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对中医药这一传统产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今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充分发挥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医药的声誉和生存环境目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很多江湖骗子打着“老中医”的旗号招摇撞骗，不少正规药厂也在利益驱动下啃噬亵渎中医，民间甚至屡屡出现废除中医药的言论。而放眼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和研究中医，国际商战早已在中药领域打响。
专家指出，中医药的现代化，不应该仅仅是做一些现代的科学试验，还应该包括设计一些现代化的产业发展机制。由于我国目前缺乏“产业投资基金”，中药已经开始频频变成了“洋药”。
“肾参”的遭遇和黄寰的隐忧
在上海张江药谷一幢窗明几净的实验楼里，本应是踌躇满志的副主任医师黄寰，却在记者面前流露出焦虑和不安。
作为上海一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寰花了11年时间研究发现的一种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症的天然植物－－肾参（俗称），眼下已进入三期临床试验，获得国家新药证书指日可待。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妇女更年期综合症的治疗都是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由于激素会导致癌变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增高，近几年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慎用或禁用，为此，世界各国医药工作者都在寻找和研究疗效确切、又无任何毒副作用的新产品。来自天然植物、不含激素的肾参，非常有希望成为这类新药。特别是肾参为单味药材，能解决中药难以控制质量的问题，一旦产品上市，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非常可观。
然而，作为肾参的发现人，黄寰心中却常有“隐忧”，因为在2003年由于资金问题，当地政府风险投资65%的股权已全部转让给外资，黄寰自己35%的股权也在外资一次次增资中稀释，目前仅剩10%，公司完全被外资控股。
新药材的开发，在全国可谓罕见，何况肾参还是一种在《本草纲目》中没有记载的新药材。作为一位民族责任感极强的中国科学工作者，黄寰自言目前“深感焦虑和惭愧”。
他最为担心的是：一旦肾参新药证书批下来后，它将作为一种新药材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但肾参的“药材标准”所有权、专利权以及产品的经营权都控制在外国人手中。尤其是要使用这种药材生产成品，必须购买该药材的对照品。而销售对照品的指定单位－－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就必须向掌控这项专利的外资企业进货。因此就会出现：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进口”中国药材，生产中国人研发的“洋药”。
“在上个世纪60年代，青蒿素的发现曾让国人引以自豪，但因没有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如今在国际市场处处被动。肾参虽然申请了专利，但在产业化过程中依然会重蹈青蒿素的覆辙。现在拯救还来得及，因为中方科研人员在技术上、经营上还占主动，公司正面临再次融资，外方也愿出让一部分股份。但是，一旦确立了主要投资方，新药证书下来后，一切就由不得我们了。”黄寰说。
外资在我国中医药领域兴起“圈地运动”
专家们指出，目前我国不少行业都落后于西方，但在中医药领域却得天独厚、还有巨大的潜能和商机。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中医药的功效认知日深，为规避西药的毒副作用，他们已开始大力倡导以中医药为基础的医学，不仅高薪聘请我国的中医从业人员走出国门，到国外行医，同时也加大了对中国中医药产业的直接投资力度。
因此，在上海的新药研发企业中，“肾参”的遭遇已不是个例。据上海创业投资行业协会会长华裕达研究员介绍，仅在上海张江药谷，就有4个有望诞生国家一类新药的中小企业，已被外资参股或控股；其它被外资后期介入的新药至少也有二三十个。例如一家从澳大利亚归国的科技人员创办的新药开发公司，曾经获得过政府1000多万元的风险投资，但如今外商已经投资8000万元占了四成股份；另一家由留学归国人员创建的基因生物公司，也曾获得过国内风险投资3000万元，但目前已被日本一家证券公司并购，成为其子公司。
目前，上海一些大的医药企业均有外资进门或已守在门外。一家来自海外的创投公司近两年已在我国投了近70个生物医药项目，展开了一场新药“圈地运动”，并在张江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高薪聘请国内外教授，计划用3～5年的时间，把我国现有的4万多种植物的化合物成分统统提取一遍，每个植物提取6～8种成分，同时申请专利保护。
专家们深感忧虑：外资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和资本，在我国放开手脚大规模地“先圈地、后开发”，今后很可能将我国宝贵的中医药资源“斩尽杀绝”。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2004年重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还在将“中药材、中药提取物、中成药加工及生产”作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一些地方还为此给外商许多优惠政策，岂不令人痛惜？
专家呼吁保护中医药资源，早日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为防止更多的中药变“洋药”， 专家呼吁一方面要立法保护我国宝贵的中医药资源，另一方面要早日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创新产业发展机制。
我国中药物种之多、资源之丰富、用途之广、开发利用前途之阔，是任何国家所不及的。根据普查，我国的中药资源共有12807种，中成药品种5000种以上，以及众多的中药保健品。因此，中药的开发利用不仅是我国新药开发的高品位金矿，也是中药工业发展的保证，是我国医药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认为，国家可鼓励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根据自身和市场需求，在药材产区建立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且相对稳定的中药材原料和货源基地，做有米之炊，开有源之水，将药厂的第一车间建立在原料产区，实施公司加农户的种植经营模式，从源头上保证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促进中药产业的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
在创新产业发展机制上，上海创业投资行业协会会长华裕达研究员建议早日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他说，在上海，像黄寰所在企业这一类的高新技术企业共有2万多家，其中许多很有发展潜力，但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是被外资“吃掉”，就是“生长停滞”或“夭折”，几乎没有一家能成长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大企业，这一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国内许多利用国家风险投资成长起来的高科技小企业，准备做大做强、投入大规模产业化生产时，都面临了“资本金”短缺问题。由于我国至今还没有成立“产业投资基金”，而银行贷款又只能解决企业“流动资金”问题，因此，实力雄厚的外资便“乘虚而入”，把只差一步就将成熟的高科技成果轻易地“摘走”。在生物制药领域，这一现象特别明显，因为新药绝大部分成本都集中在研发阶段，一旦小企业研发成功，大规模产业化便水到渠成。
华裕达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国家缺钱，而是缺少产业投资机制，缺少将各类资金引导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渠道。由于风险投资只能解决高新技术企业诞生以后的“生存问题”，国家应该早日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使高新技术企业有足够的资本金发展壮大；此外，国家也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国有资产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投资。
一些受访的专家还呼吁，在我国传统的中医药领域，国家应该出台相关保护政策，限制外资参股比例，不能让其控股。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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