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发布时间：2009-1-28 9:00:45
新教伦理使慈善形成传统 社会制度鼓励企业家行善风气 顶级富豪引领回馈概念。
美国的企业家传统和慈善家传统是同一社会传统的两个侧面。有了保障企业家传统的社会，才可能产生和保障慈善家传统。一个社会是否有和谐的劳资关系、企业家能否对社会起良性推动的作用，是检验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建立严格的法治社会、在立法机构劳资双方都有充分发言权，当是一个起点。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企业家基金会也正在成长中。
在《财富》杂志蝉联世界首富13年，如今排位世界第三富的比尔·盖茨，终于离开他创建了33年的微软公司。2008年7 月1日开始，他把自己80%的时间用在他和夫人1994年创建的盖茨基金会，而只花20%的时间在微软工作。比尔·盖茨在退休的同时宣布，将把自己现在拥有的580亿美元财产，悉数转给盖茨基金会，而不会留给他们的孩子。
有人从美国一代代企业家办慈善的传统，提到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不是美国人在新教精神鼓舞下，习惯于拼命挣钱之后再把挣来的钱捐出去，是不是有一种制度上的因素在形成这样的社会风气。人们总想为这样一批企业巨子的行为找出一些理论来。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四川民众踊跃捐款赈灾中，出现了舆论对企业家捐款苛求的情况，捐款多少被排队，捐少了的被指责，没捐的企业甚至有产品被“抵制”的危险。这样远距离的对比，还是很有意思。
社会制度首先要鼓励企业家积极进取
美国从北美殖民地开始确实就是一个以新教为主导的国家，可是把这些全部都归于新教伦理，却好像玄了点。相对欧洲，美国当年显然是个后发后进国家，论发展，当时欧洲大国都走在美国前面。英国曾经不容许任何纺织技术出口美国，就像今天的高精尖军事机密一样。北美的开创仰仗着一批批源源不断、特别不能满足现状、积极进取的移民。可是，仍然需要一种社会制度给这些人一个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和保障。相比之下，虽然中国是儒家伦理，可是中国在上世纪初开放之后，也有过企业家在西方影响下被刺激起来积极开创的阶段，只是这样的社会条件后来被中断了。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过于动荡，缺乏鼓励企业开创精神的稳定制度保障。
对美国来说，非常巧，1776年美国诞生的那年，也恰是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那一年。这本被称作与《独立宣言》媲美的经济宣言，特别注意到了美洲殖民地引发的经济活力。亚当·斯密超越了财产是储存金银的古代概念，把财富看作一个运作中的过程。他看到那个乡巴佬的美国充满创造财富的勃勃生机，因而提议英国根据对美洲的征税比例，给出议会议席，组成一个英美联邦制。他的书写了12年才出版。不知假如早一步问世，大英帝国会不会采纳他的方案，因为这就是美国起事独立的原因。总结起来，就是给国家纳税、创造财富的那些人，你必须给他们“议席”，也就是要能够参与政治和经济的立法。
必须看到，企业的创办发展不仅是追求金钱财富。创造冲动是人的本能，创造企业、建立一个生产帝国、挑战自己的能力，是人的本性，却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能力。社会要做的，是要给出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留出这个空间，企业奇迹会自己发生。亚当·斯密生活在时代变迁的交界处，那是给现代企业一个推动的时代。他在理论上提出政府不干预经济，向大家展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在那一年建立的美国，可谓生逢其时。
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必然进入“现代”，人性是最重要的推动机制，“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今天看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许多国家却曾经长时间去走另一条道路，人为抑制企业家发展，也就是抑制了国富民富的机会，待回头已经晚了一大步。美国难能可贵的是，200多年一以贯之地持续一个鼓励创造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像欧洲那样，常常端着自己的饭碗就寻思邻国的锅，无谓争打而最终消耗自己。 20世纪初，美国的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英、德、法的总和。美国的环境造就了庞大的企业家队伍，虽然他们大多数只是中小企业的主人。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比尔·盖茨，只是无数美国企业家中间的几个。
企业行为和企业家的慈善活动是两回事
美国著名大企业家兼任的慈善活动家们，常常遇到社会批评，称他们是“矛盾”的，人们对他们在企业行为中的“自私”、“抠门”乃至“残忍”，和慈善活动中的慷慨，感到矛盾和困惑。外人常常不理解，这完全可能是平行的两回事。
在进入现代工业之后，企业真的有可能成为“帝国”，如洛克菲勒的石油公司，福特的汽车公司、卡内基的钢铁公司，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当然也在其内。在这些“帝国”建立起来之后，企业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行为性格。在企业运作过程中，企业家必须面对严酷的竞争，应对各种条件的变化，企业会自然而然寻求垄断、追求降低成本等等。立法尚不健全时，这些行为可能是非常糟糕的。
企业走向现代，“现代病”就开始发作，有尖锐劳资冲突、企业间的垄断吞并和破产带来社会动荡。这曾经是一个社会摸索的过程，也是法律对企业逐渐建立规范的过程。在规范没有完善，政府、社会和企业还在协调之中的时候，各方必然发生冲突，整个社会是非常痛苦的，企业家也有一番特别的挣扎。当然，为了利润，同时也为了企业生存、为了企业发展的雄心，企业家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之后，可能多半身不由己。最初的企业家和后来的慈善家身份并存，却是不同身份循着不同逻辑在行事。
美国最著名的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13 岁随家人移民美国，白天做童工，晚上读夜校。14岁就在电报公司做信差。凭着勤奋机灵和运气，更生逢其时其地，在一个充满机会和鼓励创造力的国度步步晋升，参与投资，28岁到欧洲考察，在伦敦钢铁研究所买下了专利，随后开办了供产销一体化的现代钢铁公司。
19世纪末，卡内基庞大的钢铁企业集团建立起来之后，他不仅逐步垄断，也和劳工组织发生了激烈冲突。1882 年卡内基的霍姆斯丹工厂劳工冲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劳工冲突之一。当时，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实力已经很大，积累雄厚的运作资金，成功地在几年前通过罢工，迫使卡内基钢铁公司在霍姆斯丹的工厂签下附带58页附件的制约企业一方的条约。这使得管理该厂的经理福立克和钢铁公司老板卡内基都觉得压力增大。增加成本当然不利企业竞争，在工厂和工会的前一个条约期满、要签署新约的时候，福立克和卡内基都希望利用这个机会翻盘、打击工会。厂方有备而来（备足库存应付停工），提出减薪方案，并且宣布，若和工会在一定期限内谈不成新契约，工厂就停工。随后是谈判破裂，工厂停工和工人罢工交织。冲突逐步升级，对抗持续 143天，工会领导的工人占领霍姆斯丹镇，双方互相封锁工厂。在冲突的高潮之前，卡内基离开美国去了苏格兰老家，给自己留下最后调解双方的中立位置。但经理福立克当时的许多决定当然都得到卡内基的支持。
于是，厂方封锁工厂，不让工会占领工厂，工会则在外面再包围封锁，不让新招聘的工人进去替代工会的工人工作。福立克最后决定聘用300名美国著名的平克顿保安侦探公司雇员，从纽约和芝加哥赶来，护卫新工人进厂工作。工会和平克顿都有武器，在混乱中没有人知道谁先开枪，最后造成10人（7名工人、3名保安人员）死亡，几百人受伤。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劳资冲突之一。平克顿保安人员很快希望投降和撤退，在得到工会安全承诺之后，保安人员投降。投降后，工会却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投降后的保安数人被工人殴打昏迷。新闻媒体最初几乎是一边倒同情工会（工会占领这个小镇后，也不给持其他立场的记者发记者证），此刻开始转而批评工会。最终，州长派出两个旅的州民兵接管并戒严，保护工厂由非工会的新工人开工。此事件震动美国，那是美国劳资关系紧张、激进思潮激荡的年代，一名与事件毫不相干的外地无政府主义者，突然冲进福立克办公室，对他开了两枪还捅了两刀。这一突发事件反而导致工会人心溃散，草草收场。整个运动使得该工会几近破产，一蹶不振。此后几年，全美罢工浪潮此起彼伏，非常动荡，而此后的40年里，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工厂几乎都没有工会生存的空间。
除劳资纠纷，垄断也很自然会发生。100年前，经济集中化涉及所有工业领域，洛克菲勒的石油公司就曾经因为控制了美国石油业的90%，而在1911年被最高法院判为垄断企业而下令拆散。今天的微软公司也曾涉及几个和垄断相关的案件。
所以，认为在某一个宗教伦理支配之下，不论是富人或是穷人就可以完全避免自己的弱点，是没有依据的。不论比尔 ·盖茨的善举多么慷慨，在挣得580亿美元个人资产之后，他会决定把它完全投入慈善事业。可是，千万不要以为，没有法律规范，他的微软公司有垄断的机会就会放弃垄断，这完全是两回事，甚至是并不矛盾的两回事。今天的美国企业家不必再经历尖锐的劳资冲突，那是因为社会进步了。
必须通过法律来保障社会和谐
企业家和劳工组织都需要法律制约。现代工业发展后，政府绝对不干预已经不再可能。这种干预有反垄断（1776 年的亚当·斯密也提到了反对垄断），有对劳资关系的介入，也有政府对整个市场的调节，凯恩斯等有政府干预的现代经济学开始大行其道，上世纪初经济大萧条中的民众疾苦是现代经济学的催生婆。社会不能完全把民众福利交给私人企业，“不干预也不帮助”。政府有它对经济和社会的职责。例如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有了 “公共事业振兴署法”，政府耗费110亿美元，使800万人就业，而这些就业者养活了3000万人。
这是文明发展中的摸索。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摸错方向或者走过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头，听上去是好事情，不用富人慈善，国家力量来均贫富。可是干预过头，国家对经济和企业的控制力度太大，常常是富不富而贫愈贫。那么，这条界限划在哪里？对美国来说，即便在现代经济理论下，一直被归在古典经济理论中的亚当·斯密从未失效，就是政府干预不能影响更不能扼杀个人创造力和企业创造力。否则劳资双方都没有饭吃。这就是劳动法必须非常谨慎的原因。
美国的劳资冲突最后还是依靠一系列非常小心的法律来解决。在建立保护劳工的立法时，不损害企业的活力，而劳工组织业必须在法律的规范内行事，使之不至于走向黑道组织。在美国的工会发展史上，这样的情况是发生过的。因为劳工组织最后也掌握大量资金和投资，能够左右政治，美国劳工组织之间也曾经发生火拼。今天美国工会的式微，并不是企业家过强，而是劳工权益通过立法保障，就没有必要动辄以罢工、冲突的方式保障自己。在立法机构，既有劳工代表也有企业家代表，劳资关系逐渐理顺。双方理解他们理所当然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同时他们也共同理解，企业活力是经济的支柱，劳工福利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在劳工福利得到保障、劳资和平共处之下，不再充满仇恨，社会对企业家的敌意消失了，承认经营是一种特殊能力，承认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企业家得到了合理尊重。虽然大企业天天要接到无数要求捐款的申请，逼捐的事情却不会发生。大家理解企业的特殊性，它的帝国可能是依靠银行贷款在运作，企业家有竞争的巨大压力，什么时候能捐出多少，必须由他自己判断，更何况这是一个私有财产得到尊重的社会。
善举是文明进步的必然
在一个法治秩序之下，在社会走向富裕和不同阶层良性互动之下，文明更容易推进。先富裕起来的社会上层，自然开始有人反思，超越自身的利益，把目光投向社会劳苦大众，甚至超越国界。愿意以自己多余的私产帮助贫困，是很自然的人类天性。企业家获得巨富之后，在他们中间最终产生对财富本身的思考，是很正常的事情。而鼓励向善的宗教是其中一个有力推动力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经具备了产生这样思考的条件。
洛克菲勒是美国第一位10亿财产的首富和全球首富，是人类近代史上的首富，也是个虔诚的北浸礼会教友。洛克菲勒在人生的后40年致力于慈善事业，最后通过几个由专家运作的基金会把他大部分的财富回馈社会。
卡内基当时的个人财产据说换算到现在的美元价值，是比尔·盖茨的好几倍。1890年，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宣布：“我不再努力挣更多的财富。”他还认为，“富人若不能运用他聚敛财富的才能，在生前将其财富为社会谋福利，那么死了也不光彩。”1901年，他引退后的第一年，他首先拿出500万美元为炼钢工人设立了救济和养老基金，办大学，并且持续了16年办了3500座图书馆。卡内基设立多项基金，并设立 “卡内基国际和平财团”，资助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人们。
在一个得到尊重的位置上，有了财富盈余之后，也就更有慈善的愿望。比尔·盖茨开始他的慈善事业，只是社会贫弱中的某一个点，触动了他的良知，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有人需要帮助，你具备这个能力。
美国的基金会主要涵盖公共事业，几乎成为一个固定模式。洛克菲勒曾斥巨资提升黑人教育。洛克菲勒研究所为北美的医学研究作出贡献，包括根除十二指肠寄生虫和黄热病，以及帮助对抗生素的发现。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他的财产在1964年超过40亿美元。资助范围是全方位的，教育、经济发展、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等等。比尔·盖茨基金会也是注重卫生和教育领域。
美国的企业家传统和慈善家传统是同一社会传统的两个侧面。有了保障企业家传统的社会，才可能产生和保障慈善家传统。一个社会是否有和谐的劳资关系、企业家能否对社会起良性推动的作用，是检验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建立严格的法治社会、在立法机构劳资双方都有充分发言权，当是一个起点。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企业家基金会也正在成长中。
来源：中国企业新闻网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