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疾病总会找到穷人头上
2010年1月8日 南方报业网 宋志远
2009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
我无意仅仅就艾滋病日论艾滋病。我想提及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不是哪一个村、哪一个省独有的，甚至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特色，它几乎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疾病的不平等性。
疾病的不平等性？这两个词的组合乍看起来或许有些怪异。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嫌贫爱富的，比如地产开发商和学校的招生办，不过疾病却恰恰相反，它似乎总是钟情于穷人。请原谅我开这样的黑色玩笑，疾病本身自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平等的结果是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
前些年我在中国某山区做调查工作，有一位老伯在闲聊中半开玩笑地对我讲：“现在这个社会上只有一件事情是公平的，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死。”然而，就算是这最后的一点儿公平底线也是打了折扣的。只要查一下世界各国的期望寿命排名便一目了然，排名靠前的皆是富裕国度，而排名后一半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亚非拉穷国，日本国民的期望寿命超过82岁，而非洲国家斯威士兰的人均期望寿命还不到32岁。而在一国之内，这种差异也依然显著，比如澳门与香港的人均期望寿命几乎要比中国内地高出整整10岁，而上海又要比甘肃高出10岁有余。
如果更仔细地观察这些数据，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发现。比如说美国与古巴的人均期望寿命是不相上下的(78.11和77.45)，这大概与很多人想象中的情况不大吻合，由此我们大概可以看出社会资源分配的平等性对于公共健康水平的影响比社会财富总量更加关键。美国虽然富庶，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所以美国的穷人也和中国的穷人一样惧怕生病，一旦生了重病，高额的医疗账单就宣判了这个家庭的无期徒刑；古巴虽然贫敝，但有赖于全民医保体系，民众至少不必为担心生病而惶惶。于是就出现了迈克尔·摩尔纪录片中买不起医保的美国病人集体奔向古巴求医的奇异景象。也正是因此，全国性的医保改革才成为了奥巴马新政府的头号任务。
在一个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的国家，贫穷一方面意味着简陋的卫生条件和更高的患病几率，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得不到充足的医疗服务。后者不仅源于自身有限的经济承受能力，同时还因为受到科研、公共卫生支出与社会关注等一系列外部环节的忽视。
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在工作中我也可以时时感受到这种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对于一个整天埋头科研论文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可能会以为人类健康现在面临的主要威胁就是癌症、心脏病、艾滋病和早老性痴呆症，因为这些就是大部分科研经费的投入对象。如果你告诉他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几十亿人忍受着疟疾、霍乱、肺结核和血吸虫病的威胁，他或许不会相信你与他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很简单，还是那一个字：钱。科研要花钱，要花很多钱，而经费大部分来自于富裕国家和大型商业机构，所以科研的服务对象自然也被迫倾向于富人。而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为了“与国际接轨”，也不得不因袭“以富人为本”的发展轨迹。很多科研机构甚至干脆开始用科研经费的多寡来衡量科研水平。科学家忘却了公共责任而被驯化为富人的仆役，这实在是科学莫大的悲哀。
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还意味着地方性流行病的危害可能反而超过全国性流行病。这听起来或许有悖常理，但在现实中却一直在不断发生。以非典为例，当疫情相继在广州、北京和香港暴发后，掌握话语权和资源分配权力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也受到威胁，于是国家开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应对，最终将疫情迅速扑灭。相比之下，对于河南艾滋病村这样的地方性疫情，由于这些群体远离政治经济中心，他们的声音十分微弱，只要地方政府能够保证疫情不向中心扩散，上级也就可以睁一眼闭一眼敷衍了事。所以才会出现艾滋病村无人过问自生自灭、血浆经济转战地下持续繁荣的尴尬局面。
没错，人生而平等，但出生以后的平等就要靠自己来争取了。(作者宋志远，斯坦福大学生物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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