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 工 者：李惠莉（57岁，辽宁盘锦人，来京打工11年。）

人物素描：想尽一切办法省钱，为多挣几百元不怕“山高路远”。

收支情况：每月打工收入在3500元左右，还有1600元左右的退休工资。刨去房租、医疗费和其它各种开销，每月所剩无几。

 

 

“我是2000年来北京的，现在这物价和房租涨的，让我感觉自己都快呆不下去了。”

 

今年5７岁的李惠莉，从东北某油田内退后便来北京“淘金”了。在京城打拼了11年，她觉得这些年自己的收入并没有明显增长。

 

李惠莉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但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来北京和她一起住，这让李惠莉感到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退休前，李惠莉曾是单位医院里的药剂科主任。来北京后，她也主要从事医务方面的工作。到药店当促销员，到民营医院的药房负责拿药，现在又到一家药品公司当销售讲师……这11年，为了供女儿上学，也为了让日子过得好一些，她没少换工作。

 

做销售，去年的底薪是每月1000元，今年涨了200元，变成了1200元，但李惠莉连连感叹工资涨不过物价：“同样的煎饼果子，去年卖3块钱一个，现在涨到4块了。”她算过一笔账：2010年上半年，每月到手的工资在3300元左右，最后能剩下1000多元。而现在每月到手的钱在3500元左右，可东西没多买，反而每月剩不下1000元了。“现在我买什么都挑便宜的，门口几家超市的促销海报我每天会反复比对，就淘最便宜的。周末在家，有时候把早饭都给省下了。平时午间如果自己不做饭，就上社区的老年饭桌去吃，那边还算便宜。” 李惠莉说，现在涨工资是一方面，关键还要看物价，要看百姓的购买力是不是增强了。

 

从油田退休这些年，李惠莉的退休金涨了好几次，但到现在也没超过1600元。

 

 

在北京生活，李惠莉最愁的还是房租，2900元的月租在她每月的开销里占去了绝大部分。

 

因为年轻时在油田工作落下了职业病，她不敢住在潮湿的地下室里也不敢住平房。因为和女儿住在一起，她就在安慧中里租了套建筑面积约50平米的老房子，月租金2900元。

 

“房东说什么也不肯连着签5年，所以年底租期到了肯定还要再涨！”这是李惠莉现在最担心的事。

 

再加上700元的饭钱，李惠莉每月打工的收入也就用得差不多了。退休金要用来支付水电煤气费、网费、电话费、路费等开销，每到月底她都省不下几个钱。

 

曾经有一个月，因为给求职的女儿新添了两身衣裳，最后弄得她连当月的水费都负担不起——“查水表的来敲门，我从猫眼里看见，只好悄声躲在门后，心想等下次查表我再一起交吧……”

 

由于房租年底肯定要涨，李惠莉已经开始留意周边的便宜房。现在单位离住地不远，很多路公交车都能到，但她一定要等最便宜的那趟车，好省下4毛钱来。有时候为了节省路费，她甚至会走上几站地去上班。“万一住得远了，只能坐车上下班，这路费又得上去。”怎么找到又近又便宜的房子？这让她一筹莫展。

 

“现在政府不是在推廉租住房吗？什么时候阳光才能照到像我这样的打工者身上？”李惠莉说，今年她涨的200元工资肯定还不够弥补房租上涨的差额。“北京房租限价，或者在北京租上廉租房，是我最大的梦想。”

 

 

2006年，李惠莉做手术拿掉了子宫。今年3月，她又被查出患有滑膜炎，腿上的关节腔大量积水。医生让李惠莉换关节，但至少要花两三万元，她没怎么考虑就拒绝了。

 

“现在隔三岔五的，我得去医院做关节抽水，抽一次要200元，一个月就得做三四次。”即使不换关节，这笔开销对她来说也是雪上加霜。

 

为了这份收入，李惠莉总是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别人。她说，自己经常会去外地出差，像去贵州、湘西等偏远艰苦的地方，有时下了火车还要乘汽车在危险的山路上颠簸10余个小时。在路上，她肠胃翻绞得难受，甚至会吐到脸色发青，但到了目的地向客户推销产品，她只能强颜微笑，把自己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李惠莉说，她并不喜欢现在的这份工作，对保健品、药品推销这个行业也很反感，但自己年龄大了，又找不到其它能挣更多钱的工作，所以只好坚持做下去。

 

“做销售讲师，我留给大家的是微笑，但一回到家里就忍不住要朝女儿发火。” 李惠莉说，离开老家11年，她从没想过自己要回去，但像现在这样下去，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北京支撑多久。

 

 

打工者：老张（55岁，河南商丘人，来京打工6年。）

人物素描：你可能在好几个不同的场合看到他，别奇怪，那都是他。

收支情况：眼下月入1800元，每月除了200多元的饭钱，很少有其它的生活开销。余钱主要汇往老家，供在河南种地的老伴购买种子、农机具和打理生活。

 

 

“门卫你好，我是刚搬来的，请问小区附近哪儿有收废品的？”

 

——“您卖废品啊，这小区有个老张是专门收废品的，您留下门牌号，回头让他上门收去。”

 

“哟，老张起得这么早？”

 

——“嗨，这一楼的地面特别容易脏，每天早起都得拖一拖，下午、晚上还得墩几回呐。”

 

“咦，老张，这割草机使得挺溜，换工作了？”

 

——“没有，这园林绿化就是我的活儿。”

 

“哦，老张，您怎么还管垃圾分类呀?”

 

——“啊，这是我刚从街道接的活儿。”

 

“呀！张大爷，怎么是您！您还会炸油条？”

 

——“呵呵，这是给老乡帮忙……”

 

最累的时候，老张同时干着4份工作，不管什么时候看到他，他都在忙碌着。

 

每天早晨约摸5点半的光景，在海淀双紫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早起的人们总能看到老张在躬身清扫楼道。时间一长，楼里的住户都和他熟络了起来。大家知道他姓张，就住19层——在顶楼管道间，物业给他安排了免费的住宿。从河南来京6年，他一直在小区里负责这栋居民楼的保洁，同时还要负责楼前花坛、草坪的绿化修剪。前不久，他从街道办还接过了楼栋垃圾分类的活儿。

 

2005年刚来北京那会儿，老张清楚地记得，他负责这栋楼的卫生和绿化，第一个月的收入是530元。一年后，工资涨到600元。奥运会前，又涨到了800元。

 

“物价涨得厉害，您看我这卫生搞得怎么样？能不能加点工资？” 今年3月，老张找物业的领导谈，说自己连早餐也舍不得吃了。仔细考察过他的工作之后，领导当月就给他涨了400元工资，这让老张“乐了好几天”。

 

分拣垃圾的工作，每月另有600元收入，因此老张现在每月的收入差不多有1800元。可持续上涨的物价总让他感觉手头紧巴巴的。

 

 

早晨5点半起来打扫楼道，上午差不多要花3个钟头清理楼栋的6个垃圾箱，把回收垃圾、厨房垃圾、有害垃圾和其它垃圾一一分拣开，然后运上三轮车，蹬上二里地去最近的垃圾处理站。排队等上两三个小时，处理完垃圾回到小区已是下午两三点钟，稍事休息又要去修剪楼前的绿化带……

 

每天从早到晚，老张的工作都排得满满的。记者问他，一天能吃上几顿饭？老张说：“夏天吃3顿，冬天日头短只吃两顿。”

 

老张来北京这么多年，从没上过馆子，平时都是自己弄点吃的。通常，他会买上几个馒头备着，饿了也好解决。“早晨，一般吃前天从市场上买回的馒头，如果有时间就自己熬点大米粥。中午从垃圾站回来，一般都自己下面条，市场买来的面条两块钱一斤，一般吃半斤就够。”

 

煮面的时候打上一个鸡蛋，老张就觉得很享受了，他告诉记者，现在自己每月的饮食开销差不多要两三百块钱。“馒头还是5毛钱一个，但比以前明显小了很多。鸡蛋也贵了，去年还能买到3块5一斤的，但现在最次的也要5块钱一斤了。大米，我一般买2块5一斤的，这就算便宜的，因为质量最次的米也要2块一斤，要么就是五六块的……”

 

老张总是去早市采购最便宜的蔬菜。“一块钱左右的土豆、茄子、西葫芦，我买得比较多，绿叶菜贵的时候几乎不买。西红柿今年要2块多一斤，我也买得少。前段时间黄瓜比较贵，所以也吃得少。”

 

“我不爱吃大肉。”老张说，最近猪肉上涨对他影响不大，因为他很少吃肉。“一年顶多吃上几回鸡腿。冻的鸡腿市场上卖12块钱一斤，这个没怎么涨，过大节或者是天冷的时候我偶尔会买上3斤，把它们炖了，然后放着慢慢吃上三五天。”

 

老张不抽烟，夏天偶尔喝瓶2元的啤酒，他从不买牛奶，也几乎不买水果。来北京这么多年，他只在2008年回过一次老家。他说：“我这工作离不了人的。在家我是长子，弟兄有5个，那回是家里有事等我处理，没办法就回去了一个星期。”

 

一个月前，在老家念小学的孙子孙女放暑假了，和奶奶一起来北京看望爷爷，他这才买了七八回西瓜。

 

老张说：“平时我一个人的时候，根本不买西瓜。买一个不成，买半拉吃不完，再往少了买，人家卖瓜的也不干。”

 

 

“我在老家做了七八年的村长，但乡里发不来钱，每月就只有150块的工资。家里有4亩地，我、老伴、两个儿子，一人一亩……”

 

老张的家在河南商丘的睢县，村里有1200多口人。乡亲们通过民选让他当村长，可村长比村民还穷，两个儿子都成家了，光靠4亩地哪够养活一大家子？

 

一位老乡在北京的一家物业公司开电梯，他说“上北京挣得多、有奔头”，老张就辞了村长的工作，在老乡的介绍下到了北京。“再过两年，看着比在老家强，就让两个儿子也出来了，家里的4亩地就交给老伴一个人管。”

 

“在家得下地干活，啥苦都能吃。”可到了城市，19层的高楼你得跑上跑下，开始清理那些卫生死角，老张也觉得恶心，但很快他就适应了。

 

住在物业提供的顶楼那间10平米小屋里，也不用交房租和水电费。屋里的家当都是拣来的旧货，一台小电视机是7楼一位大姐白送的。由于新接了垃圾分类的活儿，社区街道还给他发了一件大衣、一件棉袄和3件T恤。

 

老张没有手机，每次给家里打电话都是去社区小卖部打一分钟3毛钱的长途。每月挣的钱除了饮食上的开销，剩下的他会省下来想法捎给家里，供老伴购买种子、农用车，外加照顾孙子孙女的生活。

 

“每月基本上没有剩余。”老张说，这6年他在北京都没进过银行，没存过一笔钱。就上过一回超市，去过两趟天安门，被小区里的一户人家领着去过一次香山。

 

说起这些，老张觉得自己在生活上已经相当满意了。他惟一担心的是，自己没有养老保险和医保。

 

前段时间，老张有些感冒，他忍着没敢去医院。“在北京看病太贵了！”他说，这6年他就去过一次医院——那是2006年夏天，在清理卫生时被垃圾中的玻璃片划破了手，他没在意，第二天修剪草坪时不小心接触了汽油，结果引发了伤口感染……

 

“看到医生给我开输液的药，得花七八百块钱，我吓坏了！也没赶敢打针，领了两三百块钱的口服药就赶紧走人了。”说起那次经历，老张对上医院看病还满怀着恐惧。

 

“我现在身体好，还能干得动，在这儿挺好。”老张说，他没想过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北京。“现在回老家，当村长每个月也就开四五百块。”所以在北京的日子里，他希望自己能够再多攒些钱——“总得留点给我和老伴今后养老吧。”

 

 

 

50.2％的外来打工者月收入在2000元及以下!

 

８月初，《科学新生活》周刊编辑部联合民间公益组织“在行动”，以随机抽样方式在望京社区、大兴工厂、莲花池长途汽车站三个点，分别针对社区流动人群、工厂内工人和不定向流动打工群体发放了《高ＣＰＩ下北京外来打工者生活调查问卷》500份。回收的494份有效问卷统计显示：目前外来打工者的月收入仍旧普遍偏低（图一），个人收入月平均结余在500元及以下的占到了34.1%（图二）。如果生活开销持续加大，38.66%的打工者未来都有离开北京的打算。

 

低收入、高工作强度、抗风险能力弱，让许多外来打工者难以享受正常的城市生活。谈及对未来生活的期望，54.5%的被调查者把提高收入作为首要愿望，36.4%的人希望解决租房难、看病贵的问题，29.4%的打工者希望解决子女在北京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

 

 

 

 

北京“在行动”农民工公益组织负责人、资深打工人士

 

 

在调查中，打工者们都提到了在城市生活物价高、租房贵、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我们相信，这些都会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关注打工群体的利益，其实一些社会学者已经呼吁了很多年，但多少年过去了，这些打工族还在为生计奔波，他们租不起房，看不起病，为孩子入学而伤透脑筋。在物价“天天向上”的压力下，他们也面临着新的困难。

 

但看看57岁还在北京打拼的王大姐，看看55岁还身兼3份工作的老张，我要向他们致敬，他们正通过实际奋斗告诉我们，加倍努力工作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洒心血花不开，甘果不会从天降，幸福生活哪里来?我得提醒打工群体：生活的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过程,咱们还要继续奋斗。我们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充满自信地去创造生活、享受生活，从而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尊严与权益。

 

城市欢迎奋斗者，打工者千万别被自己打垮！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近年各地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但一些打工者反映，并没有实实在在感受到收入的增长。究其原因，不是工资增长得不够快，而是生活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在东部地区调查走访发现，一些企业对“职工工资增长”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随着物价水平的走高和部分行业“用工荒”的出现，企业用加薪手段吸引员工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由于原材料成本增加、汇率变动、税负偏高等因素，企业在员工增收方面又“力不从心”。

 

要提高打工者的收入，可以加强工会的力量，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让企业主与员工谈判，达成双方认可的涨薪幅度。另外，涨工资也应该与更多的民生改善机制形成合力。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值得借鉴。它之所以获得了成功，是因为不仅涨了工资，还有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福利、保障住房及税收调节等民生制度的跟进。

 

提高打工收入，必须建立相配套的就业体制、收入分配及社会保障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把“涨工资”变为实实在在的“增所得”，让打工者的生活真正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