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上午，最高检发布《“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对生产、销售假药罪不再设置入罪门槛，同时，明确了7种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应从重处罚的情形。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生产、销售以孕产妇、婴幼儿、儿童或者危重病人为主要使用对象的假药。据了解，该司法解释将于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11月19日《京华时报》））

　　最高检出台的《解释》，对生产、销售假药罪不再设置入罪门槛，并以严肃的法治条文对7种制售假药的时空范围进行规范，这表明我们的公共健康安全至上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从宏观角度说，这是公共品质的升华和法治社会的进步。于微观而言，这也是深得民心的立法条令。尤其将“生产、销售以孕产妇、婴幼儿、儿童或者危重病人为主要使用对象的假药”排在首位，更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法治关怀，具有法治标本意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售假药、劣药等违法犯罪行为呈高发态势。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由各地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制售假药案就达1217件1569人；各地人民法院一审收案达2860件，其中一审结案2343件2783人均为有罪判决。这些制售假药案件，不仅存在涉案金额大、人数多特点，且涉案的品种、种类繁多，从普通感冒药、降压药的造假，到抗肿瘤类、心血管类的造假，令人触目惊心。尤其关乎孕妇、儿童的血液制品、疫苗等救命药的泛滥，更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道德良知的泯灭。

　　制售假药者之所以如此猖獗，不是他们有三头六臂，而是违法犯罪成本过低，缺乏好猎枪好猎手。《解释》将“结果犯改为行为犯”，换言之就是“只要制售假药，就是违法犯罪”，这就抽掉了入罪门槛。而随着罪行的加重，必然会增强现实执法的可操作性和打假效果的可预见性，在客观上必会逼使制售假药者产生对法律的敬畏之心，从而实现了打击违法分子嚣张气焰、惩罚犯罪的目的。

　　可以说，《解释》这一法治文本，彰显了国家惩罚制售假药严重犯罪行为的决心，尤其对儿童和孕妇予以突出保护必将深得民心。但入罪“零门槛”，更要结果“零发生”。从以往执法经验看，实体制售假药相对好查，但网络空间的制售假药囿于产业链长、跨区域利益结盟等客观原因，查处起来并不容易。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的数字显示，2013年，公安部门仅破获互联网制售假药犯罪案值就达22亿元。为历年之最。显然，如何才能不留执法盲区，特别是监管好虚拟网络这个制售假药“重灾区”，更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不仅需要不同地方的司法、药监、工商、网监等部门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更要有明确执法主体，有健全的究责制度跟进。毕竟，入罪门槛降低只是第一步，疗效比广告更重要，如何保证其执法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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