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因为一方面吸烟严重地损害了人们的健康，致数以百万的人们于死地；另一方面烟草及其制成品（主要是卷烟）又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靠它过活”。控制吸烟就是要达到逐步减少卷烟等制成品的消费水平，这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减少了对健康的损害，这是“利”的一面；另一方面它会使烟农和卷烟生产及销售商减少产量和销售量，这是“弊”的一面。也许，还会预期政府由此而减少烟草带来的税收。我们需权衡利弊孰大，从而决定政策取向。
　　为了回答利弊孰大的问题，首先需要说明卷烟消费的某些特征根据1998年全国六个大区所做的卷烟消费调查资料，我们测算出卷烟需求的总价格弹性为－0.51，并算得价格的这种影响50％来自吸烟者减少吸烟量，50％来自放弃吸烟。我们还利用80年代至90年代的时间序列资料，证明了吸烟的确是一种“理性嗜好”行为，提高卷烟价格的确会使总的消费量减少。但卷烟需求的收入弹性是一个正值，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会增加卷烟上的消费支出，因而，卷烟在中国目前仍属正常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卷烟需求的收入弹性已变成一个负值了，在那些地方，卷烟已经成为一种劣质商品。
　　我国约有3.2亿吸烟者，90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的卷烟销售量大约在3200万箱至3500万箱之间，年人均消费量在65包至70包之间。

　　1998年的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归因于吸烟所致的恶性肿瘤、呼吸系统及循环系统疾病而带来的直接医疗费约为194亿元，占该年度卫生总费用的5.1％，有51.4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共带来130.5万个工作寿命年的损失。另一方面，1998年我国约有560万烟民种植了120公顷烤烟，其产值为101.1亿元，同时为国家提供农产品特种税31.34亿元。这一年的卷烟工商利税为950亿元，占到全国工商利税总额的12.46％，占政府总税收的10.26％。2000年卷烟的工商利税已突破千亿，达1050亿，但占政府税收的比例已有所下降，仅约为8.3％。美国在上一世纪初，烟草的税收也曾接近过政府总税收的10％，但开征所得税后，其比例逐渐下降，一直到目前的不足1％。
　　至此，似乎还没有比较出利弊到底哪个大。为此，我们需要引用一些数据和提出一些假设作为前提条件。我们依据的数据是：每公顷土地的烤烟产量为1797公斤，烤烟的利用率为84％，烤烟平均价格为7元／公斤，农特税税率为31％。而吸烟引起的额外直接医疗费为人均一年72元，吸烟造成早逝而带来的间接损失（生产损失）为22466元／人。若将卷烟消费税增加0.4元，即把税赋提高到50％的水平，同时也使价格提高10％，那么，将会使卷烟消费减少54.76亿包，导致547万人戒烟，从而拯救144万人的生命，节省直接医疗支出4.15亿元，可多创造价值323.5亿元。由于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小于1，因而由税收增加而引起的价格提高在减少消费量的同时，还可以使政府的税收增加247.4亿元，这与减少政府税收的预期正好相反。我们把烟农、烟草工业付出的代价作为社会成本，将它与前述的社会总收益比较一下即可看出，社会可获得300亿元的净收益。
　　这是一大堆看起来繁琐、枯燥的计算和数据，但它们使人们很清楚地看到，若把提高消费税作为控烟的一种政策选择，整个社会得到的经济上的好处，远远超过它可能在经济上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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