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希望工程
2013年03月11日
不久前，贵州凯里希望小学使用一年半变垃圾站事件引起社会关注。
希望小学被闲置早已不是新鲜事儿。从1990年中国大约25％的城镇化率到现在已经超过50％的城镇化率，背后是数亿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在农村建校需求日益减少的今天，希望工程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学校建成两年即闲置
现在，这片白墙红瓦的教室依然洁净如新，教室前空地上的杂草显示这已经是一所没有学生的学校了。
2012年3月，位于黑龙江双鸭山市太保镇的斗山希望小学，因生源减少被撤并，距离学校建成仅两年。
现在，这片白墙红瓦的教室依然洁净如新，教室前空地上的杂草显示这已经是一所没有学生的学校了。
斗山希望小学前身是太保镇四合村小学，由于处于采煤塌陷区，校舍渐成危房。
2008年，太保镇政府向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申请重新选址兴建校舍。2010年3月，学校由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投资22.5万元建成使用。
随着教育资源向中心校集中，相比于无食宿条件的斗山希望小学，家长们更愿意把孩子送进中心校读书。
斗山希望小学生源大量流失，到2011年底，仅剩23名学生还在本校就读。
2012年3月，斗山希望小学并入太保镇中心学校。
当地政府对该校评估资产后公开拍卖，并将捐赠人捐赠的22.5万返回黑龙江青基会，用于其他希望小学的选址建设。
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共建有702所希望小学，约有20%左右的学校被撤并。
不过，在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看来，偏远地区对希望小学的需求仍然很大，这也让捐赠人会继续选择捐建希望小学。
撤点并校影响布局
“学生最多时曾达120多人。但由于不少父母到镇上的矿区打工，再加上村民搬迁，最后只剩三四十个学生。”
同样因生源减少遭撤并的，还有云南昆明市东川区槽子街村的云电希望小学。
据曾到当地探访的时代周报记者郭丽萍介绍，云电集团是槽子街村对口的扶贫单位。2006年，云电集团决定为槽子街村援建新校舍。
适逢“撤点并校”“集中办校”浪潮，“东川区教育局的人说，他们曾建议云电集团不要建这个学校，将资金用在中心学校上，但云电集团没有同意。”郭丽萍说。
最终，由云电集团捐资40万政府配套20多万，建起学校。
“学生最多时达120多人。但由于不少父母到镇上打工再加上搬迁，最后只剩三四十个学生。”郭丽萍说。
2009年，云电希望小学成为撤并对象。
得知情况后，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展开调查，发现云电希望小学并不是“希望工程”经手援建的学校，而是扶贫单位直接与当地合资建的爱心小学。
“有的捐赠者看哪个地方需要就在哪建校，也叫希望小学，我们有商标注册，干预吧，捐赠者是好心，不干预，又做得很随意不规范，会出现很多问题。”云南省青基会秘书长助理倪志伟说。
郭丽萍说，云电希望小学撤并后，许多孩子要徒步很远去上学。
闲置凸显规划问题
2001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2001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
十年来，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
究其原因，涂猛认为，人口出生率下降，农村劳动力带着子女进城务工等都会导致生源减少，另外，也不排除地方政府在甩包袱。
这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观点不谋而合，“农民工子女流入城市，要靠流入地政府投入资金解决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增大了教育经费的压力。而流出地流出的生源越多，教育经费压力就越小。”
但对希望小学的闲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指出了另一个原因：“捐学校看得见摸得着，软件看不见摸不着，不知道钱用在哪里，捐助者不愿捐。这就会让公益组织在建设时考虑不够长远，导致希望小学在某些地方供大于求。”
“只要有人给钱了，究竟该不该建、怎么建、谁来管理，没人管，在中西部地区大量存在希望小学闲置情况。”熊丙奇认为，希望小学的规划布局不够合理。
建打工子弟学校筹募遇冷
“如果我们推出一个贫困山区的小孩，就会有很多人来捐赠，但我们推出一个城里的小孩，却没什么人响应。”
导致希望小学闲置的原因很多，但农民带着子女进城务工，是重要原因之一。
公益力量是否可以复制希望工程模式，在城市里建学校解决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
倪志伟想到南都公益基金会针对打工子弟的“新公民计划”，“我们在社会上也有些通道，很希望这个项目在云南能够落地。”
2010年，云南省青基会决定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就新公民项目开展合作，推出了为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的新公民希望学校项目。项目规定，捐资50万即可建一所新公民希望学校。
让倪志伟没想到的是，项目推出三年，不仅没人资助甚至连咨询的人都很少。
究其原因，倪志伟认为，一方面是资金投入较大，让公众和企业捐50万，要有眼光；另一方面，大部分捐助者更关注农村等贫困地区。
“如果我们推出一个贫困山区的小孩，就会有很多人来捐赠，但我们推出一个城里的小孩，爸爸妈妈是卖菜的，却没什么人响应。”倪志伟说。
没有资金就没有办法开展，但云南青基会还是决定将项目持续做下去。
“只要真有人愿意捐赠，即使遇到这些问题，也会有解决的办法”，倪志伟说，方法总比困难多。
希望工程不进城
涂猛认为城里并不缺学校，“希望工程”瞄准的是农民的后代，“希望工程不进城”是最初确定的原则。
涂猛表示，“希望工程不进城”是最初确定的原则，“希望工程”瞄准的是农民后代，不应在城里建小学。
涂猛认为城里并不缺学校，而是如何让农民工子女公平地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资源。
2004年，中国青基会在全国27个城市推出了“希望工程助学进城”项目，给农民工子女发放助学金，项目持续了四五年。“现在，很多城里的学校已经向农民工的孩子敞开大门，这方面的情况有所缓解”，涂猛说。
目前，青基会在北京做试点，关注打工子弟城市融入问题，派驻社工对孩子的学习、生活进行干预和支持。
而对于硬件投入，涂猛始终不认为公益组织建学校是有效的办法，“核心就是成本太高，建好之后谁来经营和管理，还要解决师资和运转的问题，中国现行的体制还是政府办教育，应该由政府来做制度安排，同城待遇。”
不仅青基会，其他公益组织对做城市中的打工子女教育工作也觉得有较大困难。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项目管理部副部长王轶凡也坦言，受资源、政策等条件限制，还无法覆盖打工子弟学校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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