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国北方的生命线，在污染和过度利用的双重压力下，潜伏着重重危机。
　　这里已经数月滴水未降，空气中弥漫着来自远方沙漠的黄尘。当黄河流经这片北中国的荒原时，地平线上却意外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态——绿宝石般的稻田，金灿灿的向日葵，茂密的玉米、小麦和枸杞——在恶劣的环境中生长着。
　　这并不是海市蜃楼。位于黄河从青藏高原到渤海3400英里旅程的中点，宁夏北部的广袤绿洲已经兴旺了两千多年。传说当年秦始皇曾经在此修建运河，广开良田，供给修建长城的士兵。而今天，沈学祥（音译）在这片土地上继承着先辈的传统，辛勤劳作在长城遗迹和黄河之间的玉米地里。站在灌溉渠边，他凝望着眼前的碧绿和不远处咆哮的黄河，喃喃自语：“这就是人间最美的地方”。
　　
　　但是，这片人间天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扩张的城市、工厂和农场正在逐渐耗尽黄河的水资源，尚存的水域也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沈学祥指着灌溉渠旁的一个排污口，血红色的污染物正滚滚流出，将原本土黄的水体染成了明亮的紫色。“这里以前有鱼有虾”，他心疼得说：“现在却连灌溉都不能用了，我家养的两头山羊，喝了沟里的水不到一天就死了”。
　　
　　致命的污染来自上游城市石嘴山，星罗棋布的化工和医药厂让其位列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沈学祥为此多次向环保部门投诉，要求制止上游工厂随意的排污，而当地的环保执法人员却认定沈家的土地“不适合居住”，对污染行为听之任之。实际上，这名执法人员随后还调任该工业园区，负责招商。“这简直是慢性自杀”， 沈学祥愤怒得摇头：“他们怎么能对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做出这种事情？”。
　　
　　在中国，黄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对于中国人，其地位相当于埃及人眼中的尼罗河：文明的摇篮、辉煌历史的象征、令人敬畏的自然之力。黄河发源自海拔14000英尺的青藏高原，滋养了大西北的平原地区，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这里耕作灌溉，生产瓷器和火药，历经改朝换代。今天，中国的母亲河正在死去——水质污染、泥沙沉积、不当的水利工程——在入海口只剩下几缕毫无生气地水带。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黄河已经多次断流。
　　
　　这条传奇之河的泯灭是一个悲剧，其影响力不仅限于流域内的1.5亿人口。黄河的困境也暴露出了中国经济神话的阴暗面，环境污染已经造成了水源短缺。
　　
　　长久以来，中国人将水视为宝贵的资源——在一个水量等同于美国的国度，人口却是美国的5倍。在干燥的北方，当地人用15%的水资源养活了占中国一半的人口，水的短缺尤其严重。历史上的过度耕种已经让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变得极其脆弱，近年来全球变暖更加速了冰川退化，使得黄河水量减少，土地沙化严重。
　　
　　但是，与3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比起来，自然力量对中国水危机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与中国经济增长相对应，环境的恶化触目惊心。在努力成为超级大国的征途上，中国不仅耗尽了河流、湖泊的水资源，对环境造成的不可逆转损害更是达到了世界银行指出的“危及子孙后代生存的灾难性后果”。
　　
　　如果上述的说法让人觉得危言耸听，我们看看黄河盆地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断蔓延的沙漠已经在黄河谷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沙碗，粮食减产、生态恶化并使得数万“环境难民”流离失所。各类有毒物质流入黄河——目前黄河50%的水域被认定为生物学的死亡地带——造成沿岸居民的癌症发生率、出生缺陷率、水携疾病发生率飚升。由环境污染引起的群众抗议在2005年就有51000起，极有可能转化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清洁水源的匮乏将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
　　
　　在一坐海拔接近5000米的高山上，一个双颊通红、镶着金牙的西藏牧人遥望着这片圣地。眼前的景象美不胜收：牦牛和绵羊漫步在远处的茫茫草地，山边流过一股清澈的细流，这就是黄河的源头。“这里是我们的圣地”，这个39岁的女人、4个孩子的母亲珥娜卓玛回忆起起家族放养过的600只羊和150头牦牛，“现在都没了，干旱改变了一切”。
　　
　　实际上，环境恶化的苗头在几年之前就出现了，高原湖泊逐渐干涸，草地慢慢变为荒原。为了保证牲畜的粮草，卓玛一家不得不踏上寻找草场的马拉松式征途。中国科学家将干旱归咎于全球气候变暖和过度放牧，但是卓玛并不这么认为，“是外来的汉人，他们在神山里开采金矿，在黄河源头的圣湖中捕鱼，触怒了天神。面对牛羊的成群死去，卓玛和她的丈夫选择了由政府提供的安置计划，卖掉了所有剩余的牲畜，搬进了位于玛多（音译）的安置小区，在这里，他们每年能得到1000美元的补助。牧人已非牧人，游牧生活从此划上了句点。
　　
　　中国的水危机源自世界屋脊，三条著名的河流（黄河、长江、湄公河/雅鲁藏布江）都发源于其藏高原的冰川和地下水。实际上，来自青藏高原的水占到了黄河水量的一半。但是，逐渐变热变干的气候已经危及到高原脆弱的生态系统。根据中国气象局的研究数据，这一地区的气温一直在上升，在本世纪末还可能会上升3-5度。截至目前，仅仅在青海省的玛多县就有超过3000个湖泊彻底消失，不断逼近的沙漠正对其余的1000多个湖泊虎视眈眈。冰川的退化率达到了每年7%，消融的冰水能在短期内增加河流的水量，但是科学家相信，其远期影响对于黄河来说是致命的。
　　
　　为了拯救这条母亲河，中国政府启动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工降雨计划。在盛夏时分，大量的飞机和高射炮铆足了劲，向黄河源头的云层中发射碘化银晶体，将水汽凝结成雨滴。在玛多，整夜的炮火作业使得卓玛一家彻夜难眠，和当地的大多数藏民一样，他们认为这些噪音将进一步引起神明的愤怒。
　　
　　卓玛始终对于已经消逝的游牧生活不能释怀。对于藏人，一个家族的财富是以牛羊的数量来衡量的，而现在，只有她身上的饰品还见证着昔日的辉煌：三个银戒指，一串宝石项链，还有她的两颗金牙。卓玛整天无事可做，她的丈夫租了一辆拖拉机在当地跑运输，生意好时候的每天能挣到3美元。就在不久之前，卓玛家还能天天吃上肉，现在只能靠面条和炸油条度日。“我们只能去适应”，卓玛说：“还有什么办法？”。从安置房里，她仍然能够依稀看到黄河的源头，但是她与这条河流、那片土地之间的联系已一去不返了。
　　
　　“干什么的？”保安厉声问道。“没啥”，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妇女回答。在靠近这家纸浆厂的同时，她揣紧了手中的秘密武器——一个便携式全球定位仪。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离开保安的视线，江林（音译），一个51岁下岗女工屏住了呼吸，迅速的掏出GPS仪，锁定了这个纸浆厂的地理坐标。
　　
　　江林是环保组织“兰州绿驼铃”的雇员，而她冒险前去的工厂被当地人怀疑向黄河支流倾倒未经处理的化学废渣。兰州，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商业重镇，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西部的石油化工基地。仅在2006年，兰州就发生了四次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其中三次让黄河水变得血红，另一次则变得惨白。江林所跟踪的这家纸浆厂已经将所在的黄河支流染成了深红色，随后，她在办公室将其地理坐标信息上报给北京的合作伙伴，后者正在制作“中国污染地图”向全球发布。
　　
　　尽管兰州以身为黄河流域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市而自豪，在全球范围更引人注目的是其严重的污染。万幸的是当地民间环保组织已经开始行动，这可能是拯救黄河的唯一出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草根环保组织在中国还是屈指可数，而今天已经出现了包括“绿驼铃”在内的几千个团体。江林的25岁儿子，赵忠（音译）于2004年成立了这个组织，旨在保护兰州和黄河的环境。目前，“绿驼铃”只有5个雇员，在一个美国NGO太平洋环境的资助下举步维艰。江林说：“绿驼铃是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它象征着生命，给每个听到驼铃声的人带来希望”。
　　
　　终于，北京已经开始倾听来自这些草根组织的声音。经历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30年后，政府逐步意识到为此付出的环境代价。环境恶化的影响是复杂的，在经济方面，世界银行认为环境污染每年给中国GDP带来了5.8个百分点的损失，在社会方面，成千上万的环境投诉已经让政府应接不暇。为此，北京已经出台了雄心勃勃的总量减排计划，要在2010年之前将水资源消耗量降低30%，水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0%。
　　
　　尽管政府用心良苦，但环境形势仍然在恶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对部分渴求经济增长的省市已经失去了控制。著名的环境律师王灿发（音译）估计全国的环境法律执行率不到10%。意识到不能完全依靠自身的官僚机构，北京谨慎的接受了媒体和草根组织，意在监督地方的工业企业。但是，对于敢怒敢言的环保人士情况仍然不妙。去年，因为公开了太湖水华污染，吴立红（音译）被捕入狱，其间还遭受了故意的虐待。
　　
　　回到绿驼铃的办公室，江林强调了组织与当地政府融洽的关系。“政府也在努力的控制偷排漏排”，她说。在办公室的墙角，摆着一排装满各色工业废水的塑料瓶——均因为经费紧张无法进行分析。利用有限的资源，绿驼铃还招募志愿者开展了黄河兰州段生态调查。他们最重要，也是最秘密的任务是公开那些邪恶的排污者。“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侦探”，江林笑道：“但是普通人必须要参与进来，污染影响到每一个人”。
　　
　　从兰州往东西北走200英里，黄河在此进入了宁夏广袤的荒原，在这里暴露出比环境污染更加严重的问题：水危机。中国以占世界7%的淡水资源养育了20%的人口。但在连年干旱的宁夏，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历史上，黄河曾经是宁夏的救星，而今天其水量则少的可怜。在银川，曾经磅礴的黄河已经变成了一条小溪流。当地人把缺水归咎于少雨，但最大的根源来自上游对于黄河水源的滥用：不断扩张的农场、工厂和城市都消耗着大量的淡水。
　　
　　也许在每一场革命中都会失去一些最宝贵的东西，而中国目前消耗其最宝贵水资源的速度是无人能及的。近年来，由于黄河的断流，通过司法程序调度水库用水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目前，黄河的流量只有40年前的10%，水去哪儿了呢？农业灌溉用掉了65%，而且其中还有一半在引水渠中就已经流失了；工业和城市吞噬了剩下的35%。在1985年以前，中国的水资源是完全免费的，直到今天，政府依然给予了大量的补助，诸如水源保护、节约用水等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新理念。对于黄河，这个危机依然存在：2007年政府已经批准在银川北部的河岸投资520亿美元，新建煤炭开采和化工园区。
　　
　　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毁于它所造成的水危机。中国的660个主要城市中有400个缺水，其中有超过100个城市严重缺水（北京其实也长期缺水，引黄入京水利工程在奥运期间将暂时解决水源问题）。在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中国社会，农村，以及生活在农村的7.38亿农民，成了水危机的牺牲品。
　　
　　缺水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粮食产量，让人不得不考虑它对国际粮油市场的冲击。实际上，哪怕是微弱的价格上涨也会对穷人造成灾难性的结果。前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说：“要解决中国的水问题，必须滴水必争”。
　　
　　37岁的孙宝城（音译）来自宁夏中部的杨河村，对他来讲，水源问题要实际得多。2年前，他们村的水塘、水井因干旱而见底时，36户村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整村搬迁到山谷中的红石铺。红石铺在之前已经接纳了超过40万环境难民，他们来此的原因只有一个：水。水源来自北边20英里的黄河，作为一个科威特扶贫援建项目，红石铺引水渠穿越了其间的沙漠地带。杨河村的村民现在就住在水渠旁的水泥安置房中，耕作政府分配的土地，每人还可以得到25美元的报酬。
　　
　　尽管孙宝城的沙地上还有些荒芜，但他看着邻居们绿油油的玉米地，心里还是充满了希望：“如果我们不走，可能活不到今天。”母亲河又一次拯救了人类。但是面临日益降低的水位线，试想：将来，还有可能利用黄河水创造绿洲吗？
　　
　　毛泽东语录中有这么一段：牺牲一家人，拯救万家人。这句话对于王阳西（音译）来说还是记忆犹新的。就像历朝历代的君王，毛泽东对于治理黄河兴趣浓厚。黄河被称作是“中国之殇”，在滋养生命的同时也因为频繁改道而屡次酿成大祸。1957年，三门峡工程正式上马，包括王阳西在内的40万人响应政府号召移民搬迁。按照毛的语录，他们是在做出高尚的牺牲。“当时我们非常自豪”，83岁的王阳西说：“而现在却只剩后悔”。
　　
　　自从4000多年前夏朝的首领大禹开始疏通水道、征服自然起，民间就流传下了“得黄河者得天下”的谚语。老爷子深受其影响，并在实际中发挥到了极致。高达350英尺的三门峡水坝正是他“人定胜天”理论的集中体现，这同时也是一个不计后果盲目行动的经典案例。三门峡大坝将黄河下游的1/3变成了“全国最大的灌溉渠”，但因为缺乏远期考虑，工程对黄河上游的负面影响是灾难性的。工程师并没有考虑到黄河巨大的携沙量（超过密西西比河的三倍），泥沙调控的失误致使三门峡水坝造成的水灾比它预防的还多，造成的人员伤亡也是如此。最终，政府被迫在水坝上游兴建另一座大坝，以纠正它的错误。三门峡的一个设计者甚至建议干脆把坝炸了完事。
　　
　　王阳西是第一批自愿移民的。在三门峡以西30英里处的桃岭寨，曾经是学校教师的他在家门口剥棉花壳，回忆起三门峡水坝带来的一系列灾难。在筑坝期间，王一家从原来肥沃的土地搬到了500英里之外的荒漠。在随后几年的“大跃进”中，超过1/3的移民死于饥荒。最终，半数的生还者选择了重返故里。王阳西选择在渭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务农，“这里仍然不安全”，他说：“每逢大雨三门峡就涨水，五年中有三年会因此毁掉我的棉花，饮用水也成问题。年轻人都走了，这里没有希望。”
　　
　　跟毛的红宝书不同，三门峡水坝不仅仅是历史的遗迹。目前，中国大型水坝的数量占到了全球总量的一半——这是美国的3倍——而且建设仍在继续。黄河上已经有20个大坝，在2030年之前还要建成另外18个。民间对筑坝的反对已经开始明朗化，特别是在移民超过100万的三峡水坝开工之后。知名环保人士马俊（音译）认为在黄河上筑坝弊大于利，水坝会放大污染和过度用水的效应，“为什么老是要去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而不是学着和谐共存呢？”
　　
　　答案是简单的——北京仍然渴求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使得千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甚至其生存也在于持续的增长。目前，中国的领导层对于生态保护和资源节约仍然停留在敷衍、做秀的阶段。政府并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将水资源提到一个合理的价格——这个举动将淘汰大量的耗水企业——而是开工了另一个浩大工程：南水北调。这项耗资620亿美元的运河系统每年将在黄河的两段输入12万亿加仑的长江水。毫无疑问，和三门峡一样，南水北调也源自毛的水利梦想。
　　
　　肖家店（音译）位于距黄河入海口200英里处的一条支流旁，千百年来这里风调雨顺。但是，曾经的生命之源现在却成了毒水。没有人愿意提起笼罩在村子上的厄运，但农民肖四柱（音译）胸前那一道疤痕却证明了一切。那是医生切除他癌变的食道肿瘤时留下的伤口，一边啃着未烤透的面包（这是他唯一能吃的几种食品之一），一边回忆起之前的好日子，“20年前，上游冒出了很多皮革加工厂、纸浆厂，他们把废水废渣都往河里倒”，以前他经常在河里钓鱼、游泳，“现在都不愿意靠近，水又脏又臭，还有厚厚的泡子，恶心死人”。
　　
　　另一个他不愿去的地儿是村子外的白桦林，那里埋葬着70多民因癌症去世的村民。在过去的5年中，全村1300人有70多人死于食道癌或者胃癌，在临近的16个村镇中还有接近1000人受害。山东知名的肿瘤学家余宝发（音译）在考察东平县后称其为中国的“癌症之都”，这里食道癌的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25倍。
　　
　　每年，有超过40亿吨污水进入黄河流域，站到了黄河水量的10%，这使得1/3的本土鱼类灭绝，大段的水域甚至不能用于农业灌溉。实际上，黄河的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沿岸居民的健康，中国卫生部2007年公报将癌症发病率的飙升归咎于空气和水污染（城市癌症发病率比2005年上升了19%，农村上升了23%）。2/3的中国农村人口，超过5亿人饮水受到污染。在这种环境下，胃肠癌症成为中国农村第一杀手的现状也不足为奇。
　　
　　疾病频发成了肖家店村民的一个魔咒，使他们生活在恐惧和羞耻之中。恐惧是显而易见的：去年，村里又有16个人被诊断为癌症；羞耻就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尽管官员告诉村民疾病是由于受污染的饮用水源引起的，很多居民仍然相信癌症源自“气虚”，这又是脾气暴躁、品行不佳的代名词。
　　
　　就像大多数患者，肖四柱在确诊之后的一年沉默寡言，甚至很长一段时间讳疾忌医。巨额的医疗费掏空了他的家底，肿瘤也使得他只能发出轻微的呻吟。尽管如此，现在肖四柱是村子里少数几个能坦然面对的人，“如果我们不说，没有人来管这些事”，他吃力的说。政府最近在11英里外开辟的新的饮用水源，同时派驻了医疗队。肖认为，如果不是两年前一个村民向媒体披露了此事，政府可能永远也不会注意到肖家店。
　　
　　几个月之后，河边的白桦林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坟堆。坟头并没有墓碑，只有几棵竹子飘摇在微风中。肖四柱还是来了，加入了那些死于癌症的邻居、朋友的行列。这是一个残酷的讽刺，他们的长眠之地居然面对这将他们吞噬的河流。
　　
　　要拯救肖四柱已经太迟，但是征求黄河还有一线希望。中国的领导已经意识到面临的困境，高呼要建设“生态文明”，每年将拨出巨额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但是，未来同样掌握在普通人手中——就像赵忠，和他勇敢的母亲江林这样的积极分子。还记得那家江林跟踪调查的兰州纸浆厂？在其信息公之于众后，立刻就同其他30多家非法排污企业一起，被政府关闭了。
　　
　　“一个人的影响是有限的”，赵忠说：“但是一旦与其他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会变得无穷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