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在日本被尊为民族英雄
2009-02-02 09:00:54 华夏经纬网
郑成功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也是联系两岸的重要历史人物。他高举反清复明的大旗，曾经控制了中国东南半壁江山；他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被奉为『开台圣王』。但他为何死于壮年？为何在日本也被尊为民族英雄？他的塑像遍及各地，真实面目却鲜为人知。我们走访海峡两岸，并远渡日本，深入发掘国姓爷壮烈奇诡的一生。
在1661年4月30日， 历史转了个弯。上午9点，庞大的战船舰队出现在海平面上。荷属东印度公司长官揆一接到守卫的紧急报告，连忙走出户外，取出千里镜观察来犯敌军。海上，高高耸立的桅杆与迎风飘扬的旗帜连绵不绝，400多艘大小船只首尾相连，把海面铺得密密麻麻，有些船上似乎还能看见士兵金光闪闪的盔甲。即使不识得那猎猎飘荡的帅旗上“招讨大将军”五个字，他也清楚地知道，忌惮已久的明朝郑成功的远征大军终于来了。
在中国大陆东南海上的岛屿边缘一片名为“大员”的沙洲上，荷兰人建造了一座城堡:热兰遮城，作为经营东亚海上贸易的据点。近几年，揆一听闻郑成功的部队将袭击大员，因此再三恳求公司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派来支援船舰，可惜支援舰队已因久等不耐, 带着满腹对他的埋怨与怀疑离开了。庆幸的是，久闻郑成功大名的揆一毕竟在防守上做了万全准备。他知道，任何船只若要进入大员沙洲所夹的台江海域，都必须经过热兰遮城前方的水道，因此早令人将船沉在狭窄的水道中，使来犯舰队难以通行。即便此时潮水大涨，敌舰只要经过水道，就势必暴露在荷兰优势炮火的射程之中，那时的形势就有如瓮中捉鳖了。上午10点，郑成功的大批船队没有进入瓮中，却往北方远处的鹿耳门水道
一拐弯，直接转向进入台江，揆一这才大惊失色。但此时荷兰大势已去。历史似乎在这一刻注定了要扭转。以后的发展如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五天后，位于岛屿主陆上、与热兰遮城隔海相望的普罗岷西亚城失守，揆一在热兰遮城死守九个月后，最终不得不向郑成功弃械投降，退出经营了38年的大员，也就是后来的台湾。欧洲的海上势力终究无法扩张至菲律宾以北的东亚地区，只能局限于澳门与香港两处蕞尔小岛。而“收复台湾”的郑成功赢得后世“民族英雄”的称号，得到无比尊崇，成为中国明清以降家喻户晓、童叟皆知的伟大人物。
但在那样的历史定位与定格中，郑成功似乎成了卡片般的人，刻板而单薄。实际上，史家关于郑成功的讨论似乎从未停止，争议也从不间断。他一生曲折离奇的故事，仿佛出自莎士比亚或大仲马的笔下。他的面目，不像一般的历史人物年代越久远就越模糊，反而因为近年新出现的文献而益加清晰。他的性格、卓绝的武艺和高超的骑术、甚至他的口音，逐渐从尘封已久的档案中浮现。同时，在全球化带来的新视野中，我们更可以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郑成功——他，其实是大航海时代的英雄，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国际人物。
王直崛起平户港，郑森诞生千里滨
2月初，山明水秀的平户寂静得近乎冷清，这个僻处日本领土西陲的小岛如今是九州长崎县辖下的一个市，“市中心”围绕着一个小港口，在初春的寒风里，稀疏的行人间穿插着少量游客，似乎充分体现出小镇地名的含义:平静的门户。郑成功就在这里出生。
我们在平户市松浦史料博物馆木田昌宏馆长的陪同下，来到市郊一处名叫千里滨的海边，海风徐徐吹来，潮水退得很远，露出大片松软的金黄色沙滩，平坦的沙滩上突兀地出现一堆黑色的玄武岩，被另一些堆成半月形的石块保护着。黑色的石堆前，立着一根看来颇新的方形石柱，上面深深刻着“郑成功儿诞石”几个大字。
木田馆长解释，当地人传说郑成功的母亲在海滩捡贝壳海菜时，突然感觉要临盆，便以这堆岩石遮蔽，在石后产下名森、小名福松的郑成功，时为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十四日午时。
这块石头因为饱受海浪侵蚀而日渐缩小，看得出当地人用水泥修补保护的痕迹。但根据一位台湾学者的说法，石头缩小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信奉国姓爷的台湾庙宇前来朝圣时，都不忘敲下一块石头带回去供奉。
中日都有关于郑成功出生时天现异象的传说，只是对异象的描述不一。这些传说与平户的各种郑成功遗迹一样透着几分悬疑。毕竟，郑成功是在死后50年才在日本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现存的种种他儿时的痕迹与相关的“文物”，多少都有着后人一厢情愿的成分，就像“儿诞石”这似汉非汉、似和非和的“洋泾滨”表述方式一样，摆脱不了附会的痕迹。但郑成功与平户的关系绝非出自偶然，要了解郑成功，就必须从这里，从这个大时代，以及他父亲的故事说起。
自古以来，平户就扮演着日本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门户，但这门户却不一定平静。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引发许多风起云涌、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9世纪初，弘法大师空海以及众多“遣唐使”就是由平户附近出海远赴唐朝都城长安，掀起日本的仿唐风潮。10世纪后此区域由与日本天皇有血源关系的松浦家族统治。11世纪荣西法师由此东渡中国，将禅宗佛教传入日本。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挥军攻打日本，侵略了松浦家族的领地，松浦家借助“神风”与后来修筑的海滨防卫工事，两次击退来自中国的武装力量。
为了报复元朝的侵略，松浦家族的武士集团开始对朝鲜半岛沿海进行掠夺。因他们来自平户藩掌控的三个岛（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所以被朝鲜称为“三岛倭寇” 。后来，松浦家对朝鲜与中国沿海的侵扰逐渐演变为纯粹经济性的掠夺，对实施海禁的明朝中国沿海边防造成了颇大的威胁，中国因此沿用倭寇一词来称呼这股来自日本的外患。
在松浦史料博物馆外站着一座不足1米的铜像，那是一个改变平户与日本历史的中国人——中国沿海走私大户，徽州人王直。 王直在1542年来到平户，被藩主松浦隆信奉为上宾，他于是以平户为基地，从事日本——中国——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因暴利成为富商巨贾，也使平户摇身一变成了日本对外贸易的重镇。王直在平户自封为“徽王”，还率领日本浪人多次攻打中国沿海，在江浙闽粤地区烧杀掳掠，并要挟明朝廷开放海禁。1557年王直被浙江总督胡宗宪诱捕，两年后被处死。
王直在中国正史中是祸国殃民的倭寇首领，是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的主要对手之一，然而对平户以及整个日本来说，他却是带领他们进入大航海时代的领航者。
16世纪中，葡萄牙人为了寻找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之国，前来日本，在种子岛遇难，是王直将他们带到了平户，并在松浦隆信的热情接待下，开启了日本与欧洲（主要是葡萄牙及荷兰）的海上贸易。其中一条葡萄牙船上还搭载着前来远东传教的基督教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沙勿略，他藉此机会第一次将基督教传入了日本（一个月内，平户有200人因他改信基督教）。因此无论在经济或文化上，王直对日本都造成巨大的影响。
王直死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并未禁绝；后来海禁时而趋缓，更多中国商人逐利于东海与南海之上，有时，他们乘着商船与日本交通，与欧洲商人贸易。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这样来到日本的。
郑芝龙，号飞虹，小名一官，福建南安石井人（今福建泉州南安市石井镇）。他的生年难以考证，有些学者推测应在1595年。文献说他自幼“眉目清秀，气宇轩昂”，但又“性情荡逸，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后来因做了不容于父亲的事，逃离家乡，投奔在澳门经商的母舅。当时澳门是葡萄牙人与中国贸易的商港，郑一官在此有机会与葡人交往，能通葡语，并曾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还有个“尼古拉”的教名。
也许在1622年前后，年轻的郑一官因为押运舅舅的货物而坐上了平户华侨李旦的商船来到日本。抵达日本后，郑芝龙可能还到了骏府拜访了当时已退隐的德川第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告以外国情势。德川家康让他住在长崎，后来又迁往平户，成了松浦隆信藩主（与其祖同名）的入幕之宾。据日本文献的说法，他还在那里学习日本“图明流的双刀法”。
他在平户结识一位当地的少女并结成连理，这位女性的身份众说纷纭。她的父亲应该是来自中国泉州的冶金工匠翁昱皇，可能因为入赘到姓田川的家中，因此女儿从母姓，但在郑氏各个版本的族谱中，都将她记载为翁氏。有些说法认为田川小姐是被翁昱皇收养的，又有说是“长崎王女”，或说田川氏是松浦家的家臣。郑一官与田川小姐住在平户港南边的河内浦。
不平凡的郑成功就在平户乡间那如今看来平凡的海边诞生，并在有日本血统的母亲呵护下，度过了幼年时期。他或许与父亲一样，曾习得日本刀法，或许在平户种下了至少两棵树（各有后人立牌为志），家里或许还曾有过香炉与刻有郑氏二字的铜质印章（现存松浦史料博物馆）。他与母亲的关系应当十分密切，因为在他后来回到中国后，时常面对东方思念母亲而叹息不已。而他的父亲，这时刚刚开始自己的海上霸业，这份霸业也将是郑成功事业的基础。
郑芝龙海上兴霸业
就在郑成功出生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了台湾。有文献说，郑一官在这一时期与长崎的旅日华侨领袖、福建海澄人颜思齐过从甚密，并参与了颜思齐想要攻占长崎的武装行动，起事前行迹败露，于是与颜等同伙共28人逃往时为“海上荒岛”的台湾，以此为根据地从事海盗的行当，同时改名为郑芝龙。
有学者质疑颜思齐可能并无其人，此人其实是住在平户的海商泉州人李旦，郑是被李旦派往澎湖作荷兰人的通事。但无论郑芝龙依附的是颜思齐还是李旦，不久之后都因病身亡，他们留下的财产与人马，都被郑芝龙所接收。
1626年，郑芝龙开始步王直的后尘，大肆掠夺福建金门、厦门，以及广东靖海、甲子等地。当时中国东南沿海饥荒严重，“乡出草根树皮食尽。而揭竿为盗者，十室有五”。郑芝龙借此机会大幅扩张了他的势力。
但即使这时，也能看出郑芝龙并非一般的海盗，而是另有雄图。他约束手下“不许掳妇女、屠人民、纵火焚烧、榨艾稻谷”。在当时同安知县给福建巡抚的文书中说他“所到地方但令报水（即通风报信），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由此看来郑芝龙颇有劫富济贫的“义贼”风范。明廷此时在东南的军事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对郑芝龙束手无策，便想起招安的办法来。
1628年（崇祯元年）时郑芝龙已拥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他大破明军于金门、铜山（今福建东山），从此纵横海上，明军无人敢挡。不过到了九月，郑芝龙就接受了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率部众投降明朝，自己干了个“海防游击”的小武官。
郑芝龙为什么在具有如此优势的情形下受抚归降？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前副馆长何丙仲认为，这与崇祯元年的大旱有关。此时郑芝龙统驭的部众人口众多，吃饭成了大问题。因此郑芝龙受抚的主要条件便是其手下能“通行各处，庶使将士便于采买粮食”。
另一方面，从他过去的行为看来，郑芝龙恐怕从来没有仅仅当个海上大盗的打算。王直的前车之鉴对他有什么启发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当我们在平户参观松浦博物馆与平户城，看到松浦家族通过征战与通商而拥有的各种珍宝与财富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
郑芝龙到日本时可能仅18岁，他所见到的平户正值贸易最繁盛的时期，藩主松浦家族有倭寇背景，却享有封邑与丰厚的俸禄，以及“大名”（日本封建诸侯）之尊，并因经营商港而尽享繁荣。郑芝龙既屡出入松浦家，心中升起“有为者亦若是”的念头也在情理之中。那么，郑芝龙的受抚及日后的降清，与其说是见风转舵，随波逐流，会不会更是因为他真正的梦想是要建立一个像松浦家那样，既有诸侯之尊与封地之荣，又有通海之利的贸易王国呢？
“很有可能。”我在台湾的台南市遇见了松浦家的第41代家长松浦章，他这么回答。这位藩主的后代西服毕挺，两条眉毛向上挑起，显得威武挺拔，完全无法让人与倭寇产生联想。他解释，历代的松浦家都有些叛逆性格，对当时的德川家族其实不太瞧得起。“那个年代一切都没有秩序，是个像美国荒野西部一样的年代。”松浦用流利的英语说。他的意思是，在那样一个道德法则尚未确立的时代，一切都必须靠自己挣得。
郑芝龙确实对混乱时代的“丛林法则”掌握得非常精准，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他领兵打击其他海寇，官场上平步青云。尤其在他击溃企图控制台海贸易而进犯金门的荷兰人（1633年）并剿灭与其勾结的大盗刘香（1635年）后，海上势力归于一统，尽在郑芝龙掌握之中。福建巡抚表奏朝廷:“芝龙果建奇功，俘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郑芝龙于是官封福建总兵。
更重要的是，这位总兵大人自己掌握了海上贸易。“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 ”。 每条船郑家要收取“三千金”，郑芝龙每年收入可达千万金，富可敌国。除了海上贸易，他还投资于土地，以致“田园遍闽广”，甚至在台湾也有土地开垦。郑芝龙此时在安平（今福建安海）建起巨大的宅邸，占地138亩有余，船只可直通屋内。清代学者编有《安平郑府实录》，其中记载:“郑芝龙府第…… 此间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青榕拂檐，玉兰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凤尾高翘。”
在郑芝龙忙于扩张海上霸业的同时，他的儿子也已悄然长成。7岁时，他被父亲接回故乡居住，取名为森，延请名师教导。他也不负众望，15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取南安生员，19岁赴福州乡试，21岁时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南京太学读书，拜名儒钱谦益为师。在良好的儒家文化熏陶下，青年时代的郑成功已形成中国文人的正统价值观念，这与乃父完全不同，却正是郑芝龙一手培养出来的。
芝龙剃发降虏，成功焚衣从戎
此时的郑芝龙既荣且贵，要说他还有什么遗憾，大概就是还没有列土封侯，成为像松浦隆信那样的藩主吧。另一方面，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即将来临，对郑芝龙而言，也是新机会的开始。
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结束了明朝276年国祚。不久，清兵入关，中原成了女真族的天下。南方诸臣听闻噩耗，在争吵混乱中拥立了昏庸荒淫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弘光。郑芝龙在此时被封为南安伯。不过弘光元年才到五月就因清军攻破南京而覆亡了。闰六月，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黄道周，与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芝龙弟）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年号隆武。
其实郑芝龙对拥立一事是不情愿的。尽管郑芝龙被唐王封为平虏侯，不久又加封为定国公，但对他而言，这些封号其实颇为空洞，因为偏安一隅的唐王政权几乎完全仰赖郑芝龙个人的武力与财富来维系，而清军渡江后势如破竹，手段惨烈，眼看就要一统天下，隆武朝上则终日文臣武将内斗不休。精明如郑芝龙者，岂能不知大势之所归?
另一方面，郑芝龙一生漂泊海上，周旋于日本、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之间，他的价值观与讲究民族气节、国家大义的明代文人自然大异其趣。因此当郑芝龙同乡洪承畴等人来信招降，许以闽粤总督之职，他走向降清之路也就顺理成章。这样，他与信仰不同的儿子郑成功必然走上决裂一途。
据说郑成功自幼“风仪秀整，俶傥有大志”，读书不治章句，喜读《春秋》与《孙子兵法》，读书之余还舞剑骑射。11岁时，老师以“洒扫应对进退”为题，嘱其作文，郑成功写道:“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应对进退也。”让老师大为惊奇。
郑芝龙一日带成功晋见隆武帝。隆武见他仪表堂堂，谈吐不俗，甚为激赏， 说:“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当下赐姓朱，赐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赐尚方剑，仪同驸马。从此中外皆以“国姓爷”相称。1646年（隆武二年），隆武封成功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
郑成功对隆武的知遇之恩极为感念。终其一生他都始终只用“招讨大将军”名号行事，即便后来的永历帝封他为镇远侯、漳国公、延平王，他都未曾改变。但隆武所封的忠孝伯爵名对郑成功却是一种讽刺，因为此后郑成功再也挥不去忠孝不能两全的梦魇。
这一年清军攻克两浙，直逼八闽。郑芝龙在压力下勉强派兵出仙霞关，但以粮饷不济为由，出关三四里，虚晃一招就引兵而还。八月，隆武御驾亲征，却在汀州被俘驾崩。郑芝龙此时早以取饷为由，飘然海上。十一月十五日，郑芝龙不顾郑成功的再三哭谏，投降满清。
郑成功此时已听从叔父郑鸿逵之劝，遁走金门。郑芝龙来信要成功一并降清，成功回书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果然郑芝龙可能连闽粤总督的官印还未见着，就被满清贝勒博洛连夜挟持，送往北京。15年后，郑芝龙在北京伏诛，终究没有摆脱与王直一样的下场。郑芝龙剃发降清后，家人以为无需戒备，不料不久后，清军攻入安平，大肆掳掠，成功母田川氏（应在当年才自日本接至安平）也因此丧命。
关于她的死，再度众说纷纭。有些文献说她恐怕受辱，因此自缢，有些说她持剑自己刺腹而死、或投水自尽。最为戏剧化的说法出自黄宗羲，说她被凌辱而死，而悲恸欲绝的郑成功急忙赶回，“用彝（夷）法”剖开母亲腹部，将内脏洗涤干净，再置回体内加以安葬。哪一种说法为真，现已无从分辨，但从这些传说中，郑成功母子刚烈的性格已隐约可见。
据说，葬了母亲的郑成功带着自己的儒巾、青衫来到南安文庙焚烧，在孔子像前四拜，说:“昔为孺子，今为孤臣，相背去留，各有作用。谨谢儒服，庶先师昭鉴！”说罢，转身而去。从此郑成功弃文从武，从一介儒生摇身一变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他的军队也成为反清复明最具实力的一股力量。
起义军国姓战闽粤，据厦门将军成海商
我们在阴寒的冬天来到郑成功的故乡——福建泉州南安市石井镇。花岗岩的广泛分布，让这里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材生产及出口地。这个产业取代了传统的渔业与贸易，也剧烈地改变着这里的景观。从南安到安海，巨大的石材加工厂林立在公路旁，大货车卷起的飞沙走石弥漫着视野。从石井的码头现在可以直通金门，成为联系两岸间的少数口岸之一。四通八达的陆上交通早已取代了过去的中国帆船，让人难以想象当年舳舻塞海的景象了。但300多年前，闽南地区崎岖的地形是它最佳的天险，只有能驾驭船只漂泊海上的人，才能控制这片土地。
郑芝龙打算降清前，曾将郑成功召来商议，成功分析:“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然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商，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这段话虽未被其父采纳，却是他自己复兴大业的基本战略。
23岁的郑成功带领父亲旧部90多人，往广东南澳招兵。在他高举的义旗号召下，数月内已有数千人响应。1647年（隆武二年），成功在烈屿（今小金门）大会文武群臣，用“明忠孝伯招讨大将军印”移文天下，自称“罪臣国姓勤王”，檄文中说:“本藩乃明朝之臣子，缟素应然；实中兴之将佐，披肝无地。冀诸英杰，共伸大义。”从此在闽粤沿海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南征北讨。
从1647起兵到1653年与清朝议和而暂时休兵的六年之间，郑成功曾与清廷进行了大小20多次的战役，双方互有胜负。战场主要在泉州到潮州的沿海地区。从这一系列的战役里，郑成功本人的性格特点也鲜明地浮现出来:他勇于决断，心思缜密，能在紧要关头做出困难的抉择，并且不惜大义灭亲。
起兵之初的三四年间，郑成功致力于建立根据地。因为郑芝龙降清后，沿海势力落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各方势力便割据一方。郑成功以老家安平为根据地，以鼓浪屿为训练水师及造船的基地，在鼓浪屿至海澄一带漂泊练兵。
为抢占地盘，他首先攻打福清、海澄，又与叔父郑鸿逵进兵泉州，但都失利而还。1648年郑成功终于打了一场胜仗，攻克了同安。但是据有同安仅半年，又被清军攻占，清军报复性屠城，杀了5万多人。
尽管初期胜仗不多，但郑成功义师勤王的号召力与日俱增，军力不断成长，粮食开始成为重要问题。郑军主要控制的泉州漳州一带，粮米产出有限，郑军须得常常四处搜刮食粮。永历二年又闹饥荒，“斗米千钱”。郑成功大约迫于无奈，竟然在隔年出兵攻打自己人。
1649年，改奉永历帝年号的郑成功出兵广东潮阳，想一并攻占粮米充足的潮州。潮州当时由郝尚久驻守，虽然态度暧昧，但也遵奉永历帝。郑成功攻打他，郝尚久便叛变降清，联合清军击败郑成功，潮州又落入清方手中。为恢复基地，郑成功还必须与家族内的长辈竞争，甚至兵戎相见。厦门本来是郑芝龙经营海上贸易的主要基地。他降清以后，厦门为成功的族兄郑联、郑彩盘踞，也掌控了由郑芝龙过去经营的洋船贸易。据说二人暴虐无道，人民不堪其苦。这就给了郑成功出师的藉口，他趁郑彩出航时，拜访郑联，假借与其饮宴，在酒酣耳热之际胁迫郑联交出兵权，而后令人将之杀害，隐匿其尸，兼并其部众。从此控制了厦门，作为反清大业的根据地。后来郑彩也主动将兵马船只解付给郑成功。
另一次大义灭亲的情况发生在1651年。当时郑成功应永历帝之命，出兵广东勤王。清军将领觊觎郑家财物，趁其后防空虚偷袭厦门，郑成功的亲叔父郑芝豹被迫出船协助清军渡海，而负责防守厦门的另一叔父郑芝莞见大军来袭，水师还未败战就携细软弃岛入海，造成郑军损失巨大，仅黄金就被夺90万两。郑成功回来后闻知大怒，请出隆武所赐尚方剑，将郑芝莞斩首示众，于是“诸将股■，兵势复振”。他对派去救援但又纵放敌人的叔父郑鸿逵也不能谅解，禁止诸将去见鸿逵。鸿逵亦深感歉疚，此后隐居白沙，不问恢复之事。
郑成功据有金厦后，不再有人能挑战他在东南沿海反清势力中的领袖地位，各方义军归者愈来愈多，所统兵将已达6万多人，基本完成了对沿海各股势力的整合，终于可以开始“大开海道，兴贩各商”、“选将练兵，号召天下”了。
郑氏父子都曾经以厦门作为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那些往来东、西洋的商船在厦门缴纳税金。郑芝龙与后来的郑成功控制的船只数以千计，贸易规模极为巨大，他们如何管理庞大的商业船队与贸易组织，是史家开始关注的新课题。对于郑成功的商业组织结构，史料则有粗略的记载。
郑成功从郑联、郑彩手中取得厦门后，在厦门及其附近设仁、义、礼、智、信海路五行，从事通洋贸易。在陆路方面，他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设金、木、水、火、土山路五行。二者统称“五商”，陆路五商负责采购苏杭细软及中药材，海路五商则负责将物资出口。他以厦门为中心，把舶来洋货配发陆路五商销售内地，把陆路五商采购的细软交东洋船运往日本，台湾，菲律宾等地，西洋船航行安南、暹罗、印尼等国。又设“裕国库”和“利民库”，负责核算东西二洋的船本利息，以及“五商”各行出入的银两。
郑成功平均每年投入海外贸易的商船有四五十艘。他在1652年修书与日本通商，当年遣派59条商船到达日本长崎。将日本及中国货物卖到其他海外地区，包括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
此外郑成功延续父亲的海上抽税制度，每船依照大小或所载货物，收取一定金额的税金,称之为“牌饷”。持有“石井郑府”牌记的船舶，不仅在本国具有通行效力，而且可以通往东西洋。
靠着海上贸易与牌饷所得，郑成功才足以支撑庞大的军费。所以，郑成功曾在回答父亲的招降信中说:“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而清初郁永河评郑成功说:“成功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万余，甲胃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这也说明，郑成功不仅仅是能用兵的武将，同时也继承父业，是一名出色的国际贸易商人。
围漳州，据海澄
“郑成功？我们这里的老人家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在海澄的一位年轻人热情地告诉我们。我们追访之后又意外地发现了民族英雄的另一张面孔。海澄古称月港，位在九龙江出海口，与鼓浪屿隔海相望。在明代海禁时期，此处走私猖獗，隆庆元年取消海禁，只开放月港让中国船舶出海赴国外贸易，它于是一跃成为名闻中外的繁荣商港，但65年后又迅速没落，被厦门所取代。
在海澄著名的城隍庙，管理会主任许中道还记得古老相传的故事。他说，郑成功曾围困海澄，城内大饥，便想出欺敌之计。他们将蟹壳翻过来，盛装一些米糠，由水渠流放出去。“郑军看到，以为城里还有很多粮食，就退兵了。”据说饥饿难耐的城里人出城后狼吞虎咽，或许因为喝的水有问题，竟大批地死了。由于死者过多，只好统一掩埋，立碑为志。现在的海澄市区路旁还有个“同归所”的石碑，虽是新立，并因道路拓宽移动了位置，但故事相传至今。
史料上确实有郑成功“围海澄”的记载，仅寥寥数语。倒是对他在距离海澄不远的漳州围城一事大加书写，说他在1652年围漳州城半年多，“城中食尽，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余万人”。（不过据考证，当时漳州人口顶多数万，记载可能有误。）但至少说明，郑成功在战争中完全能够心狠手辣地对待敌人。
郑成功攻不下漳州，于是退守海澄，将 此地打造为郑军屯放辎重的要镇。他征调当地百姓，将“旧有王都土城，连而为一，并筑短墙，安大小铳三千余号，周围环以港水，外通舟楫，内积米谷军器……以为长守之计”。
1653年，衔命征剿郑成功的平南将军金砺奏请增兵，率大军来袭，以数百门大小铳炮日夜轰击海澄城，“无瞬息间断”。郑军突围不成，只能坐着挨打，死伤甚众。城墙被轰垮丈余，成功亲自领兵堆石。危急之时，郑成功将自己的招讨大将军印作为悬赏报酬，并亲自督战，又埋藏炸药，诱敌深入后引爆，最后终于大败清军，金砺只勉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那么，为什么在海澄人的记忆里，郑成功不是海澄的守护者而是侵略者？也许后人把国姓爷之子郑经（曾围海澄83日）的账错计在父亲头上；也许郑成功围困海澄确实颇为惨烈，只是史书不载。更可能是对于当地百姓而言，国姓爷就是与战争、饥饿脱不了关系。其实不仅是海澄，在漳州、潮州一带，民间似乎对这位国姓爷都没有太美好的记忆。
但另一方面，在海澄之战，郑成功身先士卒，赏罚分明的作风，也让他建立了威信，原本散布东南沿海的草莽势力，逐渐收归于国姓爷的手中，让他成为清朝不可小看的武装力量。
顺治招抚费周章，成功议和赢先机
1652年，郑成功一连打了几场胜仗，给予满清重大威胁。清廷于是改变战略，采取招抚的手法，并由顺治皇帝亲自主导。郑成功则采取“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的对策。
或许因为他这出戏演得太过逼真，使得后世史家对他产生了不少质疑，对郑成功的历史评价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在清朝挟父逼子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郑成功狡狯的一面，也能体会郑成功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
顺治首先给郑氏父子加官晋爵，在1653年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封郑成功为爵位更高一级的海澄公。同时将私自偷袭厦门的官员加以处置。为表诚意，还从福建撤回大军。
满清同时使郑芝龙写信劝降，不料郑成功却回给父亲一封义正词严的信，文中戳穿满清挟父逼子的伎俩，大骂当年清朝对父亲不守信用，为父亲目前的待遇叫屈。再而指责清兵偷袭厦门之罪，又夸口自己兵粮充裕，屡克清军。接着他突然话锋一转，说清朝应该干脆给他三省之地，那么他不但能为清朝戍守沿海疆土，还能有余裕上税给朝廷。
另一方面，郑成功知道满清皇帝既有议和之念，地方守将便有所顾忌，他于是趁机出兵福建各地征粮，得饷金20万，米粮5万多石，比隆武朝廷过去在闽征税的总和还多。
1654年，顺治又加封他靖海将军官衔，许诺他泉、漳、惠、潮四府之地，这已经比郑成功过去真正能控制的地域都大了。顺治让他保有自己的兵马，发给粮饷，且属下文官武将均由他斟酌任用，而“海上的盗匪，有机会你就讨伐一下吧”。给予的条件可说是极为诱人了。
但郑成功退还了皇帝给予的敕书与印玺，只是坚持要浙、闽、粤三省之地。由于皇帝特使往返于北京与闽南，路程至少两个月，郑成功便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在对方土地取粮，甚至进行武装骚扰，以表现强硬的态度，可能也借此证明自己有能力以武力夺取三省。
他让张名振（属鲁王旧部，应不属于郑成功直接管辖）、陈辉在1653秋至1654年春进攻长江口，张名振甚至一度占有崇明岛。在议和期间，郑成功还联系当时在云贵的永历朝廷，邀请永历的主要大将李定国从西南出兵，对清朝首尾夹击。
这时清朝的官员已看出郑成功的用心，警告皇帝说郑成功“心雄胆大，明明要挟。虽然归顺，实怀二心。”顺治在1654年旧历八月三度饬谕郑成功，派遣特使，南下招抚。清廷同时也征调大军到福建备战，摆出抚剿并施的姿态。
这次郑成功态度更加倨傲，不愿派人谈判，只写了个便条让来使带回，要求顺治的特使到安平相见。特使无奈到了安平，却看见郑成功的大军“列营数十里，旗帜飞扬，盔甲鲜明，密布锹藜鹿角，设伏据隘，好似铁桶”。见面后双方又为先剃发还是先开诏闹得不欢而散，两位特使不告而别，返回泉州。
与此同时，郑芝龙又派了成功的胞弟郑世恩前来游说。兄弟相见，郑成功终于真情流露。郑世恩声泪俱下，说如果成功再不受抚，恐怕在北京的父亲一家老小性命不保。但郑成功表明:我一日不受诏，父亲就一日能在北京荣华富贵，我一旦剃发受诏，那父子下场都难说了。
郑成功在这次议和后给父亲写信，信中说:“和议实非初心。不意清朝以海澄公一府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又不得已接诏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众固圉善后之计。……在清朝罗人才以巩封疆，当不吝土地；在儿安兵将以绥民生，当必藉土地。……天下间岂有未受地而遂称臣者乎？天下间岂有未称臣而轻剃发者乎？……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最后他又说，“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在给弟弟的信中，则说得更加坦白决绝:“兄之忠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足以动吾心，即斧钺相加，亦不可少移吾志。何哉？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话既至此，郑成功与清廷的谈和也宣告破灭。但郑成功借由和谈，已争取了两年的休息与准备。趁着清使回京，郑成功主动出击，先取漳州，得饷100万两，接着攻克同安、南安、惠安等地。1655年，他再攻下仙游，士气大振。
后世史家常常争辩郑成功在1654、1655年间与清廷的谈判，究竟是不是真心想邀地求和。知道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的，恐怕只有郑成功自己。但郑成功熟知兵不厌诈之理，擅长声东击西之计，却是十分明白。无论如何，郑成功从未接受清朝提出的优渥条件，在议和当中，保持着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位，并始终采取主动，在其中得到了很大的利益。此后，双方虽然继续书信往来，但已是唇枪舌剑，几至撕破脸的地步。满清于是将郑芝龙监禁，将后来降清的郑芝豹流放到宁古塔，并且派遣世子济度再次兴兵南下，准备与郑成功决一死战了。
来源：华夏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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