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值得重视的调节手段
来源：京报网 发布时间：2009-03-09
作者：辛 鸣
《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著，谢宗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英国学者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一部专业的伦理学著作。今年2月1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明确提到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更是借用该书内容，提出“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企业家身上要流淌道德的血液”等等发人深思的论断。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重读《道德情操论》，对于我们用道德的情操来化解金融的危机与经济的衰退，用道德的光芒来消除人性中过了头的私欲与无节制的贪婪，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市场是看不见的手，道德同样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很多人对《道德情操论》可能陌生，但对亚当·斯密应该不会陌生，尤其是对他写的《国富论》更不会陌生，《国富论》中关于“看不见的手”和“经济人”的经典论述，据说这已经成为了一些信奉市场经济的人的圭臬，而不容旁人些许质疑。
但是《道德情操论》开篇的第一句话却是：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
人性的自私在《国富论》里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人性的光辉在《道德情操论》里又被描绘得如此温暖，而且“一只看不见的手”竟然能一角分担二任不避冲突。
是亚当·斯密忘了他曾经说过的话吗？是由于两书之间的写作时间过久而顾此失彼吗？恰恰相反。亚当·斯密是交替写作并出版《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道德情操论》从1759年到1789年先后修订六版，《国富论》从1764年到1786年先后修订四版。而且亚当·斯密还特意在《道德情操论》序言中强调两部书之间的互补关系。
那么为什么两书的立论要故意针锋相对呢？人的自私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这一点，亚当·斯密是坚定不移的；但仅仅建立在人的自私基础上的社会究竟能走多远，亚当·斯密又是不自信的。更何况生活在这样一个冷冰冰的社会中也绝非人之所愿。在两难抉择中，亚当·斯密只能求助于人性的复杂与模糊，把自私与道德同时放进了人性中。这样，同时有两只看不见的手也就理所当然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自己的做法给出了辩解：“这种自相矛盾似乎扎根于不变的人性原则之中”。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亚当·斯密的道德论说到底还是建立在自私的基础上。亚当·斯密从不讳言：
自爱是一种从来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一方面成为美德的节操。它一妨害众人的利益，就成为一种罪恶。
但话锋一转，亚当·斯密又讲到：“当它（自爱）除了使个人关心自己的幸福之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后果时，它只是一种无害的品质，虽然它不应该得到称赞，但也不应该受到责备。人们所做的那些仁慈行为，虽然具有根源于自私自利的强烈动机，但因此而更具美德。”对于这一点，亚当·斯密的看法是，比起当时的一些哲学家片面专断宣称道德的至上性，“自爱的道德”、自私的道德更真实、更具有现实的基础，也更符合道德的本来意义。
二、人需要道德，责任感与自制是最基本的
那么，自私的人为什么会接受道德，并主动践履道德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用人存在的社会性解决了这一质疑。如果没有道德的维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就是不可避免的，就会在相互之间产生愤恨和敌意，这时，社会纽带就被扯断。
于是，亚当·斯密特别强调，要想在社会中有良好的关系，就要用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太看重自己而过分轻视别人，会把自己变成同胞们蔑视和愤慨的对象，进而成为那种轻视和愤慨必然会带来的惩罚的对象。所以，我们应当用自己看待别人的眼光，而不用自己看待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当他以自己所意识到别人用看待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时，他就会明白，对他们来说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之中的一员，没有哪一方面比别人高明。当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道德就出现了。亚当·斯密给出了他理想中的道德形象：
具有最完美德行因而我们自然极为热爱和最为尊重的人，是这样的人，他既能最充分地控制自己自私的原始感情，又能最敏锐地感受他人富于同情心的原始感情。
有了人的存在的社会性作基础，亚当·斯密就开始讨论各种道德类型了。比如，责任感。亚当·斯密认为：“对一般行为准则的尊重，被恰当地称作责任感。这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并且是唯一的一条大部分人能用来指导他们行为的准则。”又比如，自制。亚当·斯密认为：“自制不仅其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美德，而且，所有其它美德的主要光辉似乎也源自自制。”很有意思的是，亚当·斯密认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践履道德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状态。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讲到：在中下阶层中，取得美德的道路和取得财富的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差不多的。在所有中下阶层的职业里，真正的、扎实的能力加上谨慎的、正直的、坚定而有节制的行为，大多数会取得成功。但处于上层的人，斯密则表现出了一些不信任。他认为，他们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往往相反，容易藐视法律、抛弃美德。所以当人们关心道德实现状况的时候，要对所谓上层人士予以高度的警觉。
审视今日的世界，当华尔街的高管们出于个人的私欲而无节制进行所谓的金融创新，以至于酿成大祸的时候；当一些知名企业生产毒奶粉藐视消费者，找借口压低劳动者薪金的时候；当一些上流人物、成功人士为了自己的欲望为所欲为的时候，亚当·斯密对所谓上流人士道德不信任的评判更如黄钟大吕，他所强调的责任感与自制就有特别的意义了。
三、正义是一种特殊的美德
在讨论各类型美德的时候，亚当·斯密对“正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认为正义是一种特殊的美德。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的建筑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温家宝总理把这一意蕴引申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更加凸现了正义之于社会的重要性。
正因为正义如此重要，所以斯密在书中指出：“对它的尊奉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它可以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谁违背它就会招致愤恨，从而受到惩罚。”为了正义的实现，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劝告与恳求这种情感层面的手段。因为，违反正义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种罪行。
正义作为美德，在亚当·斯密那里有着极其明确的内容规定性，它“非常确切地规定它要求作出的每一种外在的行为”。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和修改，也不可以假借某种理由声称这种违反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而去改变某些规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发表一些奇谈怪论，来为他们背离公平正义的行为做辩护。像什么“经济危机时劳动合同法要缓行”，“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可以先工作不要工资”，“一定的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还是有好处的，还可以继续拉大”等等。对此，亚当·斯密的回答是：
一个人常常在开始用这种方式行骗，但是在他打算行骗时，就变成了一个坏蛋。一旦他想背离那些不可违背的戒律要求他非常坚定和积极地坚持的东西，他就不再是可以信赖的人，他就会滑向某种或深或浅的罪恶之渊。
他在书中打了个一个比方。如果我欠某人十镑钱，如果约定时间到了，或是他需要这笔钱，在这个时候，正义都要求我如数归还。我应当做什么，我应当做多少，我应当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做，所有确定的行为的本质和细节，都很明确。我这种忠实地遵循正义准则不是笨拙呆板，没有什么迂腐可言。
当然，要想让正义在社会切实践履，除了每个人要不折不扣地遵循之外，还要通过制度安排，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舆论氛围，形成一种嫉恶如仇的群体意识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利益群体越来越分化，价值观念也越来越多样化，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在有的人那里越来越淡漠了，有的人甚至是久入鲍肆而不知其臭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谴责那些人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我们的社会为迎接公平正义已经做了些什么，还应该再做些什么。读毕《道德情操论》，掩卷长思，其实我们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有待去做。（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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