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成为中国新的国际身份
2009年03月19日 来源：深圳商报
继中国佛教研究权威、人民大学教授方立天、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之后，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做客市民文化大讲堂，成为第三位登上5月“国学月”讲坛的学者，他以《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为题深入阐述了作为中国文化之主体部分的儒学在近百年来经历的深刻变化。
近代儒学遭遇了双重解构
自秦汉以来，儒学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然而，儒学在近代不断没落，其现实境遇也发生了根本改变。景海峰在讲座开始就开宗明义指出，20世纪的儒学“已经由原来的主流文化形态一变而为裂散的、漂浮的文化碎片，并极度地边缘化和沉隐化了”。
究其原因，景海峰认为，在由中心到边缘、由浑沦到碎裂的过程之中，儒学遭遇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解构。其一，工业化过程逐步瓦解了乡村社会的基础，村社结构和它的宗法形式均出现崩裂，聚落、宗族、家庭，以及人际间的联系，都悄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建立在几千年农业文明形态基础之上的文化原核和它的宏大叙事，在本根上遭到了质疑和颠覆，传统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从此由丰沃变得贫瘠。其二，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流行儒学的东亚地区都经历了类似的工业化的冲击，而致使传统儒学遭遇危机乃至解体，那么中国比之韩国和日本就更多了一重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使得儒学在中国的现代命运更显凄凉和悲惨。
儒学没落带来史学空前发达
接下来，景海峰细析了20世纪儒学所经历的三次转折。第一次是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经学时代结束了，儒学从正统的“经学”变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国学”。清末新政诸举措、废科举和大量新式学堂的出现、在社会动荡和近代化过程冲击之下农业村社的逐渐解体和宗族制度的趋于瓦解，特别是在如潮西学之中开始产生的新型知识阶层，都使得儒学在传统的结构中再也找不到消除危机、走出困境的资源。
第二次转折是上世纪2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所谓“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强力围攻之下，儒学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即从“国学”融入文、史、哲的专业化现代学术体系之中。“被彻底置换了的西方化学术坐标，使得儒学必须被打磨成一种合乎某种规格的‘知识’，才能进入到言说的话语场。它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是哲学，还是历史学？”景海峰指出，新文化运动前后，解体漂散了的儒学最易落脚谋生的领域是历史学科。
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大量旧学营垒中的人物摇身一转成为响当当的历史学家，使得治史一时间火爆异常，大家辈出，历史学成为现代中国最为发达的社会科学学科。
儒学已成为中国新的阵营标签
100年来，儒学被认定是中国积贫积弱、不能实现现代化的罪魁祸首，集诸多负面价值于一身，是落伍、保守、封闭的象征，儒学已成为历史，沦为资料的身份。曾几何时，对“活的儒学”的要求重又浮现，并且逐步走向现实，这就是萌生于80年代后期的第三次转折。
随着“东亚”经济腾飞、冷战时代结束，意识形态的坚固壁垒迅速破解，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儒家又重新回到现代话语体系。景海峰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认同危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重组过程中，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亲缘性的杠杆作用，无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7种文明划分，还是贝克“当代文化的空间分布构型假说”中的辩证—三态世界，中国都被定义为儒教国家，并且和更大区域的东亚社会联系在一起。从冷战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到今天的“儒教中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已被彻底置换了，儒学已成为中国新的阵营标签。
这种重新定位标志着儒学价值的自觉与自悟，标志着民族文化向自身传统的回归。“近百年来的危机，使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丧失殆尽，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力的日渐强盛，一个普遍性的中国观念不仅仅是历史的回眸，而且日益成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经济上的‘大中华’概念和意义更为广阔的‘文化中国’概念已经明确无误地透露出了这方面的信息。”因此，景海峰坚信，当儒学彻底摆脱掉纯历史资料的身份，从博物馆中昂首挺胸地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走向世界时，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也就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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