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的孩子，在“太阳村”里绽开笑脸

　
　
    本报特派记者  曹刚  文
    
    在本应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龄，一名普通科员毅然踏上不平凡的慈善之路。
    
    62岁的詹学银，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顶着“142个孩子的爷爷”“江西太阳村村长”“省劳动模范”等诸多光环。
    
    上周，记者走进太阳村鄱阳湖儿童救助中心，试图撕开那些标签，还原詹学银选择慈善的初衷；解释一个不称职的爷爷怎样收获142个孩子的爱戴；探寻他做慈善的过程中，究竟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
    
谷底见曙光
    
    2003年，55岁的副科级科员詹学银内退，离开江西省交通厅稽查征费局九江分局都昌稽征所。自从1972年上岗后，他像老黄牛般奋战在稽征第一线，三十年如一日。多次当选都昌县、江西省劳动模范，去年入围新中国60年江西60佳劳模。
    
    “忙惯了，闲不住。”詹学银退而不休，回到老家都昌县后，在大港镇丹山村承包下600亩山林，开鱼塘，种果树，改建房屋，办起了绿色休闲基地。“为稽征职工服务，让大家有个地方放松放松，钓钓鱼、摘摘果，我也能发挥余热，创一番事业。”
    
    从2003年到2006年，詹学银熬过了一段苦日子——生活窘迫，常吃方便面、啃红薯干；夫妻俩先期开发上百亩地，渐有收成，却身心俱疲。因为投入难见回报，最初6.18万元投资赔了本，追加的10多万元也打了水漂。
    
    山间绿色，越来越浓；但灰暗岁月，却没有起色。
    
    心情跌到谷底时，詹学银偶然读到太阳村创始人张淑琴的报道，希望的曙光降临。
    
    “既然赚不到钱，索性改做慈善事业。”初衷简单而朴素。但詹学银很快会发现，遗失在休闲基地的成就感，将由孩子们的欢笑声数倍偿还。
    
万事开头难
    
    转折发生在2006年9月——他给张淑琴寄出第一封信，愿拿出土地合作；10月9日，到北京总部考察；10月28日，张淑琴回访；次年4月3日，“太阳村鄱阳湖儿童救助中心”奠基；6月1日，一期工程竣工，包括一个供百人使用的食堂和7栋爱心小屋，其中5栋供住宿，医疗室占1栋，图书室、办公室、广播室、电脑室合用1栋。
    
    几十名服刑人员子女、孤儿和农村留守儿童搬进新家，都叫他“爷爷”。“这声‘爷爷’，带来的快乐和满足，千金难买。”詹学银说。
    
    决定看似仓促，其实早有伏笔。老詹曾收留3个弃婴，由自己和两个妹妹分别抚养；捐1600元资助10多个聋哑儿童；稽征工作中，违规欠费者有困难，常帮忙垫付，累计数万元。
    
    万事开头难，好人做好事，也不例外。
    
    “先要取得资质，否则随时可能夭折。”救助中心顺利地在民政局注册为社会团体，具有慈善募捐的合法资质。问题迎刃而解，得益于詹学银的准确定位。“我负责日常管理，周局长是总策划。”
    
    他口中的周局长叫周裔开，是都昌县原民政局长，现任救助中心理事会理事长。两人曾在起步阶段四处奔走，获得了县领导的支持。
    
    在詹学银办公室墙头挂着的章程上，有9位名誉理事长和15位理事，几乎都由县政府和各职能部门主要领导兼任。
    
资金到位慢
    
    接下来，钱和人，缺一不可，却总是缺。
    
    资金来自四方面：北京总部每月拨款约1万元，支付工资；政府补贴，已为孩子们争取到最低生活保障，每人每月180元；社会捐助，以物为主，年初刚有一家上海企业送了价值上万元的保暖鞋袜助孩子过冬；自力更生搞创收，种水稻、玉米、蔬菜及花生、芝麻等经济作物，栽果树、养鱼、养猪，也能缓解一点压力。
    
    詹学银为孩子们制订了有规律的作息表，除了平常按时上学，双休日上午的“必修课”是劳动。“希望孩子们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过多依靠社会捐助，毕竟没保障，救助中心与县妇联合作成立“爱心妈妈俱乐部”，试建长效机制。目前已在全县发展近300名“爱心妈妈”。“定期探望，帮孩子洗衣、洗澡、买礼物、关心学习，逢年过节还把孩子接回家，让他们重新感受母爱。”
    
    救助中心专设会计，负责登记每笔捐款和支出，及时公示。用钱时，詹学银不经手，需理事会集体通过，确保透明度。
    
    尽管想了不少好办法，但问起困难，詹学银仍提到了“资金”。“有些捐款，到位较慢。”例如，半年前一次慈善募捐晚会上，一家企业答应捐5万元，至今没有下文。类似情况，他遇到过好几次。
    
帮手留不住
    
    缺人，更难解决。
    
    救助中心现有工作人员18人，平均月收入不足600元。两名食堂员工赚得最多，每天起早贪黑，每月660元；詹学银列第二档，每月600元。
    
    如此薪水，很难留住人。留下的，大多是詹学银的同龄人。江西太阳村的各项工作，绝大部分是“50后”和“40后”在做。
    
    半年前，丹山村卫生所派乡村医生刘圣斌支援。1979年出生的刘医生，是救助中心里唯一的“70后”；夫唱妇随，他的妻子、河南籍打工妹王华更年轻，是唯一的“80后”。小两口加入，把员工平均年龄，勉强拉到了60岁以下。
    
    签约时，刘圣斌拒绝了一份长期合同，改签两年。“等小孩过几年上中学，家里负担重，我就得走。”刘圣斌坦言，“献爱心也要看实际情况。”
    
    5栋爱心小屋都由爱心人士或企业捐赠，统一内设3间宿舍，可容纳18人。每栋屋子都请了一个“爱心妈妈”，负责照顾孩子及屋内卫生。事实上，除王华之外，其他4人称为“爱心奶奶”更合适。
    
    “‘爱心妈妈’流动性大，两年多来，差不多换过20来个人。”詹学银无奈地说，始终坚守岗位的，只有他的妻子詹水娥。
    
爷爷不称职
    
    詹水娥比詹学银小3岁，是丈夫的坚强后盾，但也曾唱过反调。
    
    2003年创业之初，詹学银踌躇满志，却得不到家人支持，只能孤身下乡。詹水娥那时怎么也想不通，丈夫工作任劳任怨，很少顾家，可以理解；退下来，总该好好休息陪陪家人，反而变本加厉，跑到乡下吃苦。
    
    她的牢骚只持续了半个月。詹水娥苦笑说，丈夫太固执，既然劝不动，只好妥协跟他走。“放心不下他的身体，一个人开荒，吃了上顿没下顿，太辛苦。”
    
    詹水娥选择做称职的妻子，付出的代价是，陪詹学银一起，做不称职的爷爷奶奶。2003年，他们的小孙女詹雨杨4岁，此前主要由詹水娥带。离开县城，必须暂别可爱的孙女。
    
    “我从来不是一个好爷爷，不管是子女买房还是照顾孙女，都没帮过忙。”詹学银说，“儿子、儿媳工作忙，小雨杨吃饭常没规律。每逢寒暑假，她就爱到太阳村，找爷爷奶奶玩，每次来都会胖一圈。”
    
    上月底，詹水娥患肺炎，住院3周，詹学银只去陪过3次夜。“每次都是晚上到，早上天还没亮，又往回赶，反正太阳村比我重要。”詹水娥微嗔道。
    
孩子很难管
    
    詹学银这个不称职的爷爷，对142个孩子付出的爱，远胜于对自己的孙女。
    
    然而有时候，付出并非总有回报。
    
    不久前，一个12岁的女孩因偷窃成瘾、屡教不改被劝退，离开了太阳村。提起此事，詹学银一脸遗憾。类似情况并非个案。
    
    由于家庭背景特殊，少数孩子从小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恶习，还有一些普遍问题，如敏感、脆弱、自卑、孤僻、学习散漫。
    
    特别顽固的心灵坚冰，需要更多爱去融化。
    
    段和会、段和娜兄妹从小遭母亲抛弃，爷爷、爸爸、叔叔入狱多年，和奶奶相依为命。进村不久，习惯流浪生活的段和会悄悄出走。詹学银连夜追出村，找到他一把抱在怀里，说：“受苦了，是爷爷没照顾好你，以后一定好好疼爱你，跟我回家吧。”
    
    詹学银常以自己幼时贫困辍学的经历为例，主动与孩子交流，叮嘱他们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他还每年组织两次探亲，让孩子们有机会与狱中的亲人相见。
    
    付出，日复一日。
    
    更多孩子，在爷爷的谆谆教诲下茁壮成长。太阳村的“家庭成员”增加到了142人，其中47名服刑人员子女、78名孤儿、3名流浪儿童、8名特困智障儿童、6名特困留守儿童。小学生88人、初中生46人、高中生6人、中专生2人，约90名学生常住村内，其他学生也全由太阳村供养。
    
终老太阳村
    
    太阳村太小，让詹学银很头疼。
    
    去年，他拒绝了近20个入村申请。“有的家属痛哭流涕，甚至下跪，但实在没办法。”詹学银介绍，5栋爱心小屋都已客满，有一栋还超员2人，需姐妹俩合挤一张单人床。
    
    二期扩建工程早就列入计划，但由于资金紧缺，长期停工待建。尽快开工，成了詹学银始终的牵挂。
    
    爱心小屋、活动中心、接待室、九年制学校、运动场，二期工程涉及的这5项内容，他都选定了方位，只等资金到位。
    
    “增建1栋爱心小屋，捐助单位已确定；活动中心建成后，现在的图书室、医疗室都搬过去，又能多腾出2栋爱心小屋；接待室相当于太阳村宾馆，建在鱼塘和果林旁，企业家来考察捐赠项目，有个合适的落脚点，好多留几天，多献爱心。这三项，争取今年开工，然后是学校和运动场。”
    
    聊起未来，不善言辞的詹学银侃侃而谈，“春节后，资金会陆续到位。你过两年再来，这里一定大变样，孩子的笑声会更多，搞活动也不用再借食堂了。”
    
    关于自己，詹学银同样计划好了——“等二期工程完工，大约3年后，我就退居二线，但永远不会离开太阳村，到时候就替孩子们扫扫地、敲敲钟。”
    
    太阳村简介
    
    以无偿抚养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为目标的非营利性慈善机构，1996年由张淑琴在西安首创，总部设在北京顺义。14年来，太阳村共救助2000多人。目前，共有400多个孩子分别在北京、陕西西安、陕西陇县、河南新乡、江西九江、青海大同等6个太阳村生活。
    
    司法部调查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156万名服刑人员有60多万名未成年子女，其中94.8%没受过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不少人走向流浪、乞讨甚至犯罪的道路。这些被遗忘的孩子，亟需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