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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被改写的历史叙述法
日期:2011-03-14 08:02  点击:258

“YOU”时代驾临

  媒体所热衷的岁末盘点,是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最为奇妙的体验之一。

  2007的重庆纪事是以一种宏大的叙事方式展开的。而那些掩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细微故事,则留给我们足够多的值得回忆和珍藏的片段。

  事实上,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商业、技术以及《时代》周刊2006年年度人物“YOU”,前所未有地成为历史的主角———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财经作家吴晓波写出了《激荡三十年》。相较于之前迟宇宙的《海信史》,《激荡三十年》更像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编年体商业史;除此之外,“达娃之争”、家乐福踩人事件以及华为万人裁员,其意义也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

  而“嫦娥”奔月、龙芯2E,则一再显示着,技术之于文明的推动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散落在街角、其貌不扬的普通人群。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世,没有光鲜的工作,甚至口袋里没有消费一杯星巴克咖啡的钱,但却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历史。

  譬如,最远只到过上海的周正龙,他学会如何应付媒体的纠缠———电视台要连线采访,他会要求记者先回答一个问题———皇帝见了要下马,夫子见了要下跪,是哪一个字?答不上,免谈。周正龙注定要为历史留下的,除了一个被老虎吹大、民众刺破的政绩泡沫外,还有说不定能传承千年的新成语———正龙拍虎。

  还有被誉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吴苹和杨武。这对极具表演天赋的夫妇,即便是在20年后,他们站在杨家坪那孤零零的小楼上挥舞国旗的一幕,其戏剧性依然难有比伉。而这一事件也正因民众的参与,被放大至本年度关注度最高的群体事件之一。这之后,才有了厦门PX项目风波。

  如果非要在吴苹夫妇和周正龙的身后,列举一连串的类似名字的话,还有济南网友“红钻帝国”、北京记者訾北佳、环保农民吴立红、山西小伙许霆、湖南丈夫肖志军……等等。同因媒体炒作而声名大噪的芙蓉姐姐、木子美、超女以及于丹不同,在这些人的背后,传递出了某些足以推动历史进步或是引发社会反思的信息。

  《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说,“如何把民间内生的力量引入公共治理,用以重建秩序,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重大命题。”所谓“民间内生的力量”,其实是民主的力量和公民的力量。

  回首2007年发生在中国的诸多有影响力的公共事件,大多趋向好的结果,并由此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叙述方式。

  公民力量崛起

  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彭水教师豆洪波之救赎、保姆偷婴事件后的“全国爱心寻婴行动”,以及重庆业委会联盟成立,无一不宣示着日益崛起的公民力量。

  就年初的救赎豆洪波事件而言,从其病倒后两个月内,收到捐款40万元,他的亲人和学生、报纸、网络、短信和“YOU”组成了庞大的社会救助网络。这是一场浩大的爱心接力赛,每一个参与者并非具象的存在,却幻化出一个个爱心符号———13名代课志愿者、18个家庭慈善基金以及数万人组成的“短信族”。

  这些事件和钉子户事件的差别是:公民的力量并非表现为非暴力的抗争,而是借助现代传播工具,对事件进行积极的参与和推动。它的每一部分,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弱小的,一旦彼此联合,相互呼应,却又坚韧到足可以影响决策者、改变历史进程的当量。

  一个睿智的政府所要做的是:顺应民意,并为之构建一个顺畅的表达通道。越是牵涉广泛的重大事项,就越需要问计于民,作出的决策才越能得到顺畅地执行,才不会在实施之后受公众诟病。令人欣赏的是,公民力量开始不断进入到重庆的政治决策过程之中。

  2007年8月7日,农民的儿子杜术林见到了生平最高级别的网友———前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和现任市长王鸿举。这一场“网友见面”源于两个月前的6月15日,重庆发起了一场“全球问计”的互联网试验。半个月后,重庆收到了网友建言2000多条。

  事实上,问计于民并非重庆首创,多年前就有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问政于《深圳,你被谁抛弃?》作者呙中校的一段佳话。重庆此举之所以被关注,除了被问计的对象范围更广、参与度更高以外,背后彰显的仍是公民参政的急切与惊喜。

  温情执政思路

  而另一些被境外媒体普遍赞赏,却被国内媒体逐渐淡忘的事,也有必要在此时重新记起。

  从2007年的第一天开始,为鼓励创业,缓解就业压力,重庆市个体工商管理费起征点从之前的600元提高至3000元。换句话说,每月营业额3000元以下者,就免交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据称,这项措施将使重庆20万个体户受益。

  与此同时,重庆还允许市民在街边免费摆摊。王鸿举讲了一个故事:在上清寺转盘原本有一个工艺品摊,卖花布加稻草制的小工艺品,仅5元、10元两种,很是好看。他曾在摊上买东西,并至今放在橱柜里。可因为那里不能摆摊,后来他再也没见过卖工艺品的小贩———这让王鸿举感伤。他告诫重庆官员说:“要善待那些街边小贩。”

  在一些城市正借助商业开发与高房价导致低收入者退出中心城区之时,重庆市政府此举,不仅为低收入群体缔造了生存空间,展示出了新时期执政党的人文关怀,也为城市的发展赢得了机会与口碑。

  这和1960年代的新加坡神似。李光耀如是回忆,“数以千计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卖食物,结果是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恶臭异味,四处凌乱污秽不堪,市区的许多角落都变成贫民窟……”,但“我们无法取缔这些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必须等到1971年以后,当我们能够提供许多工作机会时,法律才得以执行,街道才得以整顿。”

  与此相呼应的是,2005年9月16日,纽约市市长彭博否决了市议会的《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解释是:纽约应该更有效地利用本市资源,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而该修正法案刚好是浪费纽约很有价值的资源。

  “把GDP当‘官梯’是漠视民生。”原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说。而就在刚刚结束的重庆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新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明确表态,“切实改善民生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重庆坊间,薄熙来的这番话,被认为是其今后的执政纲领。

  2007年11月5日,重庆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全市700万农民工这这一天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节日———中国历史上的首个“农民工日”诞生。

  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一种富有前瞻性的制度调适,它与统筹城乡改革试验这一宏大主题,有着相同的政治旨归。有评论认为,“农民工日”的设立,还能不断提醒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必须将他们的工作重心向着农民和农村倾斜,向着城乡统筹与城乡融合的目标去努力。

  世界舞台新星

  如果说,上述事件是重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隐形因子的话,那么,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这座城市日益强大的显性要素也逐一具备。

  2007年3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导航定向”:把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6月7日,重庆获批成为中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6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年-2020年)》,明确重庆市为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长江上游经济中心;10月13日,商务部与重庆签署《共同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合作备忘录》,重庆成为商务部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实验城市。

  薄熙来说,“开放不仅仅是吸引资金,更重要的是技术、市场、人才,并参与更大范围的产业分工。一个地方吸引和利用的外来资金多了,就能和国内、国际的大市场有机结合起来。重庆虽地处内陆,但交通体系健全,紧靠黄金水道,可以通江达海。重庆完全有条件参与到区域大市场、全国大市场乃至国际大市场中去。”

  一个年度的日历又被翻到了尾页。

  “2007的重庆纪事”是以一种宏大的叙事方式展开的。在这一年里,无数令人兴奋的事件将重庆推向浪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直辖10周年、内陆开放型经济试点城市……在历史的三峡中,重庆再度扬帆起锚,破浪前行。

  而那些掩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细微故事,则留给我们足够多的、值得回忆和珍藏的片段。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2007年必将以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法被多年后的人们提及。

  我们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重庆会成为中国城市中又一个不同凡响的代表。周季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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