精力充沛。尽管他们都是当时爱国学生组织觉悟社的社员，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彼此常常相见，但是， 由于 当时的封建习俗，他们严格约束自己，把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一九二○年十一月，周恩来同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近两百名学生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在法国一住就是四年。与此同时，邓颖超先后在北京和天津教书。他们两人凭着鸿雁传书保持联系。一九二四年七月，周恩来应党的召唤回国，九月间抵达广州。党内外大量的工作在等待着他，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他担任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他把私事统统放在一边，立即投入工作。因此，回国将近一年以后才见到邓颖超。那时，邓颖超在天津除了教书，还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一九二五年七月，邓颖超奉命调往广州工作。她南下时途经上海，在那里逗留了几天，于八月七日才抵达广州。
当时，广州处在革命高潮中，周恩来正在总部指挥反对香港英国当局的省港大罢工，无论如何分不开身去接她。于是，邓颖超只好照着通讯地址自己找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天深夜，周恩来回到家里，终于高兴地看到了自己的新娘。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对那些和他们失去了的婴儿同年出生的孩子，更是特别有感情。
有一次，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周总理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他指的是他和邓颖超抚养成人的许多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夫妇把这些遗孤看成是自己的家庭成员。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作为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位领袖、组织者和政府首脑，他有过一个很大的“公务家庭”——因工作关系建立起来的革命大家庭，包括秘书、助手和保卫人员。周恩来对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要求很严格。他要求每个人都忠于职守、努力工作。对周总理的严格要求，这些干部不抱怨。相反地，他们把能分配在总理身边工作看作是莫大的光荣。这是值得夸耀的事情，使他们有机会学习总理的智慧和经验。他们认为，象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大能亲自关心他们的欢乐和苦恼，是对他们的最高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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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既有革命胆略又有求实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同志另一个突出的长处是善于团结人。他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林则徐有一副自勉的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用在周恩来同志身上，虽不完全，但可代表他的主要特点。恩来同志确实胸如海洋，容量极大。
两弹元勋钱学森说：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一次我跟驻京外国记者谈话，我就说我们这些科技人员都很怀念周总理。“文革”期间，周总理仍然抓住这项工作不放，别的工作乱了，做不了啦，但“两弹”的工作一直没停。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
聂荣臻元帅说：恩来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公认，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50多年来，我耳闻目睹，恩来的革命品德，感人至深。他无限忠于革命事业，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夜以继日，不顾疲劳，不顾安危，兢兢业业地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功盖日月，但从不居功自傲，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总是谦虚豁达，从善如流。
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冯玉祥说：“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冯玉祥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周恩来。看得出，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给冯玉祥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于志恭回忆，在周离开后，冯玉祥就对周围的人连连感慨:“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第二天，冯在自己的会客室写下八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表示自己不如周恩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周恩来智慧超群、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他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在我见过的外国领导人中，周恩来是百里挑一的人物。他和戴高乐等人都属于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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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
（责任编辑：常雪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