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术与和善，你选哪个？
如果你面前有两位医生，一位技术高超但待人冷漠，一位医术平庸但和善慈祥，你会选择哪个？
相信大部分人还存着一线希望：为什么不能两者兼有呢？
朋友小何说，如果只能选一个，她会选择后者。在她看来，医生首先要有人情味。
小何的一次看病经历，是在被老板恶整的那几个月中。郁闷至极使她经常感到胸口闷、呼吸困难、心跳快、手脚麻，脖子看上去也有点肿。去医院看了好几个科，医生都是给她开了化验单，然后看了看化验结果——没事，回家待着吧。
“最后看了个内分泌科的年轻小医生，她看了我那些全是正确答案的化验单，她就问我最近有没有经受过什么打击或者不顺利。我看她那么面善，就聊起了被老板恶整了好几个月的前前后后。结果，聊完了，感觉好多了。后来她告诉我这叫过度换气综合征。我用她教的方法，不舒服时对着一个塑料袋呼气吸气，感觉好多了。”
“这么说吧，如果我面前有一位技术高超但比较冷漠的医生，和一位医术不高但为人和善的医生，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后者。”
可惜的是，医学的发展，可能是以丧失温情为代价的。被后辈尊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乔治·萨顿，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注意到“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可能是人情味的丧失。”
一针见血的预测，正扎在医学的敏感伤口上。医学在繁荣发展的同时，渐渐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迹，导致今日的医生和病人之间难以收拾、难以缓和的尴尬关系。
小何因为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再去医院看病。医院的导医台先是把她分到了妇科，她挂了一个40岁左右的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其中有些检查她连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医生跟她说这些检查结果出来了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都出来了，医生告诉她：“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小何又去了骨科。小何觉得好像自己在医生眼里只剩下解剖结构，还得按器官系统划分。 >>>>>>医生声望已跌至最低点
医学的发展付出了人情味的代价 >>>>>>执业医生痛揭道德腐败
医学的发展，使得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经在短短几十年内，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变成了一台装着出错零件的机器。我们上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于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张大民还是李大卫，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像 汽车维修站的技术工人一样。
在西医经过床边医学、医院医学到实验室医学的演变之后，对疾病的关注，相应地从病人自己感觉的症状，变为医生经各种仪器检测得到各种数据。即使是一位满怀爱心的医生，专业训练也迫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除去“人”以外的检查、数据和试验报告上。病人自己感觉到的症状，用自己的生活语言向医生表达的主诉，不再是治病的重要依据，而医生日渐变得专业化的术语，更是完全脱离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一个被动的现代病人，他对自己的病情完全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忍耐。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人们开始利用X射线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医院里，出现了一种外形精美的新式机器——CT扫描仪。现在没有一个医生面对怀疑患有肺癌的病人，不先让他去照CT。因为医生们几乎离不开这些看上去精确、客观的检查了。不仅是器械检查，还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检查，这些散发着“冰冷的物质气息”的检查，第一时间削弱了医生和病人的交流，割断了他们之间的人情味的气场。
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而病人似乎反倒没有病因那么重要。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被这些挡在中间的东西给分割了。
如果你站在一个上了规模的医院的门诊，仅仅看内科，你就会发现有心血管、呼吸、肾脏、消化、感染、内分泌、风湿免疫……医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但范围却日益缩小。因为一个“腰疼”，我们要转遍妇科、肾科、泌尿外科、骨科，面对四位不同训练背景、不同主张的医生，只是因为每位医生只关心我们身上的某一个器官系统。一个病人，如果身上有不同系统的毛病，去看病时就只能逐科轮转，无奈地采用“排除法”。我们似乎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一个医生一个病人的时代了，医学在情感上失去了往日对人的关注。 >>>>>>医生一支药回扣130元
“最缺乏权利感”的消费者 >>>>>>一个医生与妻子的对话
有人做过一项调查，在中国当代消费者眼里，医疗是众多服务行业中让消费者感到“最缺乏权利感”的行业。或者可以这么说，病人是一种“处于弱势”的消费者。
我们平时可以选择不逛商场、不下餐馆，但病人作为消费者的特殊性在于，他“必须”去看病，但作为病人，却几乎没有选择医疗质量的自由。我们付出了金钱，可面对的服务质量却因为没有竞争机制而流于空谈。
中国病人为什么没有权利感？除了对医学及医疗服务质量不满意之外，中国病人还认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关系的不平等。有相当多的医生认为，这种不对称是理应存在的，因为医疗服务有非常高的技术含量，而病人多半不能理解这些技术的细节，病人不能随便要求医生做这做那。而到了病人这里，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暗示的可能就是关系的不平等。当医生把冷漠的眼神投向病人时，病人感觉自己是无助的弱势群体，没有权利感的消费者。
和世界各地的权利觉醒运动一样，中国病人也开始领会到《世界人权宣言》中“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的真正含义。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于脆弱不利的地位。他们越来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处境中，得到一种对自己脆弱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觉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出现了偏差，他们就开始寻找有力的手段捍卫权利。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医务科，有的是告上法庭，还有的可能更直接、更鲁莽，比如冲上去打医生一顿，这时的医院成了暗藏危机的暴力环境。
2005年的夏天，50岁的福建中医学院教授被一患者连砍数刀，因失血过多而身亡。在网上的一千余条评论中，有80%表示“理解”行凶的病人，有网友说：“医患矛盾主要问题在医生，患者由于医疗知识的缺乏，完全处于被动，患者花了自己的血汗钱，甚至是借来的钱，到了医院后，稀里糊涂地钱就没有了，可病还没有看好。患者及家属心中的怨愤到哪里去发泄呢？”
在对中国200多位医生“你是否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医患纠纷”的调查中，医生们的回答是“太多了”，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位医生都遇到过纠纷，轻则谴责怒骂，重则患者告上法院，医生遭受暴力。
当法律介入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馈。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
一个患了乳腺肿块的病人去看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医生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四平八稳，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质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这样一来自己的责任也被摘得干干净净。 >>>>>>医生误诊是正常现象?
当医生成为病人
在医学故事里，可能最具有反讽意义的莫过于——当医生成为病人。这时的感同身受，胜过平日别人千言万语的描述。
一位名叫爱德华·罗森邦的美国医生，曾有过50年辉煌的从医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担任美国陆军野战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在诺曼底登陆中，由于出色地承担了5个师的伤员抢救任务而获得了嘉奖。1948年，他成为美国俄勒冈健康科技大学风湿免疫科的开创人。
然而晚年时，突然有一天，罗森邦得知自己患了喉癌。他从“站在病床边”一下子变成“躺在病床上”，重新审视着眼前的医学、医院和医生，顷刻之间它们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
他回忆到：“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但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病人如出一辙——不敢面对疾病真相、被护士嘲笑‘脖子短’、体检马虎了事、被别的医生误诊、医护人员无视我的尊严、眼前的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
当他不再是医生的时候，权力感消失无踪，几个月前还对他彬彬有礼的同行开始对他直呼其名了，他忽然警觉“自己以前也是如此。”
成为病人的他，尽管认识几个熟人，但也像所有病人一样，都在做同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我很气我的医生，每次都让我等一个小时，看病却只花五分钟。我虽然生气，却没有抱怨出来，因为50年来，我也是这样对待我的病人。我开始了解为什么病人看医生会觉得很受挫。”
处在“病人”角色的他，终于意识到一点点同情心对病人意味深远：“坦白说，我向来对那些误解医生的话和表情的病人，有点轻视之意。可是，我自己是经验老到的医生，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病人实在是很脆弱的，他们需要用清楚而口语化的言词来解释他们的病情，他们会注意医生的一言一行，看看有没有弦外之音，这时，一点点同情心可能就会对他们有所帮助。”
当生活给了罗森邦医生“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和经历后，他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一书中写道：“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同行，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
转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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